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1
1政治制度稳定指数
政治制度稳定指数由丹·哈恩德尔（DanHaendel）、杰罗尔德·维斯特（Ger?鄄aldT.West）以及罗伯特·米都（RobertG.Meadow）提出，旨在为政治风险提供一个定量分析框架。它由三个分指数组成：国家的社会经济特征指数、社会冲突指数和政府干预指数，其中社会冲突指数有三个分量：社会不安定指数、国内暴乱指数和统治危机指数。这些指数分别根据各类共15项指标测定，
计算时可从年鉴、政府文件和政治资料等出版物中获得。与其他方法相比，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方法的优点是利用客观数据而不是主观判定资料作为衡量风险的指标，包含的因素也较全面。主要缺点是没在政治制度稳定性指数与各个风险变量之间建立联系，因而不能说明制度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与跨国经营或投资风险的关系。也就是没有指出衡量了政治制度风险之后应该做什么以及投资决策者如何利用所评估的结论。
2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
此模型由霍华德·约翰逊（HowardC.Johnson）提出。其基本前提是，政治风险(没收)是该国失衡发展与该国实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一个国家失衡发展的因素来自五个方面：政治发展、社会成就、技术进步、资源丰度和国内秩序。失衡发展来自它们相互之间进步程度的差异性和非持续性。而国家实力表现为该国经济、军事与外交关系的结合。这一模型将世界各国依其实力与平衡发展状况分为四类：失衡强大国家、平衡强大国家、失衡弱小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四类国家中，发生没收的概率最低的为平衡强大国家和平衡弱小国家，而失衡弱小国家存在中度没收概率，失衡强大国家没收的相对概率最高。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非均衡发展。
3国家征收倾向模型
此模型由哈罗德·克鲁德森（HaroldKnudsen）拉丁美洲国家样本统计分析资料提出。其涵义是：一个国家的挫折水平和大量外国投资的相互作用能解释该国没收倾向。而一国的挫折水平形成于该国的抱负水平、福利水平和期望水平，这些水平假定为代表一国生态结构。当一个国家的福利或经济预期低于抱负水平时，该国的挫折水平就高，若此时有大量的外国投资涌入，那么这些外国投资就可能成为国家挫折的替罪羊而遭没收。在此模型中，与政治不稳定相当的变量因素是国家挫折水平。
上述两种模型虽容易理解（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和国家征收倾向模型），但比较主观、片面及缺乏可操作性，失衡发展与国家实力模型只是一种理论推导，不便于判断失衡发展的程度。国家征收倾向模型的统计资料来源于拉美，不具全面性。
4政治风险指数
美国BERI公司定期在《经营环境风险资料》上公布世界各国的政治风险指数，动态考察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后和10年后的情况。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以国际企业的角度评分，汇总各因素的评分即得该国政治风险指数。予以评估的因素有3类10项：
评分采用百分制，70分以上为低风险，表示政治变化不会严重影响企业，也不会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55-69分为中度风险，表明己发生对企业严重不利的政治变化，某些动乱将要发生；40-54分为高风险，表明已存在或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严重影响企业的政治发展态势，正周期性地出现重大社会政治动乱；39分以下为极度风险，表明政治条件严重限制企业经营，财产损失可能出现，已不能接受为投资的国家。
另外，美国纽约国际报告集团制定的ICRC—国家风险国际指南也较为实用。该指标体系每月公布一次，其构成因素及各自权重如下所示，
ICRC=0.5*政治指标+0.25*金融指标+0.25*经济综合指数
其中：政治指标包括领导权，法律，社会秩序传统……官僚化程度等13个指标。
金融指标包括：外汇管制，停止偿付，融资条件，政府撕毁合同等5个指标。
经济综合指数包括物价上涨，偿付外债比率，国际清偿力等6个指标。
不论政治风险指数还是国家国际指标，都采用定量的方式，方便实用。虽然结果由于评估人的观点和立场不同不宜照搬，但风险指数的设置却具有参考意义，经修改便可自成体系。
5政治风险评估总框架
政治风险评估总框架由杰夫雷.西蒙提出，他从东道国和跨国公司自身情况出发，将政治风险归纳为类50余种，。该评估方法的多维分类更加明确了政治风险的概念，有助于跨国企业认识风险事件及其可能带来的冲击，故能将风险分析更好融入投资决策分析当中。
6丁氏渐逝需求模型
该模型属于微观政治风险评估方法，丁氏（WenleeTing）的“渐逝需求模型”的基本命题是：在经济民族主义竞争迅速上升、粗暴的社会政治风险不断下降的条件下，外国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与该项目对东道国(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看中价值”呈反向关系。此模型考虑了渐逝协议现象以及非工业化国家发展工业经济趋势。这种趋势为：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工业化并致力于经济发展时，对没收和国有化这类暴力风险将逐渐变得罕见。而这里的“看中价值”表现为该项目为东道国所需要的程度，动态的看，它随技术领先程度的降低和其他国际企业竞争的加强而逐渐下降。
项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着投资项目的“看中价值”随时间推进而下降的状况，而8-11项因素则间接影响同一时间“看中价值”的大小。如果公司在项目实施中，正面因素作用加强，则该项目的看中价值上升，反之则下降。
7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
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方法是理查德.罗宾森提出来的，该方法的主要含义是：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政治敏感性，政治敏感性取决于该产品在东道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政治敏感性的大小与该产品面临的政治风险成正比，即政治敏感性低的产品投资政治风险小，得到东道国关注的可能性也小；反之，则政治风险大。当然，即使产品的政治敏感性大，其面临的政治风险也大，但如与东道国经济发展政策同向，也可得到东道国的政治鼓励而减轻政治风险。影响产品政治敏感性的因素共有12项，根据东道国的情况分别给予打分，对绝对否定者给10分，绝对否定者给0分，对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分别给予相应的分数。最后累计12项因素总分，分数最低者表示该产品政治敏感性最强，分数最高者则表示政治敏感性最弱。
该方法简单实用，可根据产品特点，并在对东道国调查的基础上，对各项因素进行评分。然而，该方法也有其不足的一面，比如对每项因素的权重都是一样的，这样难免对结果产生影响，在外汇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如果产品行销将明显减少东道国的外汇，则该产品政治敏感性的分数可能远远超过10，甚至达到20或者更多。所以，在对该方法进行使用时，权重应该区别对待，对不同的国家，每一项因素权重应有不同。另外，还需根据东道国不同时期情况，还可以适当增加相应因素，使最终结果更具有使用性。
对上述两种微观评估模型（丁氏渐逝需求模型和产品政治敏感性测定）中，都是针对外资投资项目产品及相关产业的评价，只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能受到东道国不同程度的鼓励，就可相应减少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比较而言，丁氏模型更为全面，且具有动态评估效果，符合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评估情况。但从量化角度来看，产品政治敏感性评估显得更为方便，但权重的等量分配无疑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局限。
参考文献
1曾忠禄．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决策、管理与案例分析［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2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3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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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4
一、保险投资风险管理理论概述
目前国际上关于保险资金的管理理论主要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和现代组合管理理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发展较早，始于1800年，该理论的主要观点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拥有充足的各类准备金以应对负债，结转盈余保证金，且对利润的来源进行分类、度量和确认。经过不断的发展演变为资产管理理论、负债管理理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个阶段的理论。现资组合理论发展相对较晚，由Markowitz（1952）最早提出，该理论基于一定的假设前提，通过均值-方差最优解选择最符合投资者偏好的投资组合，虽然是静态均衡的状态下，但是将收益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相结合，对如何选择最优资产组合进行了讨论。
我国学者对国外风险管理理论的分析基础上，深入研究了我国保险公司的投资风险管理。我国寿险企业发展较早，资产负债管理理论随着寿险的发展不断完善。关于现资组合理论的运用，王佩（2009）找出保险资金投资收益与风险的相关性。随着我国保险行业的不断发展，保险资金运用及风险管理理论日趋完善，我国保险监管与时俱进，不断放开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细化管理要求。近年来，我国保险资金投资运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监管更加系统性、科学性；保险资金投资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结构；投资收益稳健增长。
总体而言，目前保险投资风险管理理论已经相当成熟。我国对保险资金的运用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并接合实际情况，在风险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国保险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关于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尚未形成成熟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
二、保险资金投资风险管理浅析
从国外保险公司经营状况来看，传统的保险业务不能盈利或者盈利很小，其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投资收益。但是，有投资就会有风险，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保险资金运用中的风险管理是获取稳定投资收益的重要保障，下文简述保险资金的来源及运用情况。
（一）我国保险资金来源及特点。保险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保险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负债及其他资金。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注册资本金与资本公积金、总准备金、各类准备金、其他资金。其中，各类准备金（保险公司的负债）是保险资金的重要来源，由于保费的收取和保险金给付的时间间隔，使其可用于投资。
基于保险资金的来源，其自身有如下特点：（1）具有负债性，由于各项准备金直接来源于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是保险公司的负债；（2）具有期限性，寿险合同大多是十年以上的长期合同，因此寿险公司的资金比较稳定，但也可能在某一时间段偿还较大数额；而非寿险合同一般都是一年以内的短期合同，对流动性要求较高；（3）追求收益性，因保险资金的负债性，保险投资需要一定的收益才能覆盖资金成本。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在实际投资过程中保险资金运用主要的投资渠道为银行存款、股票、债权、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不动产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
（二）保险Y金投资风险。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是基本指标也是核心指标。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可分为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固有风险体现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在现有的正常的保险行业物质技术条件和生产组织方式下，必然存在的客观的偿付能力相关风险。固有风险又分为两种：可量化为最低资本的风险如保险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和难以量化为最低资本的风险如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而控制风险主要来自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不完善或无效，从而导致固有风险未被及时识别和控制带来的风险。
三、我国保险投资风险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陈文辉副主席指出，保监会近年来的工作中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不断发展持续推进中国保险资金运用的改革，在放开前端的同时要管住后端。尤其近几年我国保险资金运用规模增速迅猛，其在经济社会和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基于保险资金的负债性和保险公司对投资收益稳步提升的需求，股权投资、另类投资在保险资金的运用中增长较快，与传统的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形成了多元化资产配置格局。在快速发展中，也应看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错综复杂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尤其对保险资金的海外投资造成不确定性风险。
第一，自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总体保持低速增长。利率下行带来的风险对保险行业带来了现实挑战。我国保险公司面临对保险资金的运用中如何保持资产负债的优化配置的难题，尤其寿险公司资金的长期性使其被动承担高成本负债。
第二，保险资金运用规模的新增以及大量资产到期，使得保险资金急需寻求再投资资产。低利率带来的“资产荒”难以满足保险资金的历史高成本，倒逼保险机构提升风险偏好，由投资风险较低的银行存款等转向股权投资、另外投资等高风险资产。
第三，资产负债结构不匹配。我国保险公司在实际操作中粗放式的经营方式，资产与负债的匹配率不高，尤其是中长期投资中问题明显。部分保险公司没有完善的资产负债管理制度，寿险资金应配资中长期投资，如期限较长的银行存款、房地产投资、长期国债等，而财产保险资金应适当配资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同业拆借、股票、短期固定收益类产品等流动性强的品种。近年来，债券打破刚性兑付，违约多发，保险资金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信用风险上升，保险资金高比例配资信用类资产，使得投资风险敞口增加。
第四，保险公司自身的投资风险管理体系不够完善。市场缺乏自律，尽管在监管的指导和压力下，保险行业的风险管理得到重视，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保险公司在应对监管和市场的变化中，急于求成，激进经营，短债长投。常常由于保险公司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及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不能满足投资多样化需求，因而不能有效把控保险投资风险。
四、保险投资风险管理对策
在分析了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状况、风险管理存在问题及成因后，本章主要从机构、监管两个角度对我国的保险投资风险管理提出对策建议。
（一）保险行业整体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行业自律。保险公司应健全公司治理和资金运用内部控制，不断改善资产负债匹配情况，保证资金运用的安全性，利用组合投资来分散风险，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识别、监控与管理。资金运用部门从公司战略的高度整体把控风险，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和风险管理制度，按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对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政策法规，制定公司内部投资制度、明确投资范围、限制条款等，保持风险及投资收益的动态平衡。投资人员综合考虑资产负债配置结构，根据偿付能力风险的指引，结合投资组合理论，合理配置各项投资，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实现投资的优化和收益。
发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督促作用，提高保险行业自律水平，使保险资金运用服务主业，最大化的维护投保人的权益。首先，保险资金投资以安全为主，投资符合要求的银行存款类产品，适当选择短期理财类业务；其次，保险资金收益以稳定性为主，投资结构简单现金流稳定的固定收益类或类固定收益类产品，适当配置股权、股票、基金等非固定收益产品；最后，保险资金可选择股权投资提高收益，但不应偏离主业，坚持保险姓保的原则。
（二）加强监管力度和深化市场化改革。随着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开放，我国保险市场风起云涌，成为资本市场的弄潮儿，这对我国的保险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险创新为市场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主要包括保险产品定价机制改革、保U资金运用机制改革、市场准入退出机制改革和行业平台建设等方面。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活跃了保险市场，也难免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金融创新与监管是矛盾的也是相辅相成的。监督保险公司加强学习以“偿二代”为标准的更加科学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提高保险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把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情况分为三个级别，分别采取监管措施。
参考文献：
[1]Harry Markowitz.Portfolio selection[J]. Journal of Finance.1952，7（1）.P77-91
[2]王佩.中国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管控研究[D].武汉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P16-18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5
我国外汇储备汇率风险现状
截止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实际上我国已经以94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位居世界榜首。
在我国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所占比重大约在60%-80%。在这样一种“美元独大”的币种结构下,美元汇率的变动成为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最主要汇率风险。从2002年到2004年,美元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已下跌了25%左右。由于美国严重的财政与贸易双赤字局面短期内无法改善,很多国际专家认为美元贬值的局面目前仍难以扭转。美国经济学家罗高夫和奥伯斯特菲尔德认为,美国要消除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至少需要贬值20%-30%,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1000亿-150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我国GDP的10%,如此之高的损失对于我国是很难承受的。如何有效地防范与管理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本文尝试通过在外汇储备管理中运用现资组合理论来化解我国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以1999年-2005年我国外汇市场的实际汇率为依据,进行均值-方差分析,实证检验了进行不同储备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我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
防范汇率风险的投资组合实证研究
样本币种和样本指标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了美元、日元、欧元、英镑、澳元、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这七种主要的世界货币,研究的指标是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之间的实际外汇汇率。本文选择这七种货币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根据投资组合理论,一个投资组合中选取的风险资产越多,投资组合的风险则越小。因此,在这里选择了七种世界主要货币进行投资组合,可以在提高投资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投资组合的汇率风险。第二,本文选择的七种货币是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比重的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七种货币之间的相互变动基本上能够反映世界经济的实际情况和变动趋势。第三,所选择的货币也主要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选择这些国家货币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贸易的效率和质量,完善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提高我国外汇管理水平。
本文选择的样本是七种货币在外汇交易市场实际的季度收盘价,选择的期间从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数据来源是中国工商银行外汇交易系统。选取季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认识:
第一,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不是以追求和赚取短期价格波动收益为目的,而是强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便更好的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因此不宜参与外汇市场的投机炒作,以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反映汇率变化的长期趋势,为国家进行外汇储备的管理提供依据。第二,在选择数据时,更强调外汇汇率的最新变化,即欧元的启动。因此选择的起点是从1999年年底为起点,如果选择的数据时间过早,虽然可以反映汇率之间的长期变化特征,但不能很好地描述外汇市场的最新变化。同时,选择的时期过早也会降低投资组合对现实情况的指导作用,因为按照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是对投资组合起点的反映,而不是对投资组合终点的反映。第三,本文选择季度数据而不是年度数据,一方面是因为年度数据量过小,不能反映出外汇汇率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外汇市场的波动增大,年度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外汇汇率变动的真正趋势。此外,年度数据时效性较差,国家根据年度数据进行外汇储备的阶段性调整,容易跟不上外汇市场变化的趋势而增加调整风险。
汇率风险防范的投资组合分析
计算平均收益本文在计算外汇收益率时,采用的是连续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即:ri=ln(Pt/Pt-1),存款投资风险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示。通过对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可得以下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
第一,在计算不同货币的收益时加入了不同货币的存款收益,存款收益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外汇存款利率表中三个月的存款利率。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币种的存款收益对不同币种的总收益影响较大,同时也基于投资组合可以进行季度调整的考虑,如果进行调整可以获得适当的存款收益,如果不进行调整则可以进行自动转存而收益不变。
第二,外汇收益风险情况基本上反映了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美国经济长期低迷,经济增长缓慢,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开始下降,美元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现象,美元的平均收益率降低,仅为-0.3809%,欧洲经济出现全面复苏,经济实力不断提高。投资者对欧元、英镑和瑞郎的信心逐渐增强,导致这三种货币的汇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平均收益均比较高。此外,澳元和加元也表现良好,平均收益较高,其中澳元的收益是所有币种中最高的,达到了1.2681%。
第三,外汇市场汇率波动幅度增大,市场风险增加。虽然澳元的平均收益最高,但其汇率风险也最大,其平均收益的标准差最高为6.4472%。同时,近段时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趋势,美元的汇率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导致美元收益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也说明外汇市场汇率波动更加频繁,需要及时关注和防范,通过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的调整来规避风险。
第四,从整体上看,英镑和加元成为良好的避险货币。英镑和加元的平均收益都比较高,而其风险水平相对较低,季均标准差分别为3.6795%和3.6913%,是所有七种货币中最低的两种货币,这也反映出这两国的经济比较平稳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少,其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好。
第五,单一投资美元汇率风险巨大,需要进行投资组合化解汇率风险。通过投资组合可以防范非系统风险而不能化解系统风险,因为外汇市场不存在系统风险,所以通过不同币种的投资组合可以分散资产的非系统风险,从理论上讲只要组合中包括所有的币种就可以完全化解非系统风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非系统风险只存在于少数几种主要储备货币上,因此通过适当的投资组合是可以化解单一币种的汇率风险。
计算协方差矩阵协方差是度量两种资产收益之间线性关联程度的统计指标,正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同向变动;负协方差表示资产收益反向变动。本文根据1999年12月31日至2005年6月30日的季度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四种货币的协方差矩阵(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
第一,美元与其他六种货币存在负相关。这是由计算公式所决定的,因为美元的升值(贬值)则意味着其他货币的贬值(升值),美元与欧元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数为-0.99,与加元的相关程度最低,相关系数为-0.58。美元与欧洲区的三种货币相关程度高于其他地区,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4和-0.87。
第二,其他六种货币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欧元与瑞郎和英镑的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95和0.82,这也反映了三种欧洲货币的一致性,也反映出欧洲经济发展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第三,按照投资组合理论,在风险资产中加入与资产负相关的资产可以降低组合的风险,其中负相关越大,降低风险的程度越高。因此,在美元资产中加入上述六种货币的资产都会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而其中应该加大欧元在组合中的投资比例。
计算有卖空限制下的投资组合有效前沿根据投资组合理论的均值-方差模型计算出七种货币进行组合的有效前沿(见图1),从图1中可以得出:
第一,通过进行不同货币的投资组合,可以大大降低外汇市场中存在的汇率风险。如果不进行投资组合而单一的持有美元,则平均收益将为-0.3809%,投资风险为4.7046%,通过进行投资组合后,在相同投资风险4.7046%的情况下,平均收益将达到1.1737%,远远高于单一持有美元的投资收益。
第二,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日元在组合中的比例极低,在风险为0.2044%和收益为0.3983%前,日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这说明日元在投资组合中,在降低风险和提高收益的作用有限。这与日元投资收益低风险有一定的关系,日元的平均收益为-0.3618%,投资风险为4.9854%。
第三,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欧元在组合中的比例很低,在风险为0.3067%和收益为0.4409%前,欧元的投资比例一直为0。欧元与美元的负相关系数最高几乎是完全负相关,应该能够充分的分散风险和提高收益,原因主要是欧元的风险程度比较高,其风险为5.6370%,仅次于澳元,导致了欧元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较低,而与其风险和收益相近的瑞郎在投资组合比例中则较高。
第四,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要想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并能承受较高的投资风险时,组合中所需的澳元投资比重则较高,而当要求的投资收益和风险较低时,则组合中的澳元的投资比重为0,即当投资收益和风险低于1.0754%和3.2378%时,投资比重为0,这与澳元投资收益高和风险高相关,澳元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分别为1.2681%和6.4472%,是组合中投资收益和风险最高的一种货币。
第五,从投资组合的有效前沿中可以发现英镑和加元在组合中的比例一直较高,成为投资组合中主要的货币。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货币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比较合理,在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同时,提高了投资组合的收益。
外汇储备资产属于风险资产,可以针对各种储备资产的不同风险收益情况进行投资组合,这样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这种做法符合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中坚持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原则。我国是一个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外汇储备资金运用管理上应该有长期的战略性的规划和创新。
本文实证证明,单一币种的外汇储备风险相当大。因此,多币种的外汇储备组合将是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一个创新选择。
在运用投资组合理论时,本文认为不仅需要对不同货币的汇率变化的历史数据给予充分重视,更重要的是要对外汇市场变化作出合理的市场预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使用投资组合理论,为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服务。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6
本文将房地产投资组合模型的有关假设、最小组合投资模型以及有关参数进行分析讨论，最后，结合相关实例分析，终于得出可以通过有效、科学的调整投资组合策略，即可使得组合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单项投资风险的结论。
一、分析并介绍现代组合投资理论
现代组合投资理论最早提出者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马科维茨提出的，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各种资产组合的收益和风险问题，随后，由夏普、林勒、莫林等研究学者将资产组合理论进行进一步延伸，从而使得该理论能够更好的应用于实践中。
房地产投资主要包括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这两种风险。其中一种系统风险不能够在组合投资中被成功分散，但是非系统风险却能够通过调整投资组合策略来成功分散这些风险，能够使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被降低，并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
二、关于房地产投资组合模型的分析
（一）有关投资组合模型的假设
房地产投资组合模型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将投资者的风险以及损失降低到最低，具体方法是将风险概念引入房地产产业投资中，从而使得房地产投资商解决与控制投资风险而获得经济收益或者是将投资风险最小化。以下本文将模型的有关假设进行分析介绍：
第一，房地产投资项目在经济上、技术上能够进行
第二，房地产投资收益率以及收益率的实现概率可以通过市场调查以及预测来判断。
第三，房地产投资资金资源是需要投资者做全面周全考虑的，使其投资组合不被资金资源所限制。
第四，真正的市场中并不存在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
第五，不考虑交易成本。
（二）建立风险最小组合投资模型
对于房地产来说，其作为一种实体项目具有着离散型的特点，因此，投资决策具有以下两点：第一决策，是否投资；第二决策，投资最优比例。根据研究对比分析数据得出，投资比例的不同，则收获的报酬率以及标准差也会不同（如图所示1）。其中决策投资项目A与B，第一组合为特例，分别投资比例为100%、0%，紧接下来通过调整投资比例，则可以看出预期收益率与标准差的关系，即报酬率与风险的关系（如图所示2）。
（如图所示1：不同比例组合投资）
（如图所示2：两种组合投资的机会集）
在房地产投资中，包括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主要是指由政治、经济等因素所引起的，是不能在组合投资中被分散的；而非系统风险是可以通过调整组合投资策略而使之分散的。本文以下将风险最小组合投资模型进行分析：设不同的房地产投资为N1、N2、N3……，设wi为i种房地产投资的投资比例，收益率为Ri，用σp2用来代表房地产投资组合风险，在预期收益R0下求得风险最小并建立此模型（如图所示3）。
（如图所示3：一定预期收益率下，风险最小模型）
三、确定有关模型中的参数
（一）投资项目中计算预望收益率
投资项目中的预期收益率计算公式是E（Ri）=，其能够依据市场调查和其数据资料而判断项目的投资期望收益率。其中，Pi表示预期收益率的出现概率，Ri表示项目在第i中结果出现后预期收益率。
（二）计算项目投资期望收益率的方差
计算项目投资期望收益率其方差公式是σp2=，当项目的投资期望收益率被确定下来之后便可以按照公式来计算出其方差。
（三）分析项目之间的相关系数
根据房地产产业各之间存在相关性，可以分为以下关系，即完全正相关、完全负相关、不完全相关。第一，完全正相关的情况，ρij=+1这种情况下进行组合，毫无分散风险的贡献；第二，完全负相关的情况，ρij=-1,在此情况下，资产的收益变动方向相反，就能够构成一个无风险资产组合；第三，不完全相关情况，-1＜ρij＜+1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例子，则可以用以下公式来确定房地产项目之间的相关系数：ρij=，其中COVij为项目i与项目j之间的协方差。
（四）关于不可分散系数
不可分散系数不能抵消市场风险，但是可以抵消投资组合间的风险，这个组合的报酬率相当于整个市场组合报酬率。关于不可分散风险系数计算公式如下，其中β表示不可分散风险系数，Rim是指项目i与其整个组合投资的相关性，m是指整个市场的标准差，i指的是项目i自身的标准差。
βi==Rim
四、实例分析
本文结合实例对组合投资风险的最小模型作出分析，如若某房地产投资者将建筑住宅、酒店、商场三种建筑项目做组合投资，该项目投资预期收益率和不可分散系数以及收益方差，如表一所示。
（表一：投资组合中投资比例的模型求解）
投资项目――住宅可以通过以下公式将其计算出其系统风险：即公式：，通过计算得出投资1（住宅）的系统风险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同样，其他投资项目的系统风险均比市场平均水平高。
假设这三个投资项目的投资比例为F1，F2，F3，将这些数据代入最终模型，最终得出组合投资风险小于各单项投资风险，并且起到了分散系统风险的作用。
结论：
本文针对房地产组合投资风险最小模型进行了分析讨论，从而得出组合投资风险小于各单项投资风险的结论。但是随着房地产产业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其特性等因素的影响，此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从而使得这种模型能够应用于房地产产业投资活动中，为开发商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孟志青，虞晓芬，高辉，蒋敏.基于条件风险值CVaR模型的房地产组合投资的风险度量与策略[A].第八届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6.
[2]吴志泉，杨忠直，曹秀琴，王智敏.基于现资组合理论的房地产投资优化组合模型[J].地质技术经济管理，2001（04）.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7
二、国外风险投资决策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
国外关于风险投资决策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一般风险企业投资决策体系研究，不同类型、不同阶段风险企业投资决策体系研究和高科技风险企业成功关键因素研究等。
（一）一般风险企业投资决策体系研究
国外对vc的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tyebjee&bruno[2]对41位风险投资家进行调查和谈访，从市场吸引力、产品差异性、管理能力、逆境承受能力以及退出风险等5个方面建立风险投资评估体系，为其他学者奠定了研究基础。风险投资是高风险与高收益并举的投资，投资决策是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平衡。damodaran认为风险投资决策中一方面需要评估风险企业的总体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另一方面是评估风险投资家的预期收益。macmillanl、siegel & narasimha（1985）沿用了tyebjee&bruno的研究方法，通过调研他们把风险投资家所关注的风险指标分为六类主要指标：竞争风险、投资风险、退出风险、执行风险、管理风险、领导者风险等。macmillanl、zemann& subbanarasimha（1987）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150个风险投资公司调查研究，研究表明新合资企业获得成功的标准与两大因素密切相关：初创期的竞争程度，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
对于之前的研究成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vance&robert（1995）认为之前的投资标准过于复杂，他通过自己的采访，从产品战略思想、管理能力、收益三个方面建立了一套简易的风险投资评估体系。风险投资虽兴起于美国，研究成果却跨越了国界。在韩国风险投资较为萧条时，joongdoug、jung&lee（1994）为了识别现有的风险投资评估指标中重要的投资标准，作者研究了现有风险投资的评估标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者的管理能力、融资能力、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产品或技术的优越性、原材料的可获得性、生产能力等六个因素在风险投资中较为重要。
（二）不同类型、不同阶段风险企业投资决策体系研究
风险企业处在不同阶段，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不尽相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学者开始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风险企业进行研究。m.kakati（2003）针对高科技风险企业设置了38个评价指标，m.kakati教授把38个评价指标分为六类，分别为：企业家素质，组织资源能力，竞争战略，产品特征，市场特征，融资能力。研究表明企业家素质、组织资源的能力、竞争战略是企业生存能力和成就的关键性决定因素。chorev&anderson（2006）研究影响以色列高科技初创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发现在管理、客户关系、产品研发是比较重要的，然而通常所强调的经济政策、商业环境却不太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核心团队的创业态度和创业能力。
（三）高科技风险企业成功关键因素研究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对投资决策的研究越来越细致，有学者开始研究影响高科技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些关键因素无疑是做决策时的重要参考因素。创业企业通常以技术取胜，cohen&levinthal（1990）为缺乏技术优势，即便有外部网络资源和金融资本的支持，也难以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mcdougall、robinson& denisi（1992）认为新企业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就有获得成长的机会并相对竞争对手有进入市场的优势。hironori&sue（2002）研究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的认知和情感对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认知上的不一致的冲突有助于绩效的增加，但是组织内部私人之间的情感冲突则对合作绩效起着负作用。chen、zou&wang（2009）研究表明，技术能力、人际网络关系、金融资本是企业发展的三大引擎。
三、国内风险投资决策研究
管理学决策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包括存在先后顺序的三个阶段，即问题的识别与选择—决策分析过程—决策与实施方案，决策分析过程在整个决策问题中出于最重要的地位[3]。由于风险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而且投资资金有限，因此面对纷繁复杂的项目需要谨慎筛选。如果风险投资家能在投资决策时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并正确分析评价和科学决策，那么就能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国内学者对风险投资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投资影响因素和决策模型构建两个方面：
（一）风险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学者对风险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数是参考国外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形成决策指标体系。汤京华和王玉珍[4]分析美国、荷兰、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因素，结合国内实际，从产品差异度、市场吸引力、管理能力、经济绩效、环境影响等五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资金一直被视为企业运作的血脉，财务状况是企业运作效果的直观反映，客观、有效的财务记录能揭示公司运作的好坏情况。马扬等（1999）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增加财务状况等影响因素，建立了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邹辉文等[5]通过对风险投资项目的投资政策和投资阶段的风险的分析，设置人员素质、市场前景、技术水平、财务状况、退出机制、社会环境等6个一级指标、29个二级指标，建立风险投资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投资处在不同阶段、不同行业企业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彭卫民[6]研究高科技企业风险因素，认为高科技企业风险因素主要包括：管理能力因素、技术与产品因素、市场因素、退出及收获的可能性因素。风险投资既有高风险性，同时还存在高收益性，风险投资决策分析时不仅要考虑风险因素，还应考虑收益因素。liu et al.（2011）针对高科技初创企业风险建立了指标体系，经实证研究得到了17个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张春英和姜丹（2001）从风险和效益两个方面构建风险投资评估的多目标评估指标体系。钱水土和周春喜[7]从企业发展角度，引入成长风险和道德风险因素，分析成长过程和环境以及企业道德对投资者投资风险的影响。
（二）风险投资决策模型构建
风险投资决策分析过程中，充分预计到各种风险因素是关键，但识别到风险因素之后，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衡量风险与收益也至关重要。在国内的研究文献中，张春英和姜丹（2001）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的集值统计原理分别进行指标权数确定和专家打分的数学处理，建立了定量评估模型；王世良和王世波[8]利用ahp构建了一个具体的层次分析评价模型；魏星等（2004）[9]运用层次分析法求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并利用模糊数学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是一种比较简单实用的研究方法，但排列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时受人为的影响因素比较重，而且一致性检验难以通过，因此即便是同一套指标体系在不同的风险投资家所得出的结论也莫衷一是。针对上述弊端，王学军和郭亚军[10]运用序关系分析法（g1法）分析造成ahp判断矩阵不一致的原因，指出了g1法与构造判断矩阵的本质区别，解决了层次分析法的应用难题。随着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张丰和段玮婧[12]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风险投资评价决策程序中初步评价阶段的评价指标进行研究。孙晓梅[13]利用神经元网络建立投资决策模型，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已经被国外学者所证实，神经网络能弱化人的主观因素、降低人为因素在求权重中的影响。
四、对国内外风险投资决策研究基本评述
（一）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
从研究方法角度来看，国外对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决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①调查法，即采用对风险投资家面谈或填写调查表的方法，来总结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决策指标；②实证法，即采用对实践案例分析的方法，提炼总结风险投资项目评估决策的指标；③理论法，即采用理论推导的方式来得出评估决策指标。国外现有相关文献中，风险投资决策的研究已经有了从实证到理论、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变，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和更可操作性。
（二）国内文献研究内容有效性偏若
风险投资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文献研究相比国外较为滞后[14]，因此国内研究文献多数借鉴国外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我国风险投资决策研究得到的结论缺乏检验论证，研究成果难以保证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总之，上述还处于定性研究阶段，投资决策影响因素的可操作性不强、难以量化[14]。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背景的创业企业风险因素不尽相同，国内现有文献研究的针对性较弱。
（三）国内文献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强
国内学者在研究投资决策方法时，普遍采取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德尔菲打分法及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对项目风险或投资收益进行评估。在使用这些方法求权重时，没有统一的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到的结论莫衷一是。
五、研究结论
针对以上国内学者的研究不足，拟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加强科学研究，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投资影响环境的投资决策指标体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不一样、投资者风险偏好不一样，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不尽一致。因此，亟需根据我国的实践环境，研究符合我国投资实际的决策影响因素，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内在统一性的投资决策指标体系。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8
国家竞争优势有四个基本要素和两个变量所构成的菱形关系。本文将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和风险投资业的特点，结合各国在发展风险投资各阶段的共性和个性，从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生产要素、需求要素、关联和辅行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政府――国家政策环境五个因素出发，搭建风险投资业的“钻石模型”。
一、生产要素分析
风险投资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上。风险资金投向领域多是计算机生物技术、通信等高科技领域。发展风险投资，不仅需要众多风险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这些精通技术、管理、金融等多方面知识的“通才”，还需要众多计算机、生物工程、通信技术方面的技术人才。因此，对于风险投资来说，与其他行业最大区别在于其第一生产要素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如一国或地区能汇集众多的各领域的高技术人才、众多科研院所和完备高端人才机制基础上配合在一般生产要素方面优势等条件可以有力地支撑风险投资的发展。
二、需求条件分析
风险投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它是一种高风险、组合、长期权益性专业投资，在支持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和推动高科技术产业化方面具有巨大促进作用。同时它也是金融业功能扩展和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风险投资的出现是微观经济主体在投融资方面的各种现实和潜在需求，并且表现为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工具和创新金融制度的不断产生。风险投资作为创新的金融制度，体现了潜在需求，满足现实需求和创造新需求的丰富功能。它促使生产过程提前到技术创新与理念创新阶段，并且还将中小型成长企业的培育和壮大独立出来运行，从而使金融业内部的分动更加细化，分工的拓展同时也提高了资金运行效率。
三、在相关和支持性产业方面
高科技产业在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高科技相关产业，如计算机、生物技术、通讯工程等产业发展过程对资金有较大需求，但其融资需求很难通过传统渠道获取，这就需要金融在科技创新行为在新的层次上结合，风险投资在这些行业和领域飞速发展背景出现。同时，一国的风险投资来源渠道拓宽还依赖于养老基金、基金、私人投资保险公司、基金会和外国投资等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这些产业与风险投资业之间形成互相扶持关系。各国风险投资实践已反复验证一国风险投资发展是建立在高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及金融业基础上。
四、在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同业竞争方面
风险投资高回报高风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风险投资产业对经济的“发动机”作用和对高科技产业的促进作用、和美国风险投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巨大成功对各国起到了强烈的示范作用，各国争相发展本国的风险投资业已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风险投资业已经形成了一定格局，亚洲的中日韩、北美的美加等国均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风险资本的国际流动，在世界金融和高科技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此外，各国内各行业和部门之间进行了广泛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政策和产业发展环境，发挥政府作用和财政资金支持，对风险投资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机会因素和政府决策
成立政策支持和政府引导企业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等。一般情况下，可能形成的机会有时候会因为基础科技的发明创造、传统技术出现断层、全球金融市场重大变化和外部需求剧增等因素对一个国家的相关产业很可能意味着一次难得的机遇。当前各国均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为抢占未来科技的制高点，各国均重点扶植清洁能源、环境生态等行业创新投入，新一轮金融危机同样预示着新的科技革命诞生，这些对风险投资的发展来说都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政府是最后一个变量，波特认为在钻石体系中，政府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和加以引导为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氛围。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发展最为鲜明的特色是政府积极进行早期干预、成立政策支持和政府引导企业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等。以色列在1993年正式启动风险投资市场，政府投资8千万美元，吸引到了1.2亿美元建立了十个基金，以色列政府采用的“私募的专门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为主，辅之以“公共基金”和投资公司等其他形式发挥了风险基金的市场催化作用，加快了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
波特的钻石理论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供需、相关因素和各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全面深入的系统探讨，因此一直被尊称为当代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波特理论对于发展风险投资业的启示而言，要素禀赋对一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形态已经不起主导作用，基本要素的重要性逐渐被高级要素所替代。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业的比较优势尚不具备的，完全可以通过选择、培育和扶持逐步形成竞争优势，并且还可以根据不同的竞争阶段推行合适的竞争策略。该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风投业利用政府干预方式重点发展及开发新的比较优势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何琼隽著.国家竞争战略[M].合肥市：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08.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9
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这个地区就产生了境外投资扩张的内驱力。200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2000美元，有些发达地区更是超过了4000美元，经多年外商资本的大量引进和积累，我国在纺织、轻工、化工、机械等传统产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技术和水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关注到境外投资。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海外企业进驻中国早成气候，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也属必然现象，并且成为时代潮流。
以镇江市为例：截止2007年底，全市对外投资总额仅为3246万美元，2009年达到3650万美元，而2010年1-12月中旬当面被批准的海外投资项目已经达到24个，涉及金额超过2亿美元。沃得集团之外，天工集团以3000万美元收购具有160年历史的肯纳百事通品牌，提升了公司在欧洲的形象；圣像集团成功进驻美国之后，又准备收购美国企业的品牌、研发中心、生产线和营销渠道；镇江韦岗铁矿近年上半年与伊朗ONT公司合作采矿项目正式签约，拥有该矿产65%的股份，下半年又于印尼一家企业合作，投资300万美元开发矿产，韦岗铁矿业因此成为江苏省业内首家在国外拥有矿山股份的企业。
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
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国内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让我们看到了内地政府和企业在防范国际投资风险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包括：国有企业投资决策机制环节多、链条长，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一些中资机构尚不能准确把握投资方向，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敏感度不高，缺乏应变准备；公司治理不力，部分企业的高管对某些海外交易甚至一无所知；宏观调控部门的信息服务职能发挥不充分，对海外投资企业提供的支持不够，等。以镇江市为例，存在以下突出问题：项目总量不多，有一半几乎都是近两年内开展的；中方投资协议总额不大，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较少；以贸易驱动投资、贴牌加工投资为主，海外并购、品牌推广、技术输出、资源开发等国家鼓励的高层次投资较少；部分企业优秀国际化人才欠缺，风险管理能力不足，难以准确把握投资方向。，对策措施。此外，由于企业对境外目的地政策把握不准，导致部分项目投资之后迟迟不能正常经营；少数企业没有通过正规流程报批，以致带来以下后遗症：外汇进出受到限制、进出口货物难以享受免税优惠、人员出入境不方便、政府各项扶持政策难以落实、遇到突发事件不能及时获得驻地外交机构的帮扶。
从学理分析看，企业外投资风险可分为政治风险、并购风险、产权风险、经营风险。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国内的政治事件以及东道国与第三国政治关系变化给跨国投资企业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最大的、最不可预见的风险，产生的原因本质上与投资所在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有关，是投资企业无法控制的风险，企业难以抗拒。如2007年4月1日开始，俄罗斯全面禁止外国人在露天市场从事零售贸易的法律正式生效，致使近20万华商受到影响。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国企业也会遭遇之前想象不到的政治障碍，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政治风险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有特点，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政权更迭、宗教、民族冲突此起彼伏，甚至爆发内战造成国家分裂，这些都会给海外投资企业带来风险；而发达国家一般政局稳定，但存在对外国投资技术限制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风险。政治风险主要有：战争、动乱、政变、政策变化等社会动荡风险；文化差异风险；法律法规风险与环境保护风险等。，对策措施。
2.并购风险。企业并购一般不外乎扩大市场份额、排挤竞争对手、提高利润率、分散投资风险、购买品牌等等。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有获取现成的销售渠道、规避欧美反倾销、配额限制等贸易壁垒以及利用国外高水平劳动力等目的更明确。并购的法律风险以财务风险、汇率风险和融资风险为主。中、外财务系统不匹配、税收漏洞和其它未登记风险、有形与无形资产的定价等都会造成并购项目实现不了预定的盈利目标。另外，投资者多数需要通过贷款筹集资金，融资及偿还币种的选择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如果选择不当，在还款期内汇率大幅变化，可能给企业带来极大损失。对国外的经济体制不了解，还有可能被认为触犯了反垄断法和危及其经济安全等等。
3.产权风险。企业海外投资的财产要被当地政府控制，当地政府有权直接或间接通过立法侵蚀外国公司产权，如提高收入税、限制财产的使用权等。，对策措施。因此，东道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经贸关系变化；东道国内外部冲突、政权不稳定以及原有政策的废除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损失。另外，就是产权被没收的风险。在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上，是采取全资（项目股权由中方100%持有）、合资（参股他国公司）、合作还是采用某种“曲线”投资（中方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他国直接投资），不同的安排风险完全不同。
4.经营风险。跨国经营投资海外还需面对众多的由于经营上的不可预见性给跨国公司带来的经营性风险。经营性风险是非系统风险，是企业可以控制的风险。一般来说，海外投资商业风险包括国际市场变化风险；企业技术创新风险；国际企业管理风险；汇率变动风险和人事风险等。
以上所述的四种风险，是从横向层面进行分析所得出的认识，对内地企业而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普遍性。实际上，我国企业员工的文化习惯和思维定势不适应海外投资的实际需要，才是海外投资最大的风险。
二、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化解途径
1.了解海外法律与当地民情。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一些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常常在海外发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签证申请、经济纠纷等等，由于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不了解，一旦在东道国被诉讼，遭受巨额损失时，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减弱了企业海外投资的信心，并给企业造成了损失。我省昆山一家生产童车、玩具的企业，在进入欧美市场的同时，就申请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东道国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仿冒其技术，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由于缺少资金和法律援助，企业一直无力提起诉讼。，对策措施。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企业在海外投资根本没有经过正常的审批手续，以至于在国外发生问题，无法求助于中国政府和使领馆；有些企业利用一些发展中国家社会腐败的国情，认为只要花钱同样方式可以在海外办事、违法、违规经营，甚至涉嫌犯罪，为今后发展留下隐患；有些企业还把国内基于体制缺陷，而貌似可行的习惯做法搬到海外，如在海外上市时，也把“圈钱”方式带到了海外。因此，要熟悉所在地的经济制度、社会治安情况，并尊重当地风土人情和民族习惯。在穆斯林国家，一定要严格遵守民族习惯，特别是在吃肉、喝酒、送礼等问题上。另外，还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例如，在一些穆斯林国家，要处理好与当地长老和军阀的关系。
2.对决策摘要经济体的金融与经济形势、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动、全球恐怖主义发展动态、汇率浮动、贸易与金融保护主义等各方面在内的因素，使企业决策层能够及时发现风险来源并从容应对。
3.对外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这意味着海外投资不仅仅指向资源领域，更应当借此时机以收购和资产重组等方式获取我国产业升级所需的产品技术、管理技术以及其他敏感技术，加快我国产品生产的升级换代。从另一个角度讲，通过海外投资可以将我国企业设备更新所淘汰的技术与设备向海外转移，实现技术设备生命的延续与利用，同时也是规避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的途径。
4.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监督体制。我国海外投资起步较晚，目前，既没有一部完善的海外投资法，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现行分级管理多元审批的分散体制，已严重阻碍我国海外投资的继续发展。借鉴外国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设立统一的海外投资管理部门-中国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并以《海外投资监管法》加以规定，势在必行。根据我国实际，应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由外经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计委、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部委共同派员组建一个统一的专门管理海外投资的常设机构。，对策措施。赋予其对海外投资的审批权、调查权、处罚权以及相应的管理职能，统一制定海外投资的方针政策和战略规划，负责海外投资企业的审批和管理，监督投资额较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协调组成该委的各部门的相关工作。中国驻东道国使领馆主要负责对当地投资企业提交的各项经营报告是否属实，是否有转移国有资产的行为和从事未经许可的事业，对清账情况及投资终结时财产处理情况等事项进行监督，并将结果报告投资管理委员会。，对策措施。中国金融机构和其驻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则对其提供贷款的海外投资项目进行资金管理，这样就形成一个由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统领，其相应各部委局协办，中国驻外使领馆和驻东道国中国金融分支机构配合的较为完整的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黄保东，国外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和区位的研究述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2期。
2.李凤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风险及其化解[J], 国际经贸 2009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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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内部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外商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是种规避的态度的，通常通过许可经营或产品出口等非股权方式来进入高政治风险国家。与西方所不同，中国的企业非但没有规避高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的国家，反而在投资是具有政治风险倾向（Morck et al.2008）。
追其原因，Davies，K.（2009）从投资动机出发指出中国企业多为资源追求型。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诅咒说”，商品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往往制度水平比较弱，风险更高。Kolstad（2009）也认为一国的风险越高，中国的OFDI就越有可能是被该国的自然资源所吸引的。对此，Bala Ramasamy（2012）却认为没有充足证据表明中国投资于高风险的国家是为了开发资源。从所有权结构来说，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投资动机不同。国有企业服从政府收购战略资产的战略布局，通过国际竞争来实现国际化（Deng，2009）。一方面，资本市场不完全使国企能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成本筹资进而去从事高风险投资（Buckley P.J，2007）；此外，国企通过控制资源可以便利的获取银行信贷和其他投入品，风险承受力也更高（Wang，J，2009）。相比，逃离这种不令人喜欢的商业环境便是私企的投资动机（Luo，Y，2010）。他们致力于运用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来实现企业的国际化，故表现出风险规避态度（Liu，X.，2008）。
国内研究结果同样莫衷一是。童生（2006）、池建宇（2014）指出资源型企业海外投资表现出更高的政治风险承受能力。归其原因，方英（2012）指出：中国跨国公司初期投资行为是探索导向型，所以投资意愿与政治不稳定性正相关，可用实物期权理论解释；此外中国公司更倾向于对建交时间较长的亚非拉欠发达和发展中市场进行投资，并通过不断加大援助和对外投资来维持长期的外交关系，这抵消了部分外部风险，支持内部化理论。
孟醒（2015）的研究表明无论东道国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都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杨娇辉（2016）的研究指出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所谓“制度风险偏好”并不是绝对的。当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标并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后，“制度风险偏好”消失且呈现出与主流理论完全相符的风险规避特征。
从鼓励微观企业走出去到“一带一路”国策下一国的走出去，中国的OFDI首要考虑的是战略意图，而非风险。但焦点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许今天是资源、外交、市场，明天就是技术、产业升级。尽管从实况来看，中国的OFDI因其特殊性与国际既有理论相悖。但换个角度、方法或时间轴，既有理论也颇具借鉴意义，甚至相符。
参考文献
[1]孟醒，董有德.《社会政治风险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国际贸易问题》，2015-4.
[2]方英，池建宇.《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和规模的影响》.《经济问题探究》，2015-7.99-106.
[3]杨娇辉，王伟.《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世界经济》，2016-11.
[4]Morck Randall，Bernard Yeung.Perspective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8，（3）：337-350.
[5]Davies，K.While global FDI falls，China’s outward FDI doubles.Columbia FDI perspectives no.5.Vale Columbia Center，26 May 2009.
[6]Bala Ramasamy，Matthew Yeung，China’s OFDI： 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47 （2012）17-25
[7]Deng，P.Why do Chinese firms tend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44（1）：74-84
[8]Buckley，P.J.，Clegg，L.J.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38（4）：49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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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方建裕在《FDI理论的比较研究：文献综述》中分别从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和金德尔伯格的垄断优势理论、美国学者尼克・博克的竞争跟进理论、英国学者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以及日本学者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不同角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阐述，解释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2.风险管理理论
法国学者亨瑞・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最早将风险管理引入了经营管理领域。美国学者威雷特在其博士论文《风险与保险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对保险给出了定义。之后，奈特、格拉尔和莫布雷等其他学者又对风险管理论进行了补充。
李峰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中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成因分别从不可抗力、经济发展走势、经济政策政治化、发达国家“安全借口”等外力方面做出了分析。李峰的分析忽略了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稍显片面。
3.投融资理论
Cumming&MacIntosh（2002）研究指出风险资本应该在其给风险资本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退出。在对国外的进行投融资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方不仅会面对更多的风险，而且在选择退出时机是也很难抓住利益最大化的那一个点。
贾新在《外国直接投资基金在华投资的退出模式分析》中从宏观的角度上对外国直接投资基金在中国的退出方式和退出时机方面做出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1.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需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来。过去一些年，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在国际分工中出口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失去了优势。纺织、服装和电子配件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从中国转出，逐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布局。
有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中表示，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L型”走势，表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态势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国内需求下降、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国内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中国原有的一些优势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已经丧失了优势，急需将国内的过剩产能转移到生产力相对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2.回避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
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范围内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西方发达国家多以原产地原则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设置贸易壁垒。在对中国企业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时，多以印度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商品的价格进行计算。
2016年5月，欧盟议会通过非立法议案的方式，拒绝履行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在WTO现行规则下，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生产产品会大大降低其受影响程度。在发达国家或其自由贸易区内投资设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则可以完全忽略掉这方面的问题。
3.引进优势资源
发达国家一般对高新技术的转让有极其严格的限制，以保障其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向外输出的技术多为其即将淘汰的标准化技术。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收购、并购或者合作的方式与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进行合作，获取国际上第一流的技术。
2010年，吉利控股集团花费了15亿美元的代价完成了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通过收购，吉利控股集团不仅获得了“沃尔沃”这个轿车品牌，还获得了该品牌旗下的生产渠道、销售渠道、技术专利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吉利控股集团本身旗下的吉利汽车也因这次收购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
1.政治风险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一般实施普选，执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往往会做出为背景及规律的决策。发达国家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于中国国企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往往要进行特别审查，有更多的限制。投资标的地所在国家或地区无论是由于选举还是其他原因发生政党更迭，其执政方针一旦会发生改变，由于政策不连续性，就会给投资带来潜在的风险。
2014年，万达集团收购了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处物业进行改造，由于部分市民的反对，项目迟迟无法进行。马德里政府方面一方面想要推动项目进展，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又迫于选举的压力，无法履行对万达集团的承诺。
2.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在制定投资策略时往往对投资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缺乏了解，面对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环境，一旦发生纠纷，便会遇到相应的法律风险。由于财务制度、登记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的不同，中国企业在外投资面临着极高的违法风险。一些发展中国家，其执政者甚至可以任意变更国内的法律法规，没收外国投资者的资产。
3.经营管理风险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面临与国内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进行经营时如果照搬国内的管理模式，很容易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都有其自身的企业文化，在国外如果不能与社会文化不能发生良好的化学反应，便会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许多国家的工会对劳动者有极其严格的保护，一旦其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很容易出现集体罢工的现象。
与在国内投资相比，国内的商业银行难以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项目和资产进行评估，中国企业想要在国内进行融资难度非常大。同时，进行海外融资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在国内融资，这样对企业的经营财务风险管理增加了很多难度。
四、对外投资退出时机的选择
“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是华尔街投资界的至理名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较于在国内投资而言会有更高的风险，因此会有更高的预期收益。
假设市场参与者对所有的信息都是已知的，企业的初始投资为I，在国内投资的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为R1，风险系数为β1，对外直接投资的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为R2，风险系数β2，其中，β1
I=R1（1-β1）=R2（1-β2）
I
众多的中国企业对于风险有着不同的偏好，而对外直接的风险显然更高，中国企业应根据其行业特点、生命周期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因素，选择合适的时机退出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1.在行业成熟期择机退出。在企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企业能获得最高收益，此时企业所处的行业已经处于相对比较成熟的时期，继续经营下能够获得的剩余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出售公司所得收益的现值相差不多。在某些情况下，投资项目残值的现值甚至会大于其初始投资。投资者如果风险偏好较低，可以选择此时退出，将投资项目出售。
2.股权价值最高时退出。国家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2014年，股权投资约占对外投资流量的40%左右。股权投资退出一般有四种方式：股份上市、股份转让、股份回购和公司清理。无论以何种方式退出，投资方都是为了获取最高的投资收益，在投资项目股权价值最高时退出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时点。
3.损失最小时退出。为了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企业对外投资一般会分阶段进行。投资目标地如果出现政治动荡、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等不可控的风险，中国企业应立即进行风险评估，如不能继续，应立即处置剩余资产，终止投资。
五、政策及建议
1.政府部门做好引导。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将其获取的关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等相关情况汇编起来，为国内企业做出投资决策提供相关依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也可以出台相关配套政策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但不能向企业施加压力。
2.企业应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为了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中国企业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时候应尽可能多的获取相关信息，对项目落地的可行性进行充分的研究，降低投资的风险。中小企业可以跟随大型国企的脚步，待投资目标所在地局势比较明朗时进行跟进投资。
3.做好突况紧急预案。一旦出现突发状况，中国企业可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损失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1]方建裕.FDI理论的比较研究：文献综述[M].商业研究，2003/23.
[2]陈家智.风险管理理论综述[J].特区经济，2008/06.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12
由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起步相对较晚，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抢占了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领域和地区，我国企业不得不面对投资风险和成本相对较高的投资选择，相应的投资风险成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屡见不鲜的桎梏。
（一）国际政治安全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国际政治风险呈现增多，全球整体风险水平也呈上升趋势。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全球热点、焦点和难点增多，一些地区出现局部冲突和动荡，导致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二是围绕海洋权益和岛屿等领土争执引发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带来的投资风险。随着全球化石资源的不可再生和大幅减少，高油价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日益凸显，围绕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和大宗资源的开发竞争日趋激烈，一些重大能源项目的争夺导致地缘紧张和冲突频繁发生；三是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全球次贷危机继续发酵和蔓延，欧债危机成为近期威胁全球金融稳定的重大事件；四是世界经济在艰难中复苏，国际经贸面临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五是非传统安全引发的国际政治、地缘紧张日益增多，对恐怖袭击和非法武装冲突的防范愈加困难。从全球投资风险布局而言，欧美日发达国家投资风险最低，北非和西亚风险最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投资风险最显著，而我国企业在非洲、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最多，面临的地缘政治等风险也相对较高。利比亚内乱、苏丹国内对立等都对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造成了显而易见的损失，构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由于政治风险直接可以引发安全、汇率和成本风险等多种风险，准确和客观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险信号，将国际政治风险限定在最小和可控程度内，是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及法律风险
在国际政治风险相对可控的前提下，如何规避经济和法律风险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所谓经济风险包含几个层面，一是企业自身缺乏海外投资战略眼光和事先研判，急功近利，结果导致短视投资，面临多重风险；二是海外投资缺乏当事国法律保障，尤其缺乏引入可以转嫁风险的保险机制，各种评估及中介机构服务配套不够，导致解决经济纠纷时法律缺位严重；三是海外投资的绝对收益相对较低，利润再投资比重低，资产盈利水平不高，很多并购案接手后无法达到增值底线，一些甚至亏损；四是海外投资领域过于集中，能源、矿业等大额标的投资极易引发被投资国的紧张、担忧甚至排斥；五是央企等国有企业投资比重过高，经常引发国家意志和背景的猜忌。现在一些资源性国家加大了对以资源开发为目的的海外投资的限制，蒙古国2011年新修订的《矿产投资法》，规定了矿产股份的50%归国家所有，蒙古企业和国民各占10%，外资实际只能持有30%股份。印尼也在2012年5月针对资源产品出口征收20%的高额关税。澳大利亚也对外资参与主要矿业公司股份限定在15%左右，对新矿业项目持股也要低于50%。投资海外资源类项目时普遍会遭遇经济立法和法律制约等风险。此外，由于不熟悉经济法和法律运作，经常误读收并购时的舆论环境和定价机制，屡犯高价买入、贱价卖出的低级错误。
（三）社会文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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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外汇风险。交易外汇风险是指企业对外投资及经营中以确定的外汇进行交易，在交易与价格结算期间内，因汇率发生变动影响企业收入或支出金额的可能性。交易风险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己经列入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应付款项目。
(2)会计风险。会计风险是由于汇率变动使企业的资产价值在进行会计结算时可能发生的损益。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企业的外币资产、负债、收益和支出等，均需转换成本国货币来表示。境内母公司在每一个会计年度期末需将境外投资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成汇总报表，在将子公司报表以东道国货币计价的会计科目折算成母国货币的过程中，由于汇率变动有可能给境外企业带来损失。由于外汇市场的汇率频繁波动，使会计账目中的本币数也会发生相应变动，给企业带来损失或收益。
(3)经济外汇风险。经济外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变动引起境外投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导致业务现金流量可能发生变动而产生的经济损益的风险。
2.外汇风险的防范控制和管理措施有以下几点：
(1)管理策略。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建立外汇市场情报系统，及时掌握外汇汇率现状和预测汇率变化，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司具体投资行为做好预测工作。(2)生产策略。公司应选择生产要素成本较低的地域并通过灵活的采购政策，以抵制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获得生产上的相对成本优势。同时加强研发力度来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维持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减少外汇风险影响。(3)市场策略。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调整产品定价、促销以及多元化等市场策略来规避外汇风险。
二、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管理风险
1.管理风险的定义和分类。
(1)组织风险。企业在财务管理中面临与本国截然不同的经营环境，内部组织机制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冲突再所难免。无论企业由于惰性而保持原来的组织结构，还是为了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而变革，都必然充满风险。这种风险的表现形式随着企业对外投资成长阶段的不同而变化，依次表现为领导权风险、自风险、控制权风险、组织作风风险和企业再造风险
(2)财务管理风险。企业对外投资不仅包括实业投资，也包括金融投资，在此过程中企业财务管理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包括资金的来源管理、资金的运用、境外筹资管理等各个方面，加上企业会计制度与东道国制度或是国际惯例的差异，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也相当复杂。
(3)人力资源风险。企业的人力资源投资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投资的内容主要包括员工招聘投资、培训投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投资、劳动力配置投资等多个环节。与企业物质投资风险不同的是，人力资源风险不仅来源于市场，更主要来自于主观因素。
2.管理风险的防范控制和管理。
(1)管理制度风险防范。第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改进财务管理资产管理方式;第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强化国内母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控制;第三，加强企业的外部监督和约束，降低资产经营风险。
(2)财务风险防范和管理策略。第一，建立财务风险的审查制度，确定海外投资财务风险管理目标;第二，依据风险的类型，选择适当的资本结构，强化资金流动的管理;第三，强化资金融通的管理;第四，选择多个投资方案的组合，利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财务方法防范风险。
(3)人力资源风险与文化风险的防范。第一，重视跨文化理解与沟通;第二，创建共同的经营理念与企业文化;第三，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第四，利用外部资源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三、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经营风险
1.经营风险的定义和分类。
(1)宏观经济风险。宏观经济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宏观经济运行失调，发生不景气变动，出现如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经济衰退等现象，从而给外国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东道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同时也反应其政治风险的大小。
(2)微观经济风险。即商业风险，是指由于境外投资企业微观经营环境如市场、价格、汇率等因素的变化给企业投资造成损失的可能。微观经济风险与东道国经济或产业的竞争程度和企业对市场信息的掌握与应变紧密相关。主要有市场风险、汇率风险、信用风险、价格风险等等。
(3)企业运营风险。企业运营风险是指海外投资企业自身由于对海外投资项目的选择、论证以及在市场开拓和决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出现偏差而引发的运营风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市场进入风险。由于国际营销环境的错综复杂，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国家间文化的差异，任何境外投资企业不可能完全适应市场的要求。因此，如何选定目标市场，以何种模式进入目标市场，这一过程必然充满风险。第二，产品风险。是指企业产品在开发过程和其后的商业化过程中因受产品的各个层次因素和与产品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产品价值波动的不确定性。
2.经营风险的防范控制和管理。
(1)系统分析财务管理的经营环境。由于我国跨国公司普遍缺乏财务管理的经验，因此在财务管理的时候首先一定要重视项目投资前的可行性分析，必须做到对海外市场的经营环境的全面分析和评估。评估重点在于对企业在东道国经营影响重大的经济政策、制度的稳定性，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质量，社会环境，法律体系，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各方面因素。其次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先选择东道国大型竞争对手不太重视的产品市场，以优异的质量和合理的价格打开市场，条件成熟后，进一步进入主导产品市场。在区域策略上，先选择竟争对手势力薄弱的周边市场，积累经验和实力，然后向核心市场发展。
(2)培养公司全球业务活动的整合能力。我国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产业主要集中在贸易、资源开发和制造业等全球性产业，这在客观上需要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经营和管理进行有效的协调,以获得全球竞争效率,降低经营风险。通过对企业全球资源的整合,可以更好的利用国际机会,通过利用海外子公司与国内母公司的整体优势和有效协调增强应对风险和危机的综合能力。
(3)建立全球学习能力。跨国公司为保持在海外市场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和危机，必须形成自己的全球学习能力。我国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者必须以一种不断质疑、挑战、激励和创新的态度，促使企业整体积极面对市场的变化，保持企业在激烈竞争的环境里的忧患意识和替觉意识。四、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风险
1.技术风险的定义和分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市场上竞争各方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从而产生竞争优势的高低。技术水平低的国家或地区会出现由于缺乏技术而产生的风险。这种风险是竞争中各方在创造和使用技术后产生的不平衡风险。其实质是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技术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导致企业技术研发、取得和运用活动中的失败、中止、延期从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1)产品开发风险。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根据东道国市场需求的特点，开发相应的产品。而新产品的开发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无论是自行开发还是合作，是购买还是引进关键技术，都是高风险的项目。特别是当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产品开发风险很大。
(2)技术保护风险。技术是一个企业的生命，但由于受到东道国或第三国相关企业、组织和个人非法的侵害，境外投资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会遭受巨大损失。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技术保护主要通过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来进行。但如果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不力，企业就会面临技术外泄的巨大风险。同时企业专有技术是无法通过法律形式保护的，因为其技术内容和诀窍处于机密状态，不能让其他经营机构知晓。但企业在技术管理上的漏洞往往会被利用，竞争对手会利用对方企业少数人的疏忽大意或功利心理，采取各种办法达到窃取技术机密的目的。
(3)技术引进风险。技术产品存在无形损耗，因此先进技术也只能在一定时间内才能发挥效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引进技术的风险主要包括:企业一哄而上，重复引进:对引进的技术项目不加论证，导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技术开发后，应用效果并不明显;引进的技术作价过高而且成熟度低:技术合同落入专利保护期或专利循环等不利于企业的境地;使用许可技术生产的产品受到返销限制，造成企业法律上的侵权。
(4)技术壁垒风险。技术壁垒风险是指一国或地区以维护国家及地区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越来越多的被用作贸易和投资的保护手段来限制国外商品和投资对本国产业的冲击，技术壁垒己成为实施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高级形式，已经成为各国企业对外投资不可忽视的重要风险之一。
2.技术风险的防范控制和管理。
(1)重视技术研发、转移、保护等方面的论证和咨询。对外直接投资总是伴随技术的输出，从而涉及到专利、专有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保护。因此，在技术外移之前，应该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法律专家、财务专家、投资专家等对投资项目中的技术方案进行先进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的可行性论证，充分估计技术实施后的问题和困难，对结果进行预测。
(2)健全技术开发和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行为,防止其操作失误造成的风险和损失。特别是对人员接触机密技术、携带资料出入、样品送检、技术交流、技术档案借阅、技术机密和商业机密的管理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提高技术研发的关键科研人员的待遇,防止人才流失带来的技术流失。
(3)加强投资项目的技术保险。对于风险较小、无法投保的技术项目，对我投资的公司需要根据自身的投资赢利水平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建立保险基金以补偿可能发生的损失。对风险较大的技术项目，则需要去东道国或母国保险公司投保。同时，为降低境外技术风险程度，还可以选择资信好的东道国企业进行联合技术研发，选择合适的合作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部分转移技术风险。
(4)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技术壁垒的风险。首先加快产品和技术的国际标准化进程，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素质和质量,产品按国际标准生产，考虑以国际先进技术标准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并积极参与国际上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的工作。其次,加强与国内和国外技术咨询机构的联系,及时了解东道国技术壁垒的信息。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