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情况分析篇1
一是针对妇女需求，慎重选择培训项目。根据文件精神，面对各承接项目县区妇联认真对农村妇女的不同需求进行摸底调查。各县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__县农村妇女倾向于在家口就业，一是县域的企业较多，二是方便照顾家庭，__县农村妇女更喜欢做家政、月嫂，学成之后都喜欢到苏州、上海等地打工就业，海州区妇女更希望依托白虎山批发市场开始创业，包括电子商务创业。妇联和培训机构根据培训项目的不同需求和培训时间的需求，制订培训计划，重点举办符合大量用工需求的工种，如电动缝纫工、家政服务员、电子工、生产线操作工等。
二是认真筛选培训机构，提升培训就业率。县区妇联通过与当地人社局联动，从办学资质、办学场所、师资力量、 推荐就业等相关方面进行考量，严格按照“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环境优美、授课能力卓越”的要求选择合作单位，市妇联逐一对培训机构进行了走访和检查，查看机构的培训资质、师资配备、授课经历、学员反馈等内容，各县区选择的黄川镇劳动所、卓越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惠民就业培训中心等资质全、信誉好、教学棒的机构培训实施项目。
三是积极服务对接，开展点单培训。近年来，__市妇联敏锐地发现当前招聘就业市场出现了“招工难”和“就业难”的“两难”现象，尤其需要女工较多的企业，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原来企业希望招聘进厂就能上手工作的熟练工，而农村妇女劳动力有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妇联系统为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积极走访企业，结合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施“订单式”培训，帮助企业培训妇女，考核合格直接进厂工作，如__区永盛玩具厂，已为其输送200余名女工，2015年正在新建厂房扩大生产，我们将继续加强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
四是监督培训支出费用，促进资金使用到位。省农村妇女劳动力培训补助资金给农村妇女带来很大的收益，__市妇联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各承担培训单位提前一周报送培训计划，包括开班时间、地点、培训项目、参加人数、课时安排、师资安排、班期联系人等，市妇联组织不定期抽查，所有培训实施结束后，按照要求提交台账到财政部门申领补贴资金，不能按期、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坚决不予支付。在2014年省妇联《关于印发<农村妇女劳动力培训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下发以来，市妇联及时传达文件精神，要求各级妇联和培训机构，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要求建立严格的培训实施方案、健全的培训台账资料、规范的资金申报流程，宣传费用控制在5%以内，严禁发送工作人员的加班费、交通费和培训机构的基础建设或培训条件改善等，确保农村妇女劳动力培训资金用好用实。
农村妇女劳动力专业补助资金的实施，切实帮助了转移就业农村妇女学到了一技之长。在过去的培训实施中，主要围绕技能进行培训，课程设置相对单一，不够全面，不够立体。
1、农村劳动力培训获证难。农村妇女普遍呈现学历低、文化程度低的情况，特别是35岁以上的农村妇女，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进展16.7%，又常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缺少读书、写字的氛围，参加培训学习操作技能通过率达到99%，希望通过职业鉴定，难度较大，尤其是笔试成绩很难及格。
2、技能培训需求在减少。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正一步步走向智能化，用工需求固然会逐步递减。近年来，小微创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勃勃生长，更多妇女把目光投向了小资本投入的创业项目。妇女不再需要承担大额创业的风险，小项目启动，用小雪球敲开致富大门。在走访海州区
60名农村妇女中有42名希望能学习创业相关知识，因此在今后的培训项目选择时，将更多考虑创业培训课程的融入，把单一课程立体化，增加自主选择性。3、法律法规知识需求大。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我国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也要求新型女性具备相应的法律常识。《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分析要在参加培训妇女中得大广泛学习与传播，让新型女性学法懂法用法。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2
北京新机场的一期建设涉及大兴区榆垡、礼贤两镇，共计13个村、6865人因此搬迁，其中劳动力5645人，拆迁劳动力呈现出如下特点。
1.务农失地劳动力较多
13个拆迁村共有劳动力5645人，其中1653人务农，占劳动力总数的28%。这部分人因长期在农村从事种养殖劳动，以土地为生，失去土地后面临就业问题。
2.年龄以中青年为主
5645位劳动力中，16～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等个年龄段的人数分别为2005、1508、1306、826，各年龄段所占比重分别为35%、27%、23%、15%，85%的劳动力不足50岁。中青年是就业的主力军，这一人群是否就业、就业质量如何关系到其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稳定。
3.文化层次偏低
学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劳动力人数分别为2541、1909、804、391，所占比重分别为45%、34%、14%、7%。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整体文化层次偏低。
二、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情况
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中，3329人通过“单位招用”“自主创业”“社区管理员”“自由职业”“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60%，务农及未就业的劳动力人数为2216，占劳动力总数的40%。
1.劳动力就业情况
（1）就业方式分析。3329位已就业的劳动力中，通过单位招用、自主创业、社区管理员、自由职业、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数分别是2977、127、31、184、40。通过单位招用方式实现就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9%，创业的劳动力仅占4%，自由职业的劳动力占5%。
（2）待就业劳动力分布。待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为2216，占拆迁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9%，就业压力较大。其中1563人务农，另有753位未就业人员，分别为“在校学生”536人、“军人”14人、“无业”203人。
（3）未就业劳动力分布。“无业”状态的203人，其中“新生劳动力”6人，“解除劳动合同”28人，“个人原因无法就业”11人，“有就业需求无合适岗位”52人，“无就业需求”106人，各类别人数占无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14%、5%、26%、52%。
（4）无就业需求劳动力分布。无就业需求劳动力共计106人，其中67人“需要照顾家人”，8人“有其他收入渠道”，31人因“其他原因”而无就业意愿。
三、影响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原因分析
1.学历偏低，职业技能不足
5645位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占比为79%，整体学历偏低，在求职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5645位劳动力中有1563人长期从事农村劳动，职业技能不足，不能适应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学历低、技能低影响了拆迁地区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及就业质量。
（1）就业方式较为单一，创业意识不高。3329位已就业劳动力中，通过传统的“单位招用”方式实现就业的人数占到了89%，通过“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社区管理员”、“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员合起来的占比才11%。就业观念较为陈旧，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意识不高。
（2）就业意愿不足，积极性差。处于“无业”状态的203人中有106人没有就业需求，占比达到52%，占除去“务农”以外的未就业人员的7%，占拆迁劳动力总数的2%。106位无就业需求的人员中有31人因“其他原因”而不愿就业，占无业人员的15%。不想就业、不愿就业体现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意愿不强，“小富即安”的思想严重，就业积极性较差。
（3）工资预期高，工作条件要求多。本地劳动力的工资预期，一般都在2000元/月以上，并且还要求社会保障齐全，而外来务工人员工资预期一般在2000元/月，且很多人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比较来看，本地劳动力较高的工资预期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弱。
2.工作条件的“五不干”
在工作条件上，本地劳动力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五个不干”：离家远不干、工作累不干、工作脏不干、经常加班不干、不体面不干。究其原因，是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非体面工作不干，不是先就业后择业，而是宁可无业也不就业。而拆迁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相对低，文化、技能水平达不到现代企业的用人需求、特别是达不到管理岗等高端岗位的用人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低端岗位瞧不上、高端岗位不适应”，眼高手低，就业竞争力不强。
四、针对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服务的建议
1.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就业观念转变
开设职业指导讲座，帮助拆迁劳动力了解就业的重要性。就业不仅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促进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同时也能为下一代树立勤劳、上进的良好榜样。通过广泛宣传，引导拆迁地区劳动力端正就业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摆脱“瓦片经济”等小农意识，提高他们的就业意愿，奠定实现就业的良好心理基础。在机场拆迁地区加强就业政策的宣传，让拆迁地区劳动力掌握就业政策，特别是灵活就业方面的政策，就业不一定非要通过“单位招用”，还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就业方式，帮助拆迁劳动力拓宽就业途径。
2.加强就业引导，促进转移就业
帮助劳动力了解就业形势，结合当前市场就业形势及个人实际情况，引导劳动力对自身形成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帮助拆迁劳动力尤其是务农失地劳动力合理定制自己的就业预期，对工资预期、工作条件的要求趋于合理、合乎市场需求，避免“眼高手低”的情况，促进他们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提高就业成功率。
3.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
针对拆迁地区劳动力学历低、技能低的情况，加强对该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统计大兴区内企业的用人需求，挑选用人需求较大、有技能要求的岗位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采取“订单式”培训，争取培训一人、推荐一人、成功一人，提高拆迁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帮助他们在职业技能上“脱贫”，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4.加强就业帮扶，输送匹配岗位
结合拆迁地区劳动力的文化层次、年龄结构、岗位预期等情况，采集大兴区内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筛选相匹配的岗位，组织面向拆迁地区劳动力的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及个人搭建供需平台，帮助企业解决用人需求、帮助个人实现就业。通过提供有效岗位，对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3
中等职业技术人才是金字塔的人才结构模型的塔基，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需要大量中等职业技术人才。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工业化迅速推进，服务业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农业比重持续下降，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并出现向发达国家趋同现象。
2001至2020年，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特别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最终完成新型工业化，使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服务业也将加速发展，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持续上升。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迅速下降。21世纪的头20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起飞中后期，对受过职业教育、具有良好的技能和技术与管理素质的人才将会有巨大的需求。这就需要数以亿计的能够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的高素质劳动者，从而对中级的人力资源开发产生巨大的需求。在这一阶段，经济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是我国实现经济崛起或者经济追赶的重要时期，此后，中国经济发展就将进入成熟期。
部份经济发达地区调查已表明，有就业愿望的中职毕业学生就业率基本上都是100%。原因主要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就业机会的绝对数量在增加。但企业“人才高消费”的现象在逐渐“退烧”，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才有时比大学教育出来的人才更能胜任某些岗位。许多动手能力强的初中毕业生其实有充分的理由选择中职，走上高级技能型人才发展之路，而不是读普通高中，挤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的独木桥。
中职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就业竞争压力大，就业形势仍不容盲目乐观。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出我国人口变化趋势，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龄人口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预计到204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8亿的高峰，根据学龄人口数量的统计，每年新生劳动力有七、八千万人，这些新生劳动力将有相当大的部分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转移到城市，经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后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作。我国人口大国的特殊国情，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使得中职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中等职业教育是典型的就业教育，中职毕业生必须以本地区、行业的劳动力人才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培养自身成为生产、管理、技术和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专门人才，适应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就业竞争市场的需求。
总之，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制约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根据这个规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出金字塔的模型，越是基层的人才需求量越大，以培养中初等应用型技术人才为目标的中等职业教育无疑成为就业市场最大的供应者。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需要大量高素质中职人才，创造了许多地区中职生95%以上的高就业率奇迹。虽然，我国目前中初等教育就业人才需求数量大，但是近年新增劳动力人口数量也在不断攀升，且所针对中职学生提供的岗位工作条件较差，工资收入较低，中职生毕业后往往频繁更换岗位、就业并不稳定。
第二，劳动用工单位更看重中职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和品德
按照旧式工厂中工人等级晋升的惯例，一个初级工成为中级工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中级工成为高级工要七到八年的时间，这样的人才成长速度明显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
现在，中等职业学校中求学三年之后，就能够通过劳动部门的考核达到中级技工的水平，中职毕业生通过一部分学校开设的两年制高级技工班的学习就可以考取高级技工等级证书，再加上高等职业学校的深造，一个高技能人才约五年左右就可以快速打造完成。中等职业教育在高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优势突显，但劳动用工单位更看重中职毕业生的职业素养和品德 。
曾有地区的中职教育主管部门通过问卷方式，调查了解劳动用工单位对中职毕业生的在校学习成绩、思想品德修养、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精神、社会活动能力、职业技能等13项指标的重视程度，按非常重视、比较重视、不太重视、不重视等四个层次进行选择。结果表明，在“非常重视”的选项中排名前四位的分别是“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精神”，占78% ；“诚信品格”，占69.2% ；“实践和创新能力”，占65. 6%；“专业技能”，占49.2%。显然，用工单位更看重员工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品德。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4
摩托车车架在摩托车长期的行驶中每时每刻都会受到疲劳破坏作用，最开始是在某个局部小范围内出现裂纹，然后由于摩托车长期的使用，车架的裂纹会逐步的扩散，直至钢管的断裂，情况严重时会给驾驶员的生命造成伤害，因此对摩托车车架的疲劳分析和对其进行寿命预测是分析摩托车车架可靠性的重要因素。
1.1.疲劳分析的相关概念
疲劳是设备部件在其最大临界状态以内重复性的受到可以容许的力的作用而出现小范围内断裂的现象。作用力的大小、变化幅度、受力点的位置变化以及受力的次数都是影响设备部件疲劳的主要因素。通常在设备部件疲劳设计的相关问题研究中需要测定各种材料的P-S-N曲线和对应的疲劳极限。
1.2.摩托车车架疲劳失效理论
设备部件在载荷的作用下会有一次失效、寿命失效和累计损伤失效这三种失效形式。本文研究摩托车车架的疲劳失效主要考虑车架的累计损伤失效。由于车架的受力是随机的过程，因此进行疲劳损害计算比较困难，为了简化过程，本文采用Steinberg的三区间法计算车架的疲劳损害，即车架在68%情况下，受力值区间为 ；在95.4%的情况下，受力值区间为 ；99.73%的情况下，受力值区间为 。因此就可以结合miner方法进行疲劳累计计算。Miner是基于受力幅度的大小是固定值的情况下，假设材料在某个固定受力幅度i的情况下材料的寿命为Pi，在随机受力情况下，材料进行了pi次受力实验（pi，
其中 是车架受力在不大于 情况下受力次数（0.683tvo）以此类推。 是根据P-S-N曲线查到摩托车车架 受力情况下的寿命。
1.3.摩托车车架的累计疲劳损害计算
假设摩托车车架采用的是Q235钢，摩托车车架的受力时间为 ，受力振动的频率 ，因此可以计算得出：
根据以上计算累计疲劳损伤D≈1.04
因为计算出的D>1，所以摩托车车架受到疲劳损害，并且已经被破坏了结构。该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只能机械判断在一定作用力下车架是否已经因为疲劳而被损坏，而不能具体算出车架的使用寿命。
2.摩托车车架疲劳寿命的有限元分析
2.1.摩托车车架有限元建模
假设某车架的材料为Q235，加入前后减震器、发动机的简化单元，共包含46476个板壳单元，46076个节点单元。车架的有限元模型如图2.1所示。
2.2.摩托车车架材料参数和路面载荷参数
车架的损坏程度取决于材料的本身机械性能和摩托车各个部件对其的作用力的大小。Q235材料的各个属性参数可以根据有关资料整理得出：抗拉强度为439MPa，疲劳比为0.048，疲劳极限平均值为210MPa，疲劳极限方差为7.8MPa，变异系数为0.037，得出车架材料疲劳极限值为181.1MPa。国内外通常设计车架都应用材料自身的S-N曲线，重点保障材料疲劳裂纹刚出现的寿命的安全寿命方法，本文再结合MSC.Fatigue有限元分析软件研究车架的疲劳损害。由于摩托车在驾驶的过程中受到一部分来自于路面的冲击力，不同的路面对摩托车车架的冲击各有不同，单元的假设固定的路面冲击力载荷谱不利于与摩托车实际驾驶情况接轨，首先通过道路模拟试验机进行迭代得出摩托车行驶中受到的冲击力载荷， 这样才能使模型的结果更加的准确。
2.3.车架疲劳寿命有限元分析计算
将摩托车车架材料Q235材料的各个疲劳属性、车架受到的作用力值和载荷的随机变化时间曲线输入MSC.Fatigue有限元分析软件，可以得到趋于实际路况的摩托车疲劳寿命有限元分析图2.3。
根据该摩托车车架的疲劳寿命有限元分析图可以看出该摩托车车架的最小寿命值为最底层浅蓝色条纹对应值5.20，即105.2也就是说该摩托车在正常驾驶的情况下摩托车车架的使用寿命为15.9万公里。该方法结合实际路况和车架的材料属性能精确地计算出摩托车车架的实际使用寿命，但是计算的结果受到摩托车车架的建模方法和建模约束条件的选取。
3. 小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摩托车的普及率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虽然现在农村的路况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仍然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机耕道的存在，再加上随着发动机的发展对车架产生更大幅的激动力，这些都严重考验摩托车车架的可靠性。摩托车车架的疲劳寿命直接反应出车架的可靠性，生产厂家对摩托车车架进行疲劳寿命试验，提高车架的可靠性，不仅能保障驾驶者的生命安全，同时也能为品牌树立良好的形象。
参考文献：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5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2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Medical Care and Health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on the Labor Supply in Megapolis：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ity
WANG Jinying1， LI Jingbo1， SHI Beibei1， ZENG Xuch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2. Shenzhe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Research， Shenzhen 518048，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 system on the labor supply of Shenzhen using factor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system will promote the labor supply， while with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it’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 level of health care and labor supply， to provent excessive welfare which could level reduce labor supply， and respond to reduction of future labor supply active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reduce the possible financial pressure on possible future caused by labor supply reduction.
Keywords：health care system； population health； labor supply
一、引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持续增长不仅仅需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更重要的是需要持续的劳动供给。因此，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投入要素，其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与否决定了社会能否稳定、健康发展。在人口规模和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既定的条件下，个体向社会提供劳动时间的长短和总体人口劳动参与的水平是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个人是否参与劳动以及其劳动时间的长短？是什么因素影响人口的整体劳动参与率？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文献林林总总，其结论不外乎是认为影响因素有年龄[1～2]、性别[3]、婚姻状况[4]、受教育程度[5～6]、人口健康等微观特征[7]，工资水平、经济发展状况[8]、城市化水平等宏观经济因素[9]。此外，也还有少量研究者探讨了公共政策如教育政策[10]、社会保障制度[11]、税收制度[12～13]、公共卫生政策[14]等对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的影响。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对于人口健康状况和医疗保障与大城市劳动供给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见诸报刊，特别是从理论到实证的探究这两个方面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微观个体的劳动选择、劳动时间以及整体人口劳动参与和劳动供给的途径、机制的研究略显欠缺，探究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保障执行等从福利和收入效应角度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对于深圳市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其经济发展虽有国家优先发展战略指引的政策优惠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与深圳特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通过不断创新而吸引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人才）的流入并充分利用分不开的。随着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追赶，深圳市对于劳动力和人才的吸引力会逐渐减弱；同时，深圳市外来流入人口居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必然加速。在人口规模增长减慢的前提上，特别是外来人口增速减缓的背景下，一个特大城市如何获得保证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足够劳动供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基于深圳市这样一个快速成长并对未来城市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大城市，对公共服务和政策如何调整资源开展研究，对如何利用现有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进行分析，为后来新兴大城市健康和医疗保障制度设计提供借鉴依据，这便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
1.微观家庭的劳动决策研究
从微观上讲，劳动供给是指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家庭或个人）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微观主体的劳动供给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率，因此，对微观主体的劳动供给最大化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劳动力的供给包括现实劳动力资源，也包含了潜在劳动力资源，劳动供给挖掘空间主要集中在潜在劳动力资源上。作为理性经济人，普通劳动者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动力而支配劳动力供给的，但是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劳动供给不单单仅受利益驱使，它是综合多个因素进行优化配置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影响：①个人劳动决策的性别差异。由于生理特征及其社会分工、婚姻和孩子抚养等多种因素的差异，男女在劳动供给行为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就业过程中女性普遍受到性别歧视的影响[15]，导致就业性别差异不断增大[16～18]。②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等指标的变化来体现；布鲁姆（Bloom）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使得“人均劳动时间投入”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9]。③人力资本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健康状况是反映个人人力资本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健康状况越好，则越有利于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20]；反之亦然。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水平对参与劳动力市场有正向的影响，并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也会提高[21]。
2.宏观因素的影响研究
从宏观上看，所谓的劳动供给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或时间点上），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所愿意提供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广义的劳动供给是建立在狭义劳动力供给的基础之上的，其供给量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决策主体的经济决策分析。影响整个社会或某个空间区域劳动力供给的因素还取决于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人口迁移以及国家政策法规等因素。①社会保障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伯克豪塞尔（Burkhauser）和特纳（Turner）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社会保障收入对主要年龄的男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有社会保障比没有社会保障时每周的工作时间多2～3小时[22]。莫菲特（Moffitt）利用1955～198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社会保障对25～34、35～44、45～64、 65岁以上组的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保障收入对劳动参与率存在负效应[23]。学者们研究中对社会保障减少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②公共卫生服务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布鲁姆和坎宁（Canning）总结了健康作用于经济繁荣的四条途径：第一，身体健康的人微观劳动供给更多并且生理和认知上更强壮，从而更具生产力；第二，身体健康的人预期寿命更长，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增加劳动供给效率；第三，更长的寿命会引致在工作期间更多的储蓄，为经济提供更多的投资，一个健康状况良好的劳动力还可以增加外国资本投资；第四，死亡率的降低也减少了一国对新生儿的需求，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而这一人口群体是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24]。③工资变动对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除性别、年龄、教育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劳动力市场状况也成为个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
3.待检验命题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深圳市为例，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人口健康和医疗保障对于劳动参与的作用途径和机制；揭示深圳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决策和劳动力的劳动时间长短取舍的决定因素，阐明人口健康、医疗保障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为此，本文的待检验假设（命题）如下。
命题1：健康改善促进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因此，医疗保障在促进人口健康的情况下有利于劳动供给。
命题2：医疗保障对劳动者具有收入效应，在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供给会随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当医疗保障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替代效应，劳动供给的增速会减缓。
命题3：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以及低比例的缴费人口会造成医疗保障账户的收支不平衡，适度的医疗保障水平，在保障人口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劳动供给。
为了对上述命题给予实证检验，本文将分别采用量表分析、主成分分析、Logistic回归方法，对以上命题予以验证。
Logistic模型公式为：
本文研究的微观数据是来源于深圳市2012年“深圳常住人口就医调查”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除了诸如性别、年龄、教育、工作情况和户籍等个人基本情况外，还涉及人口健康、医疗保障、劳动供给等相关指标，具体包括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就医意愿、医疗保险参加情况以及工作时间等。该抽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随机抽取来自深圳市9个区的居民（总计1613户家庭，4466人，其中男性2301名，女性2165名）作为研究对象，就深圳市居民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访问。
2.样本描述
本文选取了深圳市9个区的1613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以龙岗区、宝安区最多，分别占总样本的26.6%、22.6%（见表1）。深圳市受访家庭以3人户为主，占38.3%，同时，60.8%的受访家庭户来自于省外，深圳市本地家庭仅占19.0%。受访户主参加综合医疗保险及劳务工医疗保险的分别占36.0%和17.7%。调查涉及人群以青壮年为主，大概占76.6%，老年人最少。从受访人群受教育程度来看，受访人群以高中及以上学历为主，将近半数（49.4%），低学历者（小学及以下）为少数。
3.量表分析
（1）深圳市人口健康状况。
调查数据显示，深圳市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仅有0.12%的居民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不同年龄组遇到健康问题有不同的反应（见表2），25～59岁之间的大部分居民会选择立即就医，而15～24岁及60岁以上居民大部分去药店买药解决，且22.9%的65岁以上老人会拖着不积极就医。由此可见，作为创造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25～59岁组青壮年，遇到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时往往会及时就医，以更健康的身体素质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女性较之男性而言，住院意愿更为明显，且最近三年住过院的比率为9.02%，而男性住过院的比例达到5.11%。结合个人健康状况自评指标及最近三年住院情况两项指标，居民整体身体状况良好，但男性与女性略有差异。
（2）深圳市居民医疗保障以及居民对医疗机构的认识状况。
深圳市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具有参保人群大，保险层次多，缴费率低，待遇高的特点。这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参保意愿，实际调查中71.2%的居民参加了医疗保险，这其中84.8%的参保人参加了深圳市医疗保险。根据调查显示，在居民对各医疗机构看法的研究中，发现居民对市级医院、区级医院、街道医院和社康中心的满意程度均达到50%以上，70%以上居民对私人医院及个人诊所的态度不清楚。居民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也呈相同的趋势。看病收费太高依然是限制居民选择性就医的主要因素，87.6%的居民认为收费太高，77.4%的居民认为看病手续繁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就医的主动性。
居民遇到健康问题时对医疗机构的选择有一定的偏好差异（见表3），小病发生时，44.6%的居民首选去药店，32.4%的居民选择社康中心；大病发生时，超过半数（65.5%）的居民选择公立医院就医，仅有小部分的人群选择其他就医方式；与此同时，住院、急诊、普通门诊及特诊发生时，居民同样首选公立医院。值得注意的是，去厂里就诊及个体诊所并不受居民的青睐，整体而言，公立医院是普通市民遇到健康问题就医的首选，深圳特色医疗机构――社康中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有病能医”成为可能。同时，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关系居民遇到健康问题以后的反应。加入医疗保障以后，大大提高了患病就医的主动性，患病立即就医的比例达到75.6%，而没有加入医疗保障时，患病立即就医的比例仅为24.4%。
（3）深圳市居民劳动供给情况。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当工资率维持在低水平时（如工资率在13.33元/小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月收入由2800元增长到4000元），工作时间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此时闲暇成本增大，劳动者宁愿放弃闲暇时间而从事工作以获取收入，即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劳动供给增加；而当工资率在高水平的情况下（如在33.33元/小时高工资率的情况下，当月收入由8000元涨到10000元），劳动者宁愿放弃高工资而追求闲暇，即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劳动供给减少。在被调查的样本中，48.6%的居民一天工作8小时，为国家法定工作时间，不会因工资收入增加的吸引而放弃闲暇，延长劳动时间。而就闲暇时间选择来看，呈偏左态分布，即劳动者月休息时间偏少，34.9%的劳动者选择休息8天。
参与市场劳动的群体中，已婚女性仅占31.9%，少于未婚女性，而已婚男性劳动参与率远远大于未婚男性，比例为1∶2.60，显示了婚姻状况对男女劳动者市场劳动时间投入的影响差异。调查中的已婚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及工作情况可以验证道格拉斯-有泽法则，即丈夫收入越高，妻子的劳动参与率越低；妻子本人的市场工资率越高，其劳动参与率越高。同时，男性和女性对劳动供给反应存在明显差异，这缘于两者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的差异。女性除了用于社会劳动时间和闲暇之外，还要留部分时间做家务，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解释了女性劳动供给反应的乏力。
四、健康、医疗保障对微观劳动供给影响的定量分析
1.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揭示大样本、多变量数据或样本之间内在关系的一种方法，旨在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降低空间维数，以获得最主要的信息。主成分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协方差矩阵进行特征分解，以得出数据的主成分（即特征向量）与它们的权值。
通过交叉表相关性检验，选取相关性较高的指标做主成分分析，选定以下变量，设x1：最近三年内是否住过院；x2：健康状况自评；x3：个人负担费用满意程度；x4：住院意愿；x5：住院时间；x6：就医及时性；x7：最近一个月休息的天数；x8：最近一个月是否带病工作；x9：最近一个月是否因病请假。把上述数据用于主成分分析，可知KMO=0.672，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同时sig.=0.000
根据表4可以看出，f1对变量 x7、x8、x9的因子负荷较大，f2对变量 x3、x4、x5、x6的因子负荷较大，f3对变量x1、x2的因子负荷较大。x7、x8、x9与第一个因子高度相关，这些指标主要概括了人口健康水平，因此以f1作为评价人口健康的综合因素具有代表性，这里命名f1为人口健康因子；x3、x4、x5、x6与第二个因子高度相关，这些指标主要涵盖了医疗保障的主要评价，因此以f2作为评价医疗保障的综合因素具有代表性，命名f2为医疗保障因子；x1、x2与第三个因子高度相关，这两个指标主要概括了劳动供给的变化情况，因此以f3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综合因素具有代表性，命名f3为劳动供给因子。
为了明确各个因子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利用主成分提取法的因子分析来做进一步的探讨。将各变量进行正交旋转以后，以x7（即最近一个月休息天数）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变量，各因子与变量关系如下：
x7=0.332f1-0.017f2-0.012f3（1）
将x8（最近一个月是否带病工作）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各因子对变量的影响如下：
x8=0.356f1-0.009f2+0.005f3（2）
将x9（最近一个月是否因病请假）作为评价劳动供给的变量，因子分析的结果为：
x9=0.356f1-0.009f2+0.006f3（3）
通过上述变量的解释程度，选取最近一个月休息天数作为劳动供给的指标更佳，对于这个反向指标所构建的模型，因子对模型整体的解释能力都很强。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人口健康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程度更大些，且呈正向的影响，而医疗保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虽然相对小很多，但是已经呈现负向的影响。如此则验证了命题1、2，即健康改善促进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因此医疗保障在促进人口健康情况下有利于劳动供给。医疗保障对劳动者具有收入效应，在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供给会随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医疗保障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出现替代效应，劳动供给的增速会减缓。因此，有效提高劳动的供给，可以在人口健康因素方面寻求突破点，就人口健康的影响因子而言，应加大身体与心理健康两方面积极的作用，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加强，能有效增加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产出，更大程度地提高劳动供给效率；对于医疗保障方面而言，不宜采取过度保障，因为医疗保障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虽很显著，却为负向影响，当医疗保障水平过高时，只会增加劳动成本，而不能很好地增加劳动供给。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以及低比例的缴费人口会造成医疗保障账户的收支不平衡，适度的医疗保障水平，在保障人口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可以促进劳动供给。将医疗保障水平维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这样既能吸引劳动力的投入，又能降低劳动成本，实现劳动的最优化产出。
2.人口健康、医疗保障与劳动供给二元Logistic模型
综合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障的作用探讨其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为了研究各影响因素对劳动参与的作用，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来研究调查中影响劳动参与的不同因素，以“是否有工作”作为因变量来拟合Logistic模型，其中参照项为有工作，模型表示劳动者不参与工作的概率的对数值，拟合模型见表5。
模型的sig.=0.00
加入人口健康因素影响之后，人口基本要素对于劳动参与情况的影响并无太大变化。而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参与工作的概率越高。健康改善促进个体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因而医疗保障在促进人口健康情况下有利于劳动供给。随着居民追求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增加，劳动者将身体健康放到了首要的位置，当劳动者身体状况恶化时，劳动者会及时对身体恶化做出反应，选择增加闲暇时间，减少参与工作的概率。
最后将医疗保障因素加入模型，明显可以看出，受教育状况与婚姻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加大，医疗保障因素的加入更加强化了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只有劳动参与者认识到在工作参与过程中医疗保障的重要性，才能更加深刻地发挥医疗保障促进劳动参与行为的作用。是否有医疗保险成为参与工作的重要考虑因素。医疗保障制度的存在能保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一旦受到疾病的困扰，能及时获得基本的治疗和护理。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就业条件下，医疗保险可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居民对于不同医疗机构的信任程度不同程度地影响劳动参与情况，市级医院及个体诊所信任度越高，劳动参与概率就越大，而其他医疗机构的信任度并不显著影响劳动参与。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现阶段，并不是所有的医疗机构都参与到了劳动者保障过程中，这恰恰就为未来医疗改革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五、主要结论
1.完善医疗保障供给，提高人口健康状况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6
根据劳动经济学对歧视的定义，它是指由于个人具有某一群体的特征，而遭到的系统性的不公正对待。例如，我们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依据户籍制度划分雇员群体并实行不同待遇的行为称之为户籍歧视。户籍歧视包括两种情况，一种为统计性歧视，是指雇主在确定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时，由于获得的雇员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而根据群体的特征来代替个人特征帮助自己做出选择。例如，如果雇主相信，一般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率会低于城市的劳动力，即使在没有对特定个人户籍有偏见的情况下，他也会做出对农村劳动力不利的决定。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户籍歧视则完全来自于“偏好性”，也就是说，雇主在确立岗位或工资水平是完全依据户籍的不同来制定标准，而削弱其他个人特征的作用。事实上，户籍歧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形式被规定下来的，雇主被迫接受，是一种劳动力市场制度性歧视。
二、户籍歧视的实例差额法分析
（一）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特征比较
我们抽取2007年几个发展水平相似的省市的企业，得到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平均值约为6.57元，城市劳动力的月工资平均值约为14.38元的结论。在分析差额时，本单位工作年限对于解释收入差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工作的时间越长，工资收入就会越高。当然受教育年限也是影响工资收入的相当重要的变量，受教育年限越长，工资收入会越高，并且年龄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资收入会越高。由以上因素，简单构造出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特征比较表（参见表1）。
（二）计量经济分析
对上述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首先对模型中使用的变量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预期非农工作年数对工资收入产生正方向的影响，但是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线性关系。随着工作经历的延长，他对工资的收入影响会越来越小，所以其平方项系数为负，以及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年龄对工资收入有正方向的影响，图表分析如下（如表2）：
三、差额法分析
我们以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情况说明，Wa与Wb分别表示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现在假定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假定城市劳动力与农村迁移劳动力拥有同等时间的工作年限、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为w2，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为w1，工资差额为w2-w1；第二种情况是假定城市劳动力本身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年龄和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1，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3，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1，且城市劳动力的工作年限与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此时工资差额w3-w1；
我们的理论认为，在w3-w1的差额中，我们排除了因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的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再排除了教育年限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以及年龄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但是w2-w1的部分无法解释，属于收入歧视造成的不合理的工资差额。
根据差额法所计算的结果，工资差额中有（w3-w2）/（W3-w1）是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年龄不同所引起的工资的差别，（w2-w1）/（W3-w1）是歧视造成的。
再参考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同一职位而表现出的工资差异，75.94%的比例是合理的。源于城市劳动力有较高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年龄水平，但有24.06%的比例是不合理歧视造成的。上述事实证明，收入歧视行为是存在的，并成为导致不平等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原因。
四、户籍歧视的后果及改善措施
首先，户籍歧视不仅会对被歧视者――农村迁移劳动力产生影响，也会对做出歧视行为的雇主造成损失；其次，如果长期存在歧视性政策，必然会形成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当农村迁移的劳动力在城市感受到的相对贫困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重新迁回或回迁，这可能造成城市化进程无法向前。最后，当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歧视和扭曲非常严重，农村迁移劳动力感到的相对贫困意识非常强烈时，他们还可能会对政策不满，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因此，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使农村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一个城市的健康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必要。所以在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其提供培训等手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降低外来劳动力的受歧视程度，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
五、结语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7
一、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研究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中规定，歧视是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最早将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现象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Myrdal。1944年他在《美国的困境》一书中提出了累积因果原理，认为在白人反对黑人的行动、黑人处于贫困的状态、黑人自身的人力资本和文化特征下，使得白人对黑人歧视程度不断加强，使得黑人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并在相互作用中将这种因果不断强化，形成恶性循环。Becker （1957）是最早为劳动市场的歧视现象建立模型解释的经济学家。他将歧视看做一种偏好，即为满足这种偏好宁可放弃生存效率或承担一定费用，将歧视分为工资歧视、职业歧视、雇佣歧视等。贝克尔将歧视的成本货币化，建立了一个个人偏见模型，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歧视时，歧视者和被歧视者的利益都受损，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歧视者（雇佣者）还会因为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被淘汰。Becker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尽管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将歧视设定为个人偏好、雇主是歧视的受损者的结论分析等引起后人的质疑，但是他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对后人有了极大的影响。Kruger（1963）、Arrow（1972）等人随后对Becker的理论进行了完善。Kruger将Becker 的完全封闭交易模型扩大到两国贸易中，从效用函数的角度，在两国贸易模型中把歧视偏好视作一种税收。他认为即使白人资本家没有个人歧视，也会因为个人收入最大化而设置最优税率，黑人因为对白人的资本依赖，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Arrow假定劳动力之间并不是完全替代的，调整劳动力需要成本，认为最终均衡状态下，部分企业会选择混合雇佣，另外的企业会分割雇佣。而不论是哪种情况，白人的工资都会高于黑人。
以上的分析都将劳动力视作同质、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假设上做了变动，假定厂商对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垄断能力。Thurrow（1969）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构建了社会距离模型，认为白人在获取高收入的同时，与黑人的空间距离也会增加，而空间距离的增加可以看做是一种额外的收入，因此白人会进一步实施歧视，也获得更多的收入。在存在雇佣歧视、工资歧视、职业歧视等多种歧视的假定下，垄断者会为了提高货币收入和社会距离，而相机抉择，会选择雇佣部分被使其的对象。另一方面，多种歧视间会彼此加强，如黑人受到歧视，收入减少时，教育会相应减少，产生职业歧视。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是黑人受到最严重的损失。Bergmann（1971）将劳动领域进行了分割，认为受歧视人群工资较低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事的职业受到了限制，他构建了一个两职业两种劳动力的2×2模型，最后得到结论，歧视的动力在于经济动机，没有歧视的雇主和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收益会减少，被市场淘汰，而存在歧视的雇主会得到最大化的收益。Piore（1971）将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另外一种划分，划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即提供工资较高、劳动环境较好的工作，和提供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假定二者是相互分割不流动的。这种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较好地描述了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现状，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作导致劳动市场歧视问题的重要因素，但没有解释在劳动市场上处于被歧视地位的劳动力在市场中被分割的根本原因。
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搜寻成本、信息不完全等因素逐渐被诶引入到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中。Black（1997）假定求职者在寻找工作中需要支付搜寻成本，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歧视的条件下，被歧视群体在给定搜寻企业数目时，对工资的最高期望值小于没有被歧视的群体期望值。而雇员搜寻成本的存在会使得雇主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垄断，为了利润最大化，雇主对劳动力的均衡需求为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同时所对应的劳动力供给。最终，那些搜寻成本较高的被歧视的求职者只能接受工资较低的职位。Phelps（1972）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提出了统计性歧视理论。认为雇主在获取求职者信息时需要支付一定的信息成本，因此，雇主往往通过外在、可传达的特征如性别、种族、年龄作为聘用的考虑因素，而这些影响因素大多是基于群体特征的总体统计结果来进行选择的。从以上理论可以看出，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现象的解释主要有三条路径：歧视偏好、市场分割、信息成本。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歧视现状及理论分析
农民工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个特殊劳动群体，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特殊户籍制度下、随着城乡二元制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类劳动群体。据统计，离家外出打工超过3个月的农民已超过2.6亿，①其中外出农民工16 336万人，增加473万人，增长3%，本地农民工9 925万人，增加510万人，增长5.4%。农民工在就业市场的歧视现象最初是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给当地交通运输、就业岗位、城市管理等带来较大压力，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严厉限制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法规政策，使得农民工的歧视得以正式化和制度化。虽然后来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现象逐步得到国家重视，相继出台一系列旨在消除针对农民工歧视的新政策，部分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的蔓延与恶化，但由于传统制度影响的延续性、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城市就业压力等问题，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被歧视现象仍旧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程度存在着。一般而言，农民工就业歧视是指，农民工在求职或者工作的过程中，因为户籍、籍贯等与职业（或岗位）内在需要无关的因素而不能享受与其条件相等或相近的求职者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者在工资所得、升迁机会、培训计划、就业的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从而使得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现象。
农民工在劳动市场上的歧视主要体现在横向、纵向两个方面。从横向的角度上来看，收入较高的职业里农民工的比例极低，从纵向的角度上来看，同一职业里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低于其他群体。截至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 290元，而同期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6 769元;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5.7%，从事建筑业的比重逐年增加，从2008年的13.8%上升到18.4%;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普遍较低，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多数农民工缺乏合理的员工保障。
对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现象，中国经济学家做了较多理论实证分析。较早进行研究的是江时学（1992）、赵树凯（1996）等人，他们从农民工的实际处境入手，分析产生就业歧视的原因。江时学认为农民工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出现，他们的传统价值观、信念、体制与现代的价值观、信念、体制不相符，从而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参与不足，从而导致被“边缘化”，其中经济上的参与不足，即经济地位低下是导致其他方面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赵树凯通过对农民工的实际调查，得出不同类型地区的农民工处境差别较大。东部江浙一带的农民外出多以独立的生产经营为主，而中部地区的农民外出则是以从事雇佣行体力劳动为主，在他的问卷调查中，农民外出打工的就业环境差别也较大，生活处境普遍较差。
卢周来（1998），蔡（2000），常向东（2000），毕霞、魏从东（2005）对农民工受到歧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卢周来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当前存在的歧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健全，统一、开发、有序的劳动市场的缺失使得市场上普遍存在政府行为越位、缺失，导致劳动管理部门寻租，因而产生劳动力进入受限制、劳动力同工不同酬等现象。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分析劳动力的市场分割现象，认为当时的农民工歧视现象、劳动力市分割的根本原因是之前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指导下，中国实行了户籍制度，维护排他性劳动就业现象，从而造成了城乡对立和歧视。城市居民为维护既得利益，支持当地政府制定排斥外地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常向东将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归结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政策，认为这种歧视性政策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扭曲了均衡工资，并产生了劳动歧视，不仅影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同时还影响地方的经济利益。毕霞、魏从东（2005）则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现象归结于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淡薄、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素质较低以及思想观念等四个方面的原因上。认为中国应该尽快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农民工的就业权益。程蹊、尹宁波（2004）则认为地方政府的一些偏向性政策限制了农民工获得收入高、工作环境好、福利待遇好的工作，只能从事“脏、苦、累、差”的职业。赵耀（2006）、王磊（2009）、施伟陈（2010）则将原因归结到文化、法律、经济的层面上。赵耀认为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等级文化是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的原因，农村居民长期来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有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而这进一步导致农民工在就业中受到歧视。施伟陈则认为因为缺乏反就业歧视法，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歧视性的就业政策，使得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遭遇歧视难以得到解决。王磊则认为劳动力长久以来的供大于求，以及城市里严重的下岗现象，使得地方政府优先考虑本地居民，从而对外来劳动者采取歧视性政策。还有部分经济学家如袁书华（2008）从心理学等角度分析农民工的就业歧视问题。
三、自由竞争劳动市场下的农民工歧视模型
借鉴Becker、Arrow等人对劳动市场歧视现象的理论模型分析，本文采用抽象分析法，结合中国劳动市场的现状，构建自由竞争市场中的农民工歧视模型。
在该模型中，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被歧视的劳动群体农民工L1和不存在歧视的劳动群体普通劳动力L2，考虑到现实中这两种劳动力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假定社会中存在两种工作，一种是技能缺乏型工作，两种劳动群体之间可以完全替代，这种工作支付给受歧视群体工人的工资为w1f，支付给普通劳动群体的工资为w1n，另一种是高技能型工作，两种劳动力间不能完全替代，雇佣者宁可高价雇佣第二种劳动也不愿雇佣第一种劳动力，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为w2。从事第一种劳动的农民工群体劳动力总量为L1f，从事第二种劳动的农民工群体劳动力总量为L2f，从事第一种劳动的普通劳动群体劳动力总量为L1n，从事第二种劳动的普通群体劳动力总量为L2f，w2是L1n/L1的函数。
如果劳动力市场全部出清，即所有劳动力全都被雇佣，那么总得利润方程为下：
П=f（L1，L2）-w1fL1f-w1nL1n-w2L2 （1）
其中，f（L1，L2）表示社会总产出。
对方程（1）中第一种劳动的受歧视群体、第一种劳动的普通群体、第二种劳动整体等三种不同劳动力求边际导数，得到以下等式：
（w1n-w1f）/f1=-（■）■=-（（？鄣w12（L11n/L11））/？鄣（L11n/L11）））s12/s11 （2）
其中，s1，s2分别为被第一种劳动类型、第二种劳动类型的总劳动力工资报酬，f1是第一种劳动类型在没有被歧视的条件下的边际生产率。
从方程（2）可以看出，第二种劳动类型作为投入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越是增加，那么第一种劳动类型中的被歧视的劳动力所得到的工资就越低，即所受的工资歧视现象越严重。
以上分析是雇主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之间进行调整时成本为0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考虑到实际劳动市场中，雇主在雇佣新员工、辞退老员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成本，如招聘成本、培训劳动力支付的成本、企业组织调整需要支付的成本等，所以企业在雇佣劳动过程中会将这部分成本纳入到选择劳动力的范围中。当模型中假定雇佣调整成本存在时，雇主对雇员的歧视程度如以下模型所示。
首先，假定市场上最初并没有受歧视的劳动群体即农民工群体的进入，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农民工群体和富余的普通劳动群体进入到劳动市场中，这个假定是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真实情况的。此外，假定所有企业是同质性的，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劳动力增加时，企业的数目不会增加。对于边际雇佣的工人，企业所得的收益为r，但为雇佣这个边际工人，企业也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因此，当社会处于均衡时，企业获得最大利润时雇佣劳动的边际成本为r，而解雇工人不会获得收益。再假定企业的成本函数是一样的，C（w， n）是工资w的凹函数，劳动总量L固定不变，L=Lf+Ln。
在以上假定下，存在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条件下，企业成本最小化时，对Lf、Ln的雇佣都在各自的极值点上。当企业决定增加雇佣时，劳动市场将处于以下三种情况：
情况（a）：Lf =0，Ln =L;
情况（b）：Lf =L0，Ln =L-L0;
情况（c）：Lf =L，Ln =0
其中L0是企业初始时雇佣的未被歧视的劳动群体的劳动力总量。
第一种情况（a）表示未被歧视的普通劳动群体会被解雇，第三种（c）表示被歧视的劳动群体被解雇。那么在给定劳动力总量的情况下，可以计算企业在上述三种情况下的利润，以及在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三种情况下对劳动力数量的最优选择，依次确定为La，Lb，Lc。
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时，如果劳动力的需求增加，那么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前提假设下，处于第一种（a）和第二种情况（b）的企业将会比以前更多的雇佣被歧视的劳动力，处于第三种情况（c）的企业将会比以前更多的雇佣未被歧视的普通劳动力。此时，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分隔雇佣，第三种情况下的企业获得利润和第一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相同，都高于第二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第二种可能是混合雇佣，此时第一种情况下的企业所的利润低于第二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所得，而第二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所得与第三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所得相同。
在第一种可能下，即分隔雇佣下：如果L=La，那么第二种情况 （b）下的企业全部雇佣受歧视的劳动群体时所支付的成本将会增加，比较第一种情况（a）下的企业与第二种情况（b）下的企业在雇佣受歧视劳动群体时支付的成本时，可以得到方程如下：v（L0/La）>=r，其中，v是受歧视群体所得工资低于普通群体所得工资，将上式进行变换，可以得到：
v（w/L）=w（w/L）-wf （3）
从上式可以看出，当普通劳动群体要求的工资率差异即对受歧视群体的歧视程度超过雇佣新工人的调整成本时，会出现分割雇佣。根据上式还可以得到：v （b）>0，wn>wf。即完全分隔和工资差异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在第二种情况，即分隔雇佣时，如果L=Lb，第一种情况（a）下的企业实施雇佣受歧视劳动群体的成本会提高，此时，比较第二种情况（b）下的企业和第一种情况下的企业（b）同时雇佣受歧视劳动群体时的成本，可以得到第二种情况下（b）企业存在的条件：v（L0 /L1）<=r。这说明在混合雇佣的情况下，雇员歧视的强度不超过雇佣信工人的调整成本，由此还可以得到，v（L0/L1）>v（b）>0。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实行混合雇佣，一些企业实行分隔雇佣。不受歧视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在混合雇佣企业的工资高于在分隔雇佣企业中的工资，分隔雇佣企业的未受歧视的劳动者的工资也将高于受歧视的农民工的工资。
由以上模型分析可以得到，在劳动市场上如果存在歧视现象，受歧视群体农民工得到的工资和就业机会要低于未受歧视的劳动群体。
四、解决农民工劳动歧视的对策
1.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也应与之匹配，由市场规律决定，每个劳动者有权决定职业，可以在各个行业中自由流动，进行公平竞争，由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引导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第一，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降低雇主和农民工双方的信息搜寻成本，引导劳动力向需求方向合理流动，避免盲目性和自发性带来的高成本和社会压力，地方政府做好信息和宣传工作，为劳动力提供有效、便捷的市场信息。第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市场化的就业选择机制。由国家在城乡间、地区间统筹规划调控全国劳动力，建立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发挥劳动力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形成农民工自主择业、公平竞争、双向选择的市场化就业机制。第三，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一方面建立有效的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的市场机制，消除户籍因素对工资差异的影响，保障农民工与其他工人的同工同酬;另一方面完善欠薪保障制度，加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完善用工的合同管理制度，保障农民工资按时足额的获得。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由来的根源之一。户籍制度源于计划经济，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一方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劳动市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存在影响农民享受其他居民可以享受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国民权利，加剧了城乡差距，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此外，在目前人口流动速度高度增长的背景下，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难以对中国目前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未来，应逐步放宽甚至取消户籍管制。首先，从宪法的层面，允许“居民拥有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取缔一切与宪法有悖的户籍政策。同时，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参考国外成功经验，建立符合宪法精神的、完备的户籍管理法律。其次，逐步实行一元化的户籍制度。一方面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歧视性划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居民户口;第二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社会资源时不再与户籍挂钩，全面享有平等的就业、教育等机会;还需要推动户籍管理向人口管理过度，使户籍制度仅仅作为人口资源统计和社会管理的依据。再次，完善户籍转移制度。在国家层面的法律保证下，各级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完善的迁入准入制度，保证劳动力的自由、公平流入流出。
3.推动农民工公共服务均等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针对目前农民工进城后难以享受城市居民等同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在为农民工提供教育、社保、医疗、娱乐等领域的服务时，应保证各群体间的平等关系。一方面健全普惠性的公共服务机制，统筹考虑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逐步满足农民群体在社会服务领域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在平等的原则下，要注重有所区别的向弱势群体倾斜，考虑到农民工多从事高危、脏累的工种，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等方面有所倾斜。
4.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不断提升，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还需要在劳动综合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上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力度，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为各产业的发展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完善县域教育培训网络。鼓励社会资源进入职业教育领域，以民办、公办与民办结合等方式丰富现有职业教育资源，提升农村职业教育水平，提高农民人力资本。
The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 on Workers and the Problem
of Discrimination on Chinese Migrant Rural Workers
ZHAO Min1，DING Lan2
（1.Pan-China Construction Group Co.Ltd.，Beijing 100071，China;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8
CHEN Jing, XIE Xiaolong, YANG Deqing
(State Key Lab. of Ocean E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As to the issues that marine riser fatigue life can be reduced by interference and collision generated by vortexinduced vibration and weldinduced eccentricity, SN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fatigue life of a marine riser under the effects of local depression and/or eccentric butt. When the eccentricity location, local depression location and length of transition region are determined, the larger amplitudes of eccentricity and local depression lead to the larger stress levels in the transition region and shorter life. When the eccentricity amplitude, local depression amplitude and length of the transition region are determined, the smaller distance between the transition region and middle part of marine riser leads to the stronger effect on both stress in the transition region and marine riser life.Key words： marine riser; local depression; eccentric butt; fatigue life
な崭迦掌冢2010[KG*9〗06[KG*9〗21 修回日期：2010[KG*9〗07[KG*9〗26せ金项目：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重大基础研究课题(2008ZX0502600504)ぷ髡呒蚪椋 陈 静(1985―），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结构动力学设计和优化，(Email)0 引 言
海洋立管（以下简称立管）是现代海洋工程结构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薄弱易损的构件之一.作为海底与海面的主要联系通道，其下端一般为质量压载或与万向节相连，上端则连于平台的滑移节或钻探驳船等.立管所处海洋环境复杂性，对其影响因素较多.立管内部一般有高压的油或气流通过，外部则承受波浪海流作用，立管在内部流体和外部环境载荷的作用下会发生碰撞、疲劳损伤和断裂失效等，造成破坏.
［1］
浪、风以及现场作业等因素引起的动载荷非常复杂，因此对立管节点或其他焊接部位的疲劳寿命计算受到环境力、结构的局部和整体响应、疲劳强度和损伤积累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制约.对于含缺陷立管系统，一般采用断裂力学方法进行断裂和疲劳寿命计算.断裂力学方法对构件的疲劳寿命评估需进行2个特有的分析：裂纹扩展模拟分析和裂纹非稳定分析，以确定构件在操作载荷下裂纹的临界尺寸.这是断裂力学方法与传统的SN曲线方法本质的不同之处.对深水立管系统可靠性断裂评估
［2］，应根据结构和环境情况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
SKALLERUD等
［3］采用非线性有限元法研究深水立管存在大裂缝的情况，并提出两参数的断裂评估方法，该法可得到裂缝应力和相应的断裂韧度；LEIRA等
［4］研究深水立管系统在高拉伸与弯曲应力作用下的脆性断裂和塑性失效问题以及失效概率与局部安全因数之间的关系，讨论基于SN公式的疲劳估算相对于裂纹扩展计算的关系，计算某特殊情况下的疲劳寿命，并将其转化为等效裂纹尺寸；MARTINS等
［5］讨论柔性立管的疲劳损伤，并提出1种简化模型的方法计算其疲劳损伤.
1 局部凹陷和偏心对接对立管疲劳
寿命的影响
1.1 SN法简介こS玫目煽啃苑治龇椒ㄓ屑限状态法和疲劳极限状态法2种，对于深水管系统，用疲劳极限状态法可得到更高的疲劳概率.对于深水管整体系统的疲劳损伤和寿命的计算，一般采用MSC Fatigue.目前，对船舶和海洋工程结构物的疲劳寿命评估主要采用基于SN曲线和Miner线性累积损伤准则的热点应力法，该法被分为简化分析方法和直接计算法2种.前者计算简单、使用方便，但精度不高，一般在方案初步设计阶段采用.应力疲劳分析的基础是SN曲线，又称Wholer曲线.SN曲线用作用应力S与结构破坏时的寿命N之间的关系反映材料的疲劳性能.该曲线是在控制应力的条件下得到的破坏寿命与应力幅值之间关系的折线段，对于估算零件的疲劳寿命至关重要.在MSC Fatigue软件中，可根据材料的极限拉伸强度估计材料的SN曲线.
［6］采用SN法计算立管疲劳寿命时，以材料或零件的应力为基础，用雨流循环计数法和PalmgrenMiner线性累计损失理论进行全寿命分析.
用有限元法进行疲劳分析的基本思路为：首先进行静强度或动强度分析，提取相应的应力应变结果；再定义载荷情况和材料疲劳特性，根据所需的疲劳准则对每个载荷情况进行寿命计算；最后根据线性累计损失理论判断是否发生疲劳.
［7］1.2 立管参数设置及初始疲劳寿命计算ち⒐茉谑┕す程中产生的典型缺陷为对接焊接时产生偏心，导致立管在焊接位置产生附加的应力集中，降低疲劳寿命.另一方面，目前立管的设计规范中不允许立管之间产生干涉碰撞，而DNV新的设计准则允许立管之间发生因涡激振动导致的干涉碰撞，因此研究可能导致的立管间碰撞损伤（主要是凹陷）对其疲劳寿命的影响有助于指导建立新的立管设计准则.本文主要研究当立管存在偏心对接、碰撞凹陷时疲劳寿命的工程分析方法，明确这些因素对疲劳寿命的影响程度.本文选取的立管参数见表1.
表 1 立管参数立管类型长度/m直径/m壁厚/mTLP钻井立管2000.525 30.027 0弯曲刚度/(N・m2)拉伸刚度/(N/m)弹性模量/Pa预张力/kN2.63E+088.38E+092.00E+11100ち⒐芰蕉说谋呓缣跫为刚性固定，在顶部受垂直向上的力作用，大小为1 666.7 N，立管侧向受水流压力作用，大小为2×10
-4 MPa.立管边界条件及受力示意见图1.当立管不存在局部凹陷和偏心对接时，经过疲劳寿命分析，可得出其最大应力为
161 MPa，最小疲劳寿命为45 100次，疲劳损伤最大点出现在立管中部.立管疲劳寿命分布见图2.ね 1 立管边界条件及 受力示意图 2 立管疲劳寿命分布
2 对立管偏心对接及碰撞凹陷时疲劳寿命的计算分析
2.1 局部凹陷对立管疲劳寿命的影响程度分析2个立管由于涡激振动导致干涉碰撞使得其表面产生凹痕，称之为碰撞凹陷，见图3.由于2立管硬度以及碰撞时相对角度不同，产生的凹陷形式各异；立管碰撞时相对速度不同，产生的凹陷幅值也不同.ね 3 立管碰撞凹陷示意
首先，分别讨论凹陷位置和凹陷幅值对立管疲劳寿命的影响.为简便起见，取2个立管正交碰撞时的凹陷形状，通过MSC Fatigue分析疲劳寿命.在原始立管应力及疲劳寿命计算基础上，选取凹陷位置距立管底端的距离分别为1 m，50 m，100 m，150 m和199 m，在每个位置取凹陷幅值为5 mm，7.5 mm和10 mm进行疲劳寿命分析.疲劳寿命分析结果见图4~7.ね 4 凹陷幅值对立管应力分布的影响
图 5 凹陷位置对立管应力分布的影响图 6 凹陷位置对立管疲劳寿命的影响
图 7 凹陷幅值对立管疲劳寿命的影响
由图4~7可知，凹陷位置和幅值对立管最大应力及疲劳寿命影响较大，可得以下结论：(1)对于凹陷幅值分别为5.0 mm和7.5 mm的情况，当凹陷位置分布在距立管底端0～50 m和150～200 m范围内时，立管的最大应力及疲劳寿命并未受影响；当凹陷位置分布在距立管底端50～150 m范围内时，立管的最大应力显著上升，疲劳寿命显著下降.
(2)对于凹陷幅值为10 mm的情况，凹陷位置几乎在立管整个长度范围内对最大应力及疲劳寿命均有影响.
(3)对于某凹陷幅值，存在临界凹陷位置.在临界凹陷位置以内，凹陷位置离立管中部越近，凹陷幅值对立管最大应力及疲劳寿命的影响越大；在临界凹陷位置以外，凹陷幅值对最大应力及疲劳寿命不产生影响.
(4)凹陷幅值越大，临界凹陷位置离立管中部距离越近.
(5)当凹陷位置离立管中部一定距离时，存在临界凹陷幅值.在临界凹陷幅值以内，凹陷对立管疲劳寿命不产生影响；在临界凹陷幅值以外，凹陷幅值越大，对最大应力及疲劳寿命的影响越大.
(6)凹陷位置离立管中部越远，临界凹陷幅值越大.2.2 偏移对接对立管疲劳寿命的影响程度分析ね 8 过滤区域的そ峁故疽獾绷⒐艽嬖谄心对接时，偏心幅值及偏心位置对疲劳寿命的影响程度可通过计算进行仿真.选取偏移位置距立管顶端的距离分别为50 m，75 m和100 m，在每个位置取偏移幅值为2 cm，
4 cm，6 cm，8 cm和10 cm进行疲劳寿命分析.在偏移位置处，选取50 cm的过渡区域，过渡区域的结构示意见图8.て移对接对立管应力及疲劳寿命的影响程度的计算结果见图9~12.
图 9 偏移幅值对立管应力分布的影响
图 10 偏移位置对立管应力分布的影响
图 11 偏移位置对立管疲劳寿命的影响ね 12 偏移幅值对立管疲劳寿命的影响
由图9~12可得以下结论：
（1）在偏移位置和过渡区域长度确定的情况下，偏移幅值越大，过渡区域的应力越大，寿命越小.ぃ2）在偏移幅值和过渡区域长度确定的情况下，偏移位置距立管中部越近，对过渡区域的应力及寿命影响越大.
（3）在100 m处的偏移位置上，偏移作用对立管应力及疲劳寿命影响最明显，随着偏移幅值的增大，立管结构的疲劳寿命急剧下降；当偏移幅值为
10 cm时，立管的疲劳寿命迅速减小.这种偏移过大的情况应避免出现.2.3 凹陷偏移共同作用对立管疲劳寿命的
影响程度分析当立管存在偏心对接和碰撞凹陷时，在凹陷偏移的基础上，对立管进行偏心对接研究，应力计算结果见图13～15.ね 13 凹陷位置1 m处凹陷偏移共同作用下立管应力的影响
图 14 凹陷位置50 m处凹陷偏移共同作用下立管应力的影响图 15 凹陷位置100 m处凹陷偏移共同作用下ち⒐苡αΦ挠跋
疲劳寿命计算结果见图16～18.ね 16 凹陷位置1 m处凹陷偏移共同作用下ち⒐芷＠褪倜的影响
图 17 凹陷位置50 m处凹陷偏移共同作用下ち⒐芷＠褪倜的影响
图 18 凹陷位置100 m处凹陷偏移共同作用下ち⒐芷＠褪倜的影响
3 结 论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9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劳动用工权统一掌握在政府手中，劳动力的就业受到政府的统一安排，在户籍制度的管制下，城乡就业市场分割，外来劳动力无法流入城镇就业市场寻求就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户籍制度的变化，大量外来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寻求就业，外来劳动力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户籍制度的放松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但是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依然被区别对待，他们在工资、福利、医疗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1]。
歧视的存在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歧视使得同等素质、同等能力及经验的人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阻碍了价格信号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外来劳动力本身在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上就劣于城镇劳动力，歧视的存在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导致收入差异的不断扩大，不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为了研究城镇就业市场上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及其变化，本文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
一、文献综述
户籍歧视作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对此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多。国内方面，许多学者对外来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二者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姚先国、赖普清运用浙江省企业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对城乡工人劳资关系方面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城乡工人在劳资关系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源于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企业的差异，另一方面源于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户籍歧视，其中前者占到70%～80%[2]；章元和王昊进一步将城市劳动力样本区分为本地工人、本地农民、外来工人、外来农民后发现，外来农民受到了565%的歧视，其中26%为地域歧视，305%为户籍歧视[3]。另一些学者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歧视，如邓曲恒在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02年的调查数据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发现，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60%应该归结于歧视[4]；谢嗣胜和姚先国运用BlinderOaxacaCotton模型对浙江省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后发现，448%的工资差异是由于人力资本特征不同导致的，而余下的552%则归结于歧视[5]。王海宁、陈媛媛对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城市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分位数分解后发现，两群体工资差异是由人力资本特征和制度性歧视共同作用形成的，并且在大部分分位数上制度性歧视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人力资本特征[6]。王美艳在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研究了北京、长春、南京、天津、西安、武汉等城市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后发现，其中的76%应该归结于歧视[7]，但是她在采用Brown分析法对同样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工资差异中歧视的部分只占到了4288%[8]。
国外方面，同样有一些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进行了研究。孟昕基于BlinderOaxacaCotton分解方法发现农民工与工人工资差距的50%左右不能用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来解释，进一步的Brown分析则发现有超过100%的职业内工资差距是由歧视导致的[9]。而毛雷尔-法齐奥（MaurerFazio）的估计中歧视占工资总差异的比例只有2489%[10]。
上述文献在分析过程中存在两个不足：第一，以上研究都是在某一时点上展开的静态分析，并没有分析工资差异中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第二，上述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平均意义上对工资差异进行分解，没有研究人力资本和歧视贡献随着工资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因此，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征差异和歧视的大小及其随时间是如何变化的；第二，市场歧视的影响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差异，其变化趋势在工资分布的不同位置是否存在着不对称现象。
二、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简称CHIPS）2002年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2002年的调查覆盖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12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2063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5327人。2007年的调查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广东、重庆、四川9个省份，其中城镇劳动力样本14742人，外来劳动力样本8446人。
本文对数据做了以下处理：第一、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只选取15～60岁的样本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第二、将工资和人力资本数据不全的样本进行了剔除。处理之后，2002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样本数目分别为9978人和3343人，2007年样本数目分别为6946人和6798人。
表1给出的是2002年和2007年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特征。从小时工资上看，两类劳动力之间的差距明显，城镇劳动力的工资要明显高于外来劳动力，并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由2002年的276元上升至2007年的781元。
三、 工资决定方程的估计及结果
为了考察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工资上的差异，首先需要分别对两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进行估计。我们在明瑟（Mincer）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培训、地区本文根据调查对象工作的省份所在将地区控制变量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控制变量和职业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对数小时工资率作为工资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对于教育回报率的估计，由于不同阶段的教育边际报酬率并不相同，我们摈弃了传统的以受教育总年限表示受教育程度的做法，采用了阿兰（Alan）和斯科特（Scott）、阿萨姆（Asam）和巴里（Barry）以及张车伟、薛欣欣的做法[11～13]，采用各阶段实际受教育年限作为不同教育层次的变量本文将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受教育年限规定为6年、3年、3年。，这样估计出来的变量系数表示的是各阶段教育的实际边际报酬率，有利于在各层次教育实际报酬率之间进行对比。
表2给出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在2002年和2007年工资决定方程的OLS异方差稳健回归结果，变量的系数和符号基本符合预期且都很显著，同时可决系数也很合理。我们运用邹氏检验对方程的结构变化进行检验，发现2002年和2007年的F值分别为2615和1723，这说明2002年和2007年的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决定方程存在结构性差异。
四、平均工资差异的分解
对于不同群体之间工资差异的分解是在Blinder和Oaxaca框架下展开的[18～19]，该方法在收入歧视研究领域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其将工资差异分解为两部分——由劳动力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带来的可解释部分和劳动力人力资本不能解释的部分即歧视。具体形式可以用公式表示为：D—=lnwur-lnwim=（X—ur-X—im）′βur+X—im′（βur-βim）其中D—表示群体间平均工资率的差异，lnw表示对数小时工资，X—表示平均特征向量，β表示OLS估计的特征报酬率。上式中的下标ur和im别表示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由此，工资的总差异便被分解为由人力资本差异导致的特征差异，即等式右边第一项，和由不同群体报酬率不同导致的系数差异（歧视），即等式右边第二项。
五、城镇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下面利用马查多和马塔（Machado and Mata）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法进行城镇和外来劳动力的研究[24]。首先进行的是工资差异的反事实分析（the counterfactual analysis），然后基于反事实分析进行分位数上的分解。
本文采用的反事实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回报率获得工资的话，那么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将会如何，这里定义反事实分布为F（y*|Xim，βur），其中Xim表示影响外来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βur表示影响城镇劳动力工资率的人力资本要素在某个分位数上的报酬率，y*表示如果外来劳动力能够按照城镇劳动力的报酬率获得工资的话其工资的数值。
从两条曲线的关系上来看，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整体上要小于2002年歧视总差异比，更加详细的讲，在第23个百分位数到第9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的歧视总差异比要小于2002年该比例，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所受到的歧视状况得到了改善。从第9个百分位数到第23个百分位数之间，2007年和2002年的歧视总差异比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说明位于该区间内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情况无明显变化。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9个百分位数以前和第93个百分位数以后的外来劳动力而言，2007年歧视总差异比要大于2002年该比例，说明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试图改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状况，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的措施主要是在中高收入者阶层发生了作用，处于这一阶层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对于低收入者群体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状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对于少数极低收入者而言，他们受到的歧视更加严重了，另外，少数拥有极高收入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程度也有增大的情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六、结论
本文运用CHIPS 2002和2007年的数据，将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分解为人力资本贡献部分和歧视部分，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对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之间的歧视，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市场地位。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自身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这占到总差异的6482%（2002年）和7592%（2007年），而本单位工作经验和受教育水平是最主要的导致工资差异的人力资本要素。
更进一步的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反事实分析将歧视的变化在整个工资分布上进行分解，分解的结果表明，对于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到第9个十分位数的广大外来劳动力而言，他们受歧视的情况得到了改善；而工资分布位于第2个十分位数以下的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发生恶化；另外，工资分布位于第93个百分位数以上的外来劳动力受歧视情况也出现恶化。
在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劳动者和外来务工者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结论有着丰富且重要的经济和政策含义，在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中，除了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为其提供培训等手段外，还可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等手段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结合近年来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状况，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在逐渐降低，因此，政府在接下来应该继续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加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进一步降低外来劳动力受歧视的水平。
第二， 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工资位于第23个百分位数以下的低收入劳动力受歧视程度并未改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这类劳动力的帮扶和照顾，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降低这类劳动力受歧视的状况。
最后需要注意，本文分析的歧视变化只是涉及劳动力收入方面，除此以外，外来劳动力在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均遭到相当大的户籍歧视，因此，实际情况下外来劳动力受到的歧视可能会更严重[25]。
参考文献：
[1] Meng， X.， Zhang， J.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3）.
[2] 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经济研究，2004，（7）.
[3] 章元，王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1，（7）.
[4] 邓曲恒.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OaxacaBlinder和Quantile方法的分解[J].中国人口科学，2007，（11）.
[5] 谢嗣胜，姚先国.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6，（4）.
[6] 王海宁，陈媛媛.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2）.
[7] 王美艳.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歧视的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5）.
[8] 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9] Meng， X. Labor Market Reform in China[M].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0] Maurer‐Fazio， M.， N. Dinh. Differential Rewards to， and Contributions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Markets[J].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4，（9）.
[11] De Brauw， A.， S. Rozelle. Reconciling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Offfarm Wage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12）.
[12] Hyder， A.， B. Reilly. The Public Sector Pay Gap in Pakistan： A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R]. Poverty Research Unit， University of Sussex， 2007.
[13] 张车伟，薛欣欣.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及人力资本贡献[J].经济研究，2008，（4）.
[14] 同[2].
[15] 同[1].
[16] 同[2].
[17] 同[7].
[18] Blinder， A. S. Wage Discrimination： Reduced Form and Structural Estimate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73，8（4）.
[19] Oaxaca， R.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 14（3）.
[20] 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别[J]. 经济研究， 1998，（1）.
[21] 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2] 同[10].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10
二、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是进行有效统计分析的前提。信息采集的准确性、及时性直接关系到统计质量的高低。劳动工资统计人员在对数据信息进行采集汇总时，应抱着大统计的全局思想，以“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来警示自己。因为看似枯燥无味的数据却“一枝一叶总关情”，经常活跃在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
三、进一步做好劳动工资统计业务基础化建设，实现规范化管理
基层统计是统计大厦的基石，而信息收集是基层统计的重要环节，对收集来的信息做好原始记录、登好统计台账是确保源头数据质量的关键。目前，会计电算化工作已全面普及，劳动工资统计工作要实现规范化管理，就要尽快利用计算机普及电子台账，开发应用统计软件，实现社会联网。基层单位也要加大对劳动工资统计工作的硬件投入和人员配备，把劳动工资统计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此外，要实现劳动工资统计规范化管理，还要开好劳动工资统计年报工作会议，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总结；统一统计口径和指标解释，做到数出一门；严格报表层层把关和报送时限，做到优质高效；对瞒报漏报、弄虚作假行为严格依照统计法规进行制裁，做到责任层层落实。
四、适时调整劳动工资统计口径和统计指标，以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11
一、前言
企业为维持自身正常经营运转而雇用的一定数量劳动力，劳动力成本就是劳动力雇佣而产生的所有费用，通常包含员工工资、福利基金、员工教育与培训、社会保险等费用。在我国工业化的初期，主要是依赖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优势来吸引资本。然而制造业在一方面日益发展成熟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能源、原材料以及劳动力需求的不断上涨[1]。在需求的拉动下，制造业所面临的成本压力也在逐年上升，本文主要站在劳动力成本变化的角度上进行分析。
二、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现状分析
从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给情况来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状况已经成为历史。自2004年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外出劳动力的数量增长率达到近5年以来最低，增长率较之于上年减少了74%左右。同时，制造业中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在2004年时也首次出现了下降趋势，这些意味着制造业劳动力来源已经开始萎缩。
然而劳动力的总供给在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制造业劳动力用工的需求却仍然在不断上升中。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以及服务业快速发展，都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留在家乡或者是向第三产业转移，这些因素存在促使制造业劳动力的缺口现象进一步加剧。
传统劳动力市场研究大多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由于存在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劳动者在和雇佣者谈判时，缺乏讨价还价的能力。甚至因为害怕失业，放弃了劳动冲突过程中的对于正当权益的争取，对于资方各种侵权行为，普遍抱着忍耐态度，而不敢采取任何对抗措施。在这种供求态势的背景下，导致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劳动力的工资越来越低、劳动时间越来越长、劳动保护越来越少、社会保险的覆盖率越来越低等特点。同时，还存在克扣与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劳动合同的签约率较低、签约内容不够规范且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等问题。
但是自从东南沿海一带出现劳动力用工荒问题以来，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讨价还价水平逐年增强，这在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新时代背景下的劳动者充分利用信息发达相关求职网络，规避那些工资待遇等比较差的制造业企业，而转向工资待遇都比较高的制造业企业中。从上述情况来分析，可以得出，当前制造业企业一方面缺乏优秀劳动力资源储备，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为留住优秀劳动力所要付出的成本更大{2]。在这种情况下，严重制约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发展效益水平。
三、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以及制造业用工现状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扶持政策的影响下，导致劳动力向农村回流和服务业转移等现象越来越突出。因此，我国制造业普遍出现了劳动力用工荒等问题，同时，新时代的劳动者维权意识以及讨价还价能力都在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极大地的推动了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可以具体从以下几类影响因素出发进行分析。
1.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拉动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劳动力市场价格均衡理论认为，工资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均衡时价格。这几年来， 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约10%的增长率，高速增长的经济导致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上升，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珠三角地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更高。同时，从劳动力的供给角度来看，近年来国家逐渐加大了对于三农问题的政策扶持力度，而农民出外务工的机会成本相对上升、收益较之前要下降。再加上我国支援西部大开发以及鼓励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给劳动者出外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因此，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制造业遭受这种影响最深，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也就是所谓的用工荒现象。
当前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不仅技术类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力也同样存在短缺现象。此外，我国当前正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劳动年龄员工逐渐减少，医疗卫生以及养老负担越来越重，这些都将加重制造业企业负担，给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2.消费品价格指数不断上涨推动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上升
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发展以及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因此，形成制造业劳动力价值主要包括：维持劳动者自身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养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劳动者接受学习以及训练所要支付的培训费用。
随着当前经济形势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促使物价的上涨幅度比较明显。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整体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尽管上涨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近几年来，和居民生活最为密切的水电费、食品等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一直是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医疗、教育、住房等耐用消费品支出也呈现不断攀升趋势，这些都将导致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成为必然趋势。
3.国家相关劳动法规及政策的扶持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收益值，也就是边际劳动生产率。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劳动者所获取的报酬应该和对应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一致。通过对近几年制造业劳动力工资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劳动力价格被严重的压低了。因此，为纠正扭曲的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扶持法规与政策，如2004年劳动保障部门新颁布的最低工资法，明确规定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应当每两年调整一次，以保障最低工资标准水平适应当前实际经济发展水平{3]。此外，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与完善，强调对于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从此将制造业违法用工的劳动力成本大大提升。
4.劳动者维权意识以及讨价还价能力不断增强
从2003年至2004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深受用工荒问题困扰。通过对制造业劳动力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用工荒的企业通常是劳动时间长、劳动负担重、工资水平低以及福利政策待遇差的制造业企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工荒并不是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情况所导致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制造业劳动力者农的维权意识已经觉醒，新时代的劳动者已经敢于对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环境恶劣而工资待遇以及福利待遇都很差的制造业企业说不。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某些制造业企业不仅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留工也难等问题，这类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流动性较大，离职率过高，导致用工荒现象进一步加剧，并推动了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上涨。
通过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调查发现， 当前劳动力面对高强度、低工资时，不再是保持沉默者姿势，一部分劳动力不再通过离职方式来暂时规避低工资低福利待遇。他们开始通过罢工和集体谈判等形式和企业主进行协商谈判。如近年来富士康公司的员工13连跳事件，以自杀的方式和低工资制度道别。虽然导致富士康公司的员工跳楼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共同的社会原因就是，在面临超时加班、低工资等工作状况时，员工产生绝望心理，采取了跳楼这种非常极端的形式抗议当前劳工体制。这次事件导致富士康公司提高了员工基本工资水平，通过这个案例，在其他制造业企业中，同样面临劳动力维权意识与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等状况，这些因素的存在将导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不得不面临上涨压力。
5.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变化分析
中国加入WTO以后，受到世界经济影响日益增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业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也有所增强。在这种情形下，对于制造业企业产品以及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有所提升，一方面，制造业企业需要增加优质劳动力用工成本开支，另一方面，为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素质，还需要开展相应的劳动者素质与技能培训工作。这些都将推动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进一步加大。
四、结语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情况已经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剩余，传统自然资源以及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进程，从而促使劳动力需求进一步上升。但是因为劳动者自身技能匹配的等素质缺陷，导致制造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同时，信息不对称又促使制造业企业与劳动力寻找岗位匹配的成本都大大上升。因此，制造业企业出现了用工慌等现象，最终，促使制造业劳动力用工成本上升。
参考文献：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12
一、我国就业现状
我国的就业问题历来是政府和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在经历了很多特殊时期的经济发展探索下，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寻找到与民众就业相符的产业模式，便是重中之重。一直以来，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人口基数的巨大，我国在各年龄层面的劳动适龄人口极其众多，同时，由于整体的劳动者和就业的学历、素质不高，又使得他们的就业实力很能力不够。当我国就业市场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与总体性问题相遇时，其中产生的矛盾十分明显。一般来说，我国总体劳动者的数量供给与就业需求之间有很多矛盾，比如总量矛盾与劳动力结构矛盾，城镇劳动力就业难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大，大学生毕业就业难与大学生高学历等矛盾，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我国的经济与就业情况极其复杂，为此，国家也提出过很多针对此的战略调整。在我国步入“十二五”建设的时期，在就业问题上国家也发现了未曾有过的挑战和机遇。全民的就业问题，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就业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迫在眉睫的挑战。在众多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中，很多数据和资料显示我国最为富有的资源便是劳动力资源，而如何发挥他们的潜力和积极意义，如何引导它们在各个产业中寻找到就业机会，解决就业危机，便成为了我国的民生大计。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开始，结合我国三大产业的就业人群和历年就业数量的变化率，同时引入GDP在各个产业产值的变化率，并将二者结合，分析得到初步的就业状况结论，最后再使用基于GDP产值下的就业弹性指数，通过数值的变化和趋势，分析中国就业的现状，发展的产业结构问题， 得出可以引荐的少许结论，力争做到客观和有效。
二、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分析
（一）关于我国三大产业就业水平的分析
就关于我国多年以来的就业现状和水平，很多专家就整体宏观经济和劳动力人口，年龄，构成，分布做了细致分析。一般来说，随着年龄就业人口的分布是具有一定的计量特征的，而在此我们着重从我国三大产业的就业情况和构成，来首先分析一下我国就业的初步情况。通过2000年-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就业数据及构成，我们可总结如下表1：
从上面的表格数据可以看到，我国的从业状况在各产业的分布变化如下：第一产业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其从业人数每一年的总人数是呈现下降的态势，虽在2002年出现就业人数多于上年，但是第一产业总体是在下降的；同时，第二、第三产业从业总人数呈现的是不断上升的态势，虽然仍有某些年份人数少于上年，但总体呈现的是上升的趋势，由上可总结出，我国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动和规律，大致上也是和我国经济的主要规律相类似。
我们再来看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就业数据整理推算出，2012年该年北京市的三大产业的就业平均水平为：5.1：23.1：71.8；而我国全国的三大产业就业平均水平为33.6：30.3：36.1；通过与我国发达地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整体上的就业状况与我国发达地区的平均就业形势相比，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就业人群和劳动者的吸引力是很弱势的，对这些劳动力人群的吸纳能力也是相差很远的，若要实现我国就业状况和就业率的根本改观，对人才的可吸引性才是关键。同时，我国整体上的就业状况侧面反映出我国仍有非常巨大的潜力和空间去吸引和培养劳动力人才，这也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劳动力资源更加低廉的另一个原因。
（二）关于我国就业弹性的浅析
（1）有关于就业弹性分析的常见模型。
我们知道，在研究各个产业和行业的就业增长的情况是，一般学者采用以GDP为标准的GDP弹性分析下计算该产业增长变化所引起的就业增长量变化情况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我们规定某一时段区间内，用该产业在这一时期中就业数量的变化率与该产业增加值变化率相比的值来作为量化标准，所以得出：就业弹性值P=（x/ x）/（y/ y）=（y x ）/（x y），其中，y是关于关于该产业的产业人数，x是关于该产业的产业值。
以CDP为基础的就业弹性分析，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在一定时间区间，劳动力和就业人群在各个产业行业的比例和贡献值，就业弹性的计量，相对于三大产业其产业就业人数的构成而言，可以为我们更为精细和敏感的研究产业GDP产值与就业状况的关联关系提供很大的帮助。
（2）基于产业GDP产值下我国就业弹性分析的计算。数据均来自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并将前面图表数据计算整理如下面几个表格。
在很多关于就业研究弹性资料和国民经济发展报告中，学者已经研究得出并证明：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发达经济体，其国家的或地区的三大产业的就业弹性是与各个产业相应的GDP值相关联，而且，就业弹性值会随着各个产业GDP值的增长而相对应的减少，也就是说，伴随着各个产业其生产值的不断增长，按照推论验证得到，各产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和包纳力是在减弱的，那么我国是否也遵循这样的就业弹性规律呢？从上表粗略可以看出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再加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阶段，在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上有着自己的一个特殊过程和阶段。
首先，从我国2000年到2012年三大产业GDP就业弹性统计中可以看到：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值从2002年开始，就全部为负值，这从数据上显示我国的第一产业在吸引就业工作者以及容纳劳动者的能力上是在逐渐降低的；同时再看，我国的第二产业就业弹性指数值从2002年开始便全部为正，这说明了第二产业是起到了很好的在国民经济中解决就业问题的作用，帮助解决了很多劳动力和需要就业人群的工作问题。而且，我国第二产业的容纳和解决劳动力的比重并不大，但是它的指数变化幅度和波动范围很大，这也侧面说明我国在第二产业中正不断的进行着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也亟待我们去完善第二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我国正处于由工业化的中期向工业化的后期转变和调整的阶段；最后来看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指数，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从2004年开始，基本上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指数值就全面超过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值，而且全部为正值，这说明了第三产业飞速良好的发展，同时消化劳动力和就业人群的巨大积极作用。三、我国就业弹性分析总结
从前文以及表中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就业发展的趋势变化明显，而且从三大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以及GDP变化中可知，我国就业形势已出现行业的趋向性引导作用：
第一，从我国第一产业历来的数据中，我们发现这十几年中其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弹性就业数值为负，这表明第一产业的产值已经在我国众多行业和国民总产值中很难起到通过增加其产业规模和产量来吸引众多人才流向该行业，在不能够带动和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解决 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情况下，农村中，村镇中，很多剩余劳动力将会涌向第二、第三产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向和流动又反过来加剧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难以吸纳的问题，这最终也与我们时常提到的加强现在化生活水平，推进城市、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纲略相符合了。
第二，从处理后的变化率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在渐渐变成可以包纳剩余劳动力的产业，但是，它的吸纳能力很有限，且比重很小，同时波动性又是很大，这对于在GDP比例达到60%多以上的第二产业来说，无疑是有很大的不相符之处，因为第二产业在吸引劳动力的就业比例上远远低于60%，甚至还很难达到30%，由此我们既看出这其中有发展的问题，亦有发展的巨大潜力。在13年的就业统计数据中，第二产业的弹性就业指数有8年的小于第三产业的弹性就业数值，，这说明我国现阶段第二产业在吸引和包纳人才及劳动力方面已经趋于极限，或者说饱和，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实际上是在减弱的。
第三，从第三产业的数据可以看到，该产业在国民的GDP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数据显示在20%左右，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13年的统计数据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指数8次是大于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指数的，这说明了该产业的发展迅速和潜力很大。第三产业在就业问题的贡献上极其重要和关键，它不仅让就业率随着自身产业的增长而增加，而且还充分的吸引了很多人才和剩余劳动力的加入，这也就是在我国众多外出打工者中很大比例投身于第三产业的就业大军中。与此同时，第三产业本身从业就业人员的增加也使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权重不断增强，在第三产业远远落后于第一产业比重情形下，我国仍然还出现着农村人口和农业发展等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也犹如“短板效应”，最终出现第一产业的瓶颈可能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造成就业的困境和经济的滞后。综上，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各个产业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各个产业的发展又与其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相关。在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特殊历史原因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弱势产业，使其未被开发的潜力释放出来，如何保证强势产业的可持续力，从而解决经济与就业的难题会成为将来我们努力的方向。在全力发展新兴起的产业和行业的同时，我们也要能够对传统和落后的行业进行拓展，在解决人才吸引力的问题上做到与产业相结合，努力开拓外向型企业，努力做好内需型产业，这样的话，在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的同时，才能改善经济结构，创造出更多的人才需求市场和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1]褚福灵.中国就业现状分析[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2]杨胜利.我国就业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J].理论与实践，2001（2）
[3]周青梅.解决中国就业问题思路的重新审视[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
劳动力情况分析篇13
文献标志码： B
0引言
聚氨酯橡胶由聚酯（或聚醚）与二异氰酸脂类化合物聚合而成，具有硬度、强度和弹性高以及耐磨、耐撕裂和耐老化等优点，被广应用于工业传输装备的摩擦驱动装置.[13]聚氨酯橡胶摩擦轮是汽车滑板输送机驱动装置的核心部件，由钢制轮心和聚氨酯橡胶外缘组成.在工作过程中，摩擦轮依靠弹簧压紧力压紧在滑板的两侧，摩擦轮由电机驱动旋转，并通过与滑板间的接触摩擦力驱动滑板前行.聚氨酯橡胶摩擦轮和滑板见图1.
摩擦轮的聚氨酯橡胶部分为高度非线性材料，在与滑板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接触面积小，接触摩擦行为复杂，因此有必要对摩擦轮进行有限元分析.在摩擦轮旋转过程中，聚氨酯橡胶摩擦轮在圆周上各处与大滑板反复接触加载卸载，受到周期性循环载荷作用，在载荷或形变作用下，聚氨酯橡胶上原有的初始裂纹慢慢增长导致其物理力学性能下降，最终完全开裂破坏.
用Abaqus对摩擦轮与滑板之间的预压紧力和接触摩擦进行分析，获得摩擦轮在工作状态下的应力和变形分布等.在获得摩擦轮周向应力分布的基础上，根据疲劳裂纹扩展公式对聚氨酯橡胶部分进行疲劳寿命分析，检验疲劳寿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分析过程和结果对聚氨酯橡胶摩擦轮的详细设计具有参考价值.
1分析方法
使用三维建模软件对驱动轮结构进行建模，见图2.将模型文件导入网格划分软件进行网格划分，得到合理的网格尺寸和疏密分布，最后将有限元网格导入Abaqus中进行结构有限元分析.
由动力学分析获得聚氨酯橡胶摩擦轮在工作过程中受到的切向摩擦力，结合正向弹簧压紧力条件，提供给Abaqus进行结构有限元分析，包括弹簧压紧力分析和滚动接触摩擦分析.由结构有限元分析得到摩擦轮周向的应力分布状况，再根据疲劳裂纹扩展公式对聚氨酯橡胶部分进行疲劳寿命分析，检验聚氨酯橡胶寿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在分析过程中，根据摩擦轮工作工况的不同分别对切向摩擦力大小为2 850和4 300 N的2种情况进行分析.同时，又根据摩擦轮与滑板间不同的接触摩擦因数，对接触摩擦因数为0.7和0.8的2种情况进行对比计算分析.
2结构有限元分析
模型加载状况和边界条件以及几何尺寸均呈现对称性，为降低计算规模，采用一半模型进行分析.有限元模型见图3，包括钢制轮心、聚氨酯轮缘和刚性大滑板等3部分.钢制轮心和大滑板均简化为刚性体，并定义各自的参考点为R1和R2.[48]
2.1弹簧压紧力分析
2.1.1弹簧压紧力分析条件
根据聚氨酯橡胶摩擦轮在弹簧压紧力工况下的受力情况确定弹簧压紧力分析的条件.
（1）创建聚氨酯橡胶与钢制轮心以及大滑板与聚氨酯橡胶之间的接触关系.聚氨酯橡胶与钢制轮心之间为过盈接触，大滑板与聚氨酯橡胶之间为普通接触.
（2）固定钢制轮心的R1点，只保留弹簧压紧力方向的自由度，其他5个方向自由度全部约束.
（3）固定大滑板的R2点，6个方向自由度全部约束.
（4）在对称面上施加对称约束条件.
（5）在钢制轮心R1点的弹簧压紧力方向添加弹簧预紧力，大小为5 000 N.
在上述分析条件的基础上对结构有限元模型进行弹簧压紧力工况分析.
2.1.2分析结果
在弹簧压紧力工况下摩擦轮的von Mises应力和变形云图见图4.由图4（a）可知，最大应力为3.794 MPa，位于轮缘与钢制轮心接触外缘位置；由图4（b）可知，最大变形为2.285 mm，发生在对称面上聚氨酯橡胶摩擦轮与大滑板接触位置附近.
2.2滚动接触摩擦分析
2.2.1滚动接触摩擦分析条件
根据聚氨酯橡胶摩擦轮在滚动接触摩擦工况下的受力情况确定滚动接触摩擦分析的条件.
（1）与弹簧压紧力工况一样，创建2对接触关系，同时分析接触摩擦因数为0.7和0.8的2种情况.
（2）固定大滑板的R2点，只保留摩擦轮滚动方向的自由度，其他5个方向自由度全部约束.
（3）在对称面上施加对称约束条件.
（4）在钢制轮心R1点的弹簧压紧力方向添加弹簧预紧力，大小为5 000 N.
（5）为使摩擦力的加载简单方便，本文采用在大滑板上加载摩擦力的方式模拟摩擦轮的滚动接触工况，并分析切向摩擦力大小为1 425和2 150 N的2种情况.
在上述分析条件的基础上，对结构有限元模型进行滚动接触摩擦工况分析.
2.2.2分析结果
查看滚动接触摩擦工况下摩擦轮的von Mises应力和变形大小，见表1.在4种情况下，von Mises应力的最大位置均位于聚氨酯橡胶与钢制轮心接触位置，变形的最大位置也均发生在对称面上大滑板与聚氨酯橡胶接触位置靠近加载摩擦力方向一侧.另外，由表1可知，在加载的摩擦力大小相等的情况下，接触摩擦因数为0.8时von Mises应力较大，但变形较小；在接触摩擦因数相等的情况下，加载的摩擦力越大，von Mises应力和变形均越大.
（5）根据式（1）计算出聚氨酯橡胶摩擦轮的疲劳寿命值，见表2，可知：接触摩擦因数为0.8时比接触摩擦因数为0.7时的疲劳寿命短；施加的摩擦力越大，疲劳寿命越短.这与真实物理现象相符，摩擦因数越大，接触摩擦力也就越大，造成的应力及单元的撕裂能也就越大，聚氨酯橡胶寿命降低.另外，在这4种情况下，均为Line 5的位置即聚氨酯橡胶外缘与对称面交线位置撕裂能最大，为最易发生疲劳损坏的位置.
4结束语
应用Abaqus对聚氨酯橡胶摩擦轮进行结构有限元分析，获得在弹簧压紧力工况和滚动接触摩擦工况下聚氨酯橡胶摩擦轮的von Mises应力和变形结果，在加载的摩擦力大小相等的情况下，接触摩擦因数为0.8时von Mises应力较大，但变形较小；在接触摩擦因数相等的情况下，加载的摩擦力越大，von Mises应力和变形均越大.同时，将结构有限元分析得到的应力分布结果有效地应用到疲劳寿命分析中，帮助工程师合理设计聚氨酯橡胶摩擦轮并提高其性能.
通过采用疲劳裂纹扩展公式对聚氨酯橡胶摩擦轮进行疲劳寿命分析，较传统SN曲线方法大大提高分析效率，并为同类问题的分析求解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山西省化工研究所. 聚氨酯弹性体手册[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 18.
[2]田雨， 张杰， 韦永继， 等. 聚氨酯弹性体摩擦因数影响因素探讨[J]. 聚氨酯工业， 2002， 17（1）： 3740.
[3]邓剑如， 王亚. 聚氨酯钢复合摩擦传动轮的研制[C]//全国高分子材料工程应用研讨会论文集. 武夷山，1998： 8586.
[4]李俊， 陈晓东， 张海， 等. 采用Abaqus对聚氨酯/橡胶复合轮胎应力场的有限元分析[C]//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第十五次年会论文集. 上海， 2010： 420423.
[5]郑慕侨， 于立彪， 刘朝勋， 等. 聚氨酯弹性体实心轮胎有限元力学特性分析[C]//2002年全国高分子材料工程应用研讨会论文集. 青岛， 2002： 367368.
[6]王玉镯， 傅传国. Abaqus结构工程分析及实例详解[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962.
[7]庄茁， 张帆， 芩松， 等. Abaqus非线性有限元分析与实例[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489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