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法论文篇1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参考文献：
[1]何焰.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法学杂志，2005，（4）．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2
一、内容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
晚近，国际金融法呈现出多层面、立体化的发展趋势。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均取得重大进展。从内容上看，国际金融法不仅涉及面更广，几乎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电子金融、衍生交易、投资基金等新领域开始纳入法制轨道，跨国金融服务的法律规则应运而生；而且，国际金融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也日益健全。如国际货币法领域有欧洲货币联盟制度的创新；国际银行法领域有跨国银行和跨国金融集团监管制度的探索；国际借贷法领域有国际贷款证券化法律问题的解决；国际融资担保法领域有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融资法领域有国际保付、融资租赁等国际法制度的建立。
从形式上看，不仅既有的国际金融条约得到了针对性的修订和完善。而且还诞生了以WTO制度为依托、以GATS和FSA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条约，标志着国际金融统一法的飞跃。国家间的各类金融合作亦空前活跃，导致双边金融条约和区域金融法数量大增。以国际证券监管合作为例，近年来不仅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者之间签订了大量的双边谅解备忘录，而且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实践，证券监管的合作性安排还出现了向跨地区的新兴市场之间发展的新趋向。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区域性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其他区域性金融组织的规则与决议、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实践中形成的国际金融交易的惯例和习惯性做法。在近期都进行了较以往频繁得多的修订、增补、更新和整合，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和完善，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金融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间的衔接、交融与协调。
除实体法外，国际金融程序法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根据WTO金融服务贸易制度的规定，WTO的透明程序、服务贸易理事会和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都可用于监督和评审成员在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履行，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可能发生的冲突。从此，各成员要就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和做法向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作出定期报告，接受其定期审议。这一制度和程序的启动，对于提高国际金融活动的可预见性、增加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促进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施的有效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效力显著提升
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较以往大为增强。这首先归因于国际金融条约的发展。国际金融条约数量的大量增加，意味着更多的缔约方、更多的金融关系被纳入法制轨道，意味着当缔约方将条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时，便将这一更多更广的约束力以国内法权威和强制力为保障向所管辖的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活动的当事人进行了传递。
其次，晚近国际金融法的效力提升主要是借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借助国际组织广泛的影响力和有效的组织管理，借助其规章制度和业务活动，借助其执行统一规则的法律职能和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各种制度性安排。国际金融法的制定和实施得以与国际组织的权能相结合，从而达到了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相对于各国自发地磋商和谈判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协议的“功能性造法”方式而言，晚近的这种由国际组织统一领导和管理，以国际组织所特有的制度安排为便利和压力，从而在各国间达成协议并提升协议之有效性的造法方式，可称为“制度性造法”方式。例如，WTO金融服务贸易法较之一般的国际金融条约，因其实施有源自WTO的一系列制度保障，因而其在效力上更为可靠和有效。
再次，国际金融法效力的强化，还来自晚近异常激烈的金融竞争，来自竞争压力下国家普遍的自觉与自律。这是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约束力的重要源泉。以《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为例，虽然该文件声明“不具有也不打算具有法律强制力”，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烈反响。除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方积极遵守外，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法律文化传统殊异的非成员国家和地区亦纷纷在本国相关立法或实践中加以吸收和采用。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核心原则》本身具有其科学性、先进性和及时性，而且也是因为在金融风险倍增、金融竞争激化的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如果对《核心原则》无动于衷甚至排斥的话，都可能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并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遭受歧视，遭遇“进驻难、筹资难、合作难”的尴尬。
三、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
在经历了初期的管制、20世纪70—80年代的放松管制后，晚近国际金融立法表现出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并举的发展趋势，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效率，以金融效率为主要目标兼顾金融安全。
考察各国的涉外金融法可知，安全曾是其基本价值取向。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长期以来是各国金融法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但近年来，从引领金融立法潮流的发达国家，到进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无不将促进金融效率作为金融立法和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以近年来英美国家的金融立法为例：在美国，确立金融分业经营格局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处处体现了对金融安全的倚重，在运行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被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所取代，而后者提出了重整金融资源、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等新思路、新举措，价值取向明显转变为金融效率优先。英国2000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有效监管”原则也充满了效率精神，即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原则、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成本的原则、促进金融创新的原则、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扭曲和破坏的原则。
考察国际金融统一法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无论是WTO倡导的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还是NAFTA推进的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均以放松金融管制、促进金融自由化为追求，以效率为核心取向。因为它们都认识到“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潜在的基本因素”，因而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壁垒和限制，开放金融市场，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同样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也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圭臬，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看上去似乎与市场机制无关，主要是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其实不然。审视世界银行的组织结构和机制运行可以发现，其主要服从和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意志，对外贷款一般伴有与市场机制相契合的各种附加条件。而市场机制强调的就是效率。由此可见，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三大支柱”所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以促进竞争为主要宗旨的。
虽然，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金融风险的全球传播、金融危机的此起彼伏，也使国际社会和各国金融当局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并由此催生出许多行业性的金融监管文件，如有关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委员会文件、有关证券业监管的国际证监会组织文件、有关保险业监管的国际保监会组织文件。但笔者认为，这些文件从效力上看。充其量只是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的国际惯例，无法与国际金融条约相提并论，因此，其宗旨和目标不能代表国际金融法价值追求的主流。
四、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
近年来，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渐入高潮，在空间上表现为金融的区域化。从欧洲货币联盟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从南方共同市场到亚太经合组织，众多的区域经济合作体都开展了程度不一的金融合作。区域金融合作所依据或涉及的法律规定，或者以单行法形式出现，或者散见于区域经济法中，可统称为“区域金融法”，如欧盟银行法、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种区域货币法制度等。随着区域金融合作的不断深化，区域金融法空前活跃并初具规模，成为国际金融法演进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区域金融法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国际金融法的内容，推动了国际金融法的立体化和统一化，而且由于其植根于特定的土壤，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法律传统的滋养，其法律制度往往不乏特色，因此对国际金融法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欧盟银行法为例。作为区域银行监管合作的成功典范，欧盟银行法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既对成员国的银行立法及监管实践具有直接的影响，也为国际银行监管法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借鉴，有的则已经被国际金融条约所吸收。例如，在成员间有关审慎措施的承认问题上，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金融服务附件二就参照了欧共体银行指令所规定的特殊协调方式。在国际货币法领域，同样存在这种积极影响。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清迈协议》等为基础，已分别形成或正在酝酿形成欧洲货币联盟、美洲货币联盟和亚洲多重货币联盟。各类区域货币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正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提供着鲜活的实例。
五、科技含量和市场导向性增强
“管制一创新一再管制一再创新”是国际金融及其监管制度发展的规律，这就使国际金融法在内容和范围上紧跟金融市场的变幻、紧跟金融创新的步伐而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成为法律体系中科技含量最高、市场导向性最强的部门之一。而近20年来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下，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金融工程技术的日新月异，金融交易形式日益复杂多样、新的金融工具层出不穷，国际金融法的这一特点更为突出。例如，面对电子货币、网络银行、衍生金融交易等金融创新，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纷纷制定电子金融法，以应对电子金融的挑战，加强电子转账与信息系统的安全管制，保护顾客隐私和权益，防范“机器故障风险”和计算机犯罪。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通过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国际贷记划拨法》；新加坡1998年通过的《电子交易法》；澳大利亚1999年通过的《电子交易法》；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1999年通过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等。又如，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将8％设为跨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的“警戒线”以后，采用量化标准、实施数据管理便成为各国金融当局通用的金融监管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建立风险预警系统以加强其金融监管职能时，也借助了电子与网络技术。
此外。晚近客观存在并不断放大的金融风险、频频肆虐的金融危机，要求国际社会迅速作出反应，以减少危机隐患、维护金融稳定。近20年来许多国际金融规则的出台和修订。正是回应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产物，显示出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在这一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银行监管文件最具有代表性。几乎对每一次大的银行业危机和类似事件，巴塞尔委员会都作出了某种反应。例如，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事件的发生，催生出1992年的《国际银行集团及其跨境机构监管的最低标准》；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事件和日本大和银行事件的发生，则推动了《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修订，直接导致1996年《市场风险修正案》的问世。如今享有盛誉、被各国金融当局广为采用的巴塞尔监管原则。是踩着市场变化的鼓点、在应对各类银行事件或危机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注释:
[1]如1994利马的BolsadeValorses与曼谷的对应机构签署了一个谅解备忘录，第一次将秘鲁成长中的小型资本市场与东南亚一个较成熟的交易所联系起来，在证券信息共享网络、日常统计数据互递等方面达成一致。
[2]该法明确指出：“美国开始半国际竞争、赢得全球市场作为目标”，见黄毅、杜要忠译：《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3
我们要跟踪研究当今国际金融交易与法律监控的目的，不单是一个“汇率”、“利率”或“市场监控规则”、或“合同法”，或“国际私法”等的金融与法律等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个国家中央银行与民间跨国金融机构的关系，还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与国际金融交易的关系。因为金融交易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盈利，但是，交易的方式上分为“敌意”的交易和“善意”的交易。在交易金额不大的时候，“敌意”性质的交易的破坏性不大，但是，当交易数额大到一定程度时，它对一国的经济的破坏作用是相当大的，破坏后果不亚于战争，可见，金融交易与国家经济的安全是密切关联性。
国际金融交易与法律监控的研究，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观察，其必要性可以从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来得到印证。1997年9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在香港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发表了演说，题为“亚洲的机遇”（注：《金钱与梦想》俞岱曦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他在演说中指出：货币买卖是没有必要的，是不事生产力和不道德的，是应该禁止的，并使之成为非法。我们不需要货币交易。他还说，“买卖货币用于支付国家贸易是正常的，但将货币单纯作为商品来买卖则是不可以接受的。国际上货币买卖的交易额比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多了20倍，但有关交易既没有创造就业机会也没有让一般老百姓享用到什么产品或服务，真正获利的只是外汇炒家，他们一年的平均回报率高达35%.而且，无论指数升降，这些足以通过巨额买卖影响汇率的炒家都是稳操胜券，而他是通过使穷人变得更穷而获取盈利的。”马哈迪尔总理说“最近外汇投机者对马来西亚货币的打击使我们的经济倒退了10年，这是对马来西亚市场的。”最后，马哈迪尔总理说“民选政府有权控管市场，因为如果做得不好，选民将会让政府下台。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赶走外来的金融炒家”。
反对马哈蒂尔的看法的是国际金融家，美国的乔治？索罗斯，他在同一个会上也发表了演说。他认为最近几年来，世界上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资本流动使各个国家的汇率、利率和各种证券价格密切关联，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有时兴盛，有时衰退，使国际资本流动变得声名狼藉。所以，国际资本市场的特征变得越来越制度化，但是市场本身需要的是更大的弹性。他还说，“我受到马哈蒂尔的各种伪造的令人讨厌的谴责，我成为他掩盖自己缺点的替罪者，他在给国内听众表演。如果他和他的思想容易受到马来西亚国内独立传媒的惩罚，他就不可能逃脱掉。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信息自由再严也是必不可少的。”（注：《金钱与梦想》俞岱曦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是国家总理，另一个是国际金融商人，两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的公然对立发言，并且互相指责，在国际金融界的会议中还从未出现过。从前国家与个人的经济实力怎能够抗衡？但是，从1992年开始，直到前不久，亚洲几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都被一些国际民间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给击败了，致使国际民间金融机构的实力超过了亚洲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
在国际金融交易中，亚洲的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民间金融机构击败的情况，应该引起亚洲有关国家政府的极大关注，因为，中央银行如果对本国的货币币值失控，对本国的货币与外币的汇率失控，对金融市场的积极干预不起任何作用的话，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该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还面临着政治危机，该国的安全就遇到了威胁，因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下降，对政府抱怨的情绪可能化为不满的抗议行动。所以，这些国家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与监管，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道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因为，一些国家的若干民间金融机构所聚集的金融资产比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还多，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反倒不是他们的对手，中央银行与之较量，一旦失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要倒退，政局也会不稳。
在亚洲，一些国家政府和他们的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本国的货币进行保卫战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大幅度下降，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一些国家在这场货币币值保卫战中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进行的仍然是正义之战，是道德之战。而对于一些国际民间金融机构在亚洲金融市场上的投机作法，正象马哈迪尔总理所说，“这些亿万富翁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金钱，但他们却仅仅因为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进行极不道德的破坏。”从受害的亚洲国家人民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投机者所做的投机结果，使亚洲国家的人民受到了失业痛苦，生活水平下降。最近，一些报纸上还刊载了韩国的个别妇女开始出卖自己的肾脏器官来维持家庭生活的消息。这些足以证明，国际金融投机者的作法是不道德的，是带有敌意的交易。概言之，国际金融交易既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我国的金融市场，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进行的港币保卫战也获得了成功。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国内资本市场由于没有对外开放，国内外汇的资本账户也处于关闭状态，不允许外资在我国的外汇资本账户兑换。我国也不允许外资以外汇形式直接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买卖。正是依靠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法律保护，在这次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才免受袭击，这是基本层面的原因。当然，我国的经济状况也比亚洲发生危机的国家好得多。例如，我国的外债结构比较合理，人民币币值比较稳定，外汇储备数额比较大，经济过热情况已经得到控制等，这些属于技术层面的原因。
我们需要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领域如何集中大规模的资金，如何进行各种复杂的组合交易，如何避免交易风险，如何利用计算机和软件对交易进行分析，如何组织大规模的交易战役和币值保卫战役等。然而，国内目前没有这类的试验场所，缺乏这方面的专门人才，理论研究也不够，这对将来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是不利的。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对市场的监控，必须建立在研究市场与精通市场运作基础之上，我们制定的法律与规则，也应基于这一基础。我国在这方面的交易市场，目前虽然还没有开放，但是我们的研究不能没有，研究的课题主要是跟踪，要象当年科技上搞“863”计划那样，在金融领域的跟踪研究也要搞“863”计划，为将来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做好准备。
在我们搞跟踪世界金融发展研究的同时，还要研究金融市场将来开放时，我国民族金融市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劣势在哪里？得失是什么？“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自由”吗？这不仅仅是一个金融交易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的大问题。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有两个基本点必须注意：一是，我国是一个大国，有12亿多的人口，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养活得起我国这么多老百姓，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解决我国人民吃饭、穿衣、交通与住房等基本问题，只有立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国的金融交易格局，无论如何发展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我们的民族性；二是，我国正因为是一个大国，对世界上的事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看法，让世界听到中国人的声音。我国对世界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制定也应该参与。应该看到，当今世界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形成，都是将我国排除在外而制定的。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还不够发达，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还不够，贸易上还有关税壁垒等等，从而将我国参与制定规则的机会排除在外。但是，从我国的角度来看，缺少我国参与制定的规则，就不能说得上具有世界性。当今世界贸易与金融市场正在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我国应该向世界表达我们对国际贸易与金融等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一定要参与世界贸易与金融规则的制定，没有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参与制定的规则，很难是合理的，在全世界上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行得通的。为了使我国的经济与金融进入世界圈，我国不但要有强大的民族工业，要有强大的民族高科技产业，还要有强大的民族金融产业。所以，从现在起我国就要加强国际金融交易与市场监控的跟踪以及法律上的研究，分析它消化它，将来才能使用它与发展它。
二、要跟踪研究国际金融交易的高科技化问题
我们要跟踪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高科技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广泛运用，对国际金融运作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金融高科技化之后对传统经济和法律产生的挑战。
最近几年，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至少两项较大的变化：一是高科技在国际金融领域得到了最迅速地运用，即大型国际金融公司在采用高科技方面的投资，几乎超过国际大型药品公司在R§D的投资数额。所以，大型金融机构在全球信息的掌握、分析处理的能力上，可以同国家中央银行与财政部相媲美；二是大型国际金融机构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它们之间不断合并，从大型变成超大型，从超大型变成巨型，再变成超巨型的国际金融机构。合并后的金融公司可以调动的资本金额也越来越大，已经大到以千亿美元为单位来计算资产的程度，这个水平超过普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集资的水平。因此，它们可以称为“超级巨型国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不断集中的原因之一是金融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因为金融高技术投资是巨大的，两家大银行投资相同的高科技是一种浪费，要想避免重复投资的最简便方法就是两家银行合二为一。
由于高科技在金融领域里的广泛深入的运用，特别是超高速度电子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技术、网络信息交换技术、货币电子数据化技术等，使金融市场的格局与交易方式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交易活动将变得更加活跃，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时间更长，高技术运用于衍生金融工具领域，使数以百计的衍生金融产品出现于市场上。金融产品的契约交易表达的金额远远超过人类实际物质生产的价值20倍，甚至25倍之多。
早在许多年前，美国纽约的11家大银行共同承担了银行间的支付清算系统，每天用电子转移的资金超过万亿美元，这个数额超过美国全国所需的货币总额，在所有的交易行业中，用电子结算的占85%，用支票结算的占13%，用现金结算的仅占1%多一点（注：《金钱传》（美）泰德？克罗福德著，段敏等译，珠海出版社1997年9月，第275页。）。相比之下，我国的结算系统中支票还占相当大的比重，现金在居民消费中占的比例更大。
在美国有2.6亿人口，却发行了10亿张信用卡，75%以上的美国家庭有VISA卡或MASTER卡，或两张兼有。我国有12亿人口，现有信用卡8000多万张，相当于台湾地区的信用卡数量。1914年美国的一些商店和加油站开始使用这种小卡片，1947年铁路和航空公司开始使用信用卡；1950年美国的进餐者俱乐部发行同今天一样的新式信用卡；1951年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发行了银行信用卡。美国今天的信用卡都是银行发行的，最大的信用卡银行是花旗银行。第二大的信用卡银行是MBNA银行（注：作者对MBNA银行总部的考察资料。）。它们两家银行的信用卡覆盖了美国市场的80%，其他数以千计的中小型信用卡银行分享剩下的20%的市场。美国人使用信用卡所表明的不仅是消费观念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电子高科技在金融领域运用的广泛程度与深入程度。相比之下，我国的信用卡发行相当分散，都是小规模的经营，效益不高，在国际上也没有竞争力。
支票转帐结算在美国也是采用了高科技手段，美国每天银行转账结算的支票大约有20亿张，如果用人工来处理是不可想象的，都是采用机器自动处理的。美国也没有支票挂失的法律规定了，因为电子印鉴和密码，使支票丢失也不会损失客户账上的金钱。高速度和大规模的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就连使用信用卡时要核对签名也不像以前那样重视了。时下，美国客户的信用卡丢失，只要给银行挂一个电话就行了。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4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5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6
关键词: 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内容提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把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作为整个金融改革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需要和必然反映。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关系着国际间利益的分配，我国对每一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应视其情况，研究和采取恰当的策略。 二、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 国际监管责任划分，一直以来是国际金融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从这场金融危机暴露的问题来看，对国际金融机构及其活动的国际监管责任划分需要重在解决由谁监管和由谁承担监管不力的后果的问题，因此，可以分解为跨国监管权力的分配和跨国监管责任的承担，尽管二者应当协调统一。 （一）跨国监管权力的分配 在跨国监管权力分配问题上，现有的弊端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金融混业经营条件下的监管权力分配标准缺乏。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混业经营成为主要经济体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和趋势。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一种主要载体和体现形式是金融集团（financial conglom erates）的壮大和发展。一般而言，金融集团是主要从事金融业务，并且至少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其他金融业务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经营活动的企业集团，是金融活动混业化、国际化的结果。金融集团通常在多国设立和运营数以百计的不同法律实体而带动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并通过大量地从事金融交易活动，特别是场外金融衍生交易活动而使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风险。例如，在2000年，世界前3大金融集团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从事的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占到了该类交易的27 2%，世界前10大金融集团的这一比重是54 7%。同时，随着金融交易量的增大，这类机构也加大了支付和证券交易清算系统的风险集中度。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类机构成为对各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十分重要（systemically important）的金融机构。虽然金融集团从事金融业多元经营也可能会使风险分散化，从而不易倒闭，但如此庞大的机构在全球每日24小时不停地进行庞大的交易活动，意味着一旦这样的机构发生倒闭，则更容易引起系统风险，造成对金融体系的更大的负面溢出效应。因此，在国际间厘清监管权力的配置，以有效防范这类机构混业经营所潜伏的风险，显然是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之亟需。 解决诸如金融集团混业经营中的监管问题，也曾引起了有关国际机构的关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成立了“金融集团联合论坛”（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经过三年的研讨，该论坛于1999年2月了《金融集团监管》（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提出一系列最低原则和实施标准，包括资本充足性原则、适宜性原则、监管信息分享、协调员制度等。撇开《金融集团监管》这一文件缺乏法律效力不谈，就其规定的原则和标准而言，侧重解决的是分业监管条件下各国内部各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和合作，因此，在国际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的局面下，对于诸如金融集团这样的从事混业经营和金融产品创新的活跃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社会仍然缺乏普遍的国际监管权力的分配标准。诚然，在国际银行业领域，由于巴塞尔委员会多年推动的结果，对跨国银行实行母国并表监管获得了较普遍的接受，但巴塞尔委员会的母国并表监管只适用于以银行业务活动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独立的投资银行，特别是保险机构，不在新巴塞尔协议适用范围之内，由谁监管的问题在国际证监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那里并没有清晰的答案。这就必然会导致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具有复杂法律结构的金融机构得不到应有的监管。 克服上述弊端和解决上述问题，客观上需要国际社会出台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和其它金融领域的，适用于所有类型金融机构的明确的监管权力分配的原则和标准，从而使所有金融机构不论其在何处经营、如何经营、经营什么，都无法逃脱应有的监管。从目前看，根据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的提议，金融稳定理事会分别对30 家全球性金融机构成立了由所涉国家组成的监管团（colleges of supervisors），以加强对这些机构的监管信息分享、风险防范和监管协调。但这一创新性举措要发挥效果，仍需要明确对这些机构监管权力的跨国和跨监管部门的分配问题。 2.母国并表监管本身也存在弊端。上文述及，由于巴塞尔委员会多年推动的结果，对跨国银行实行母国并表监管在国际社会获得了较普遍的接受。母国并表监管是母国监管当局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基础上，对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所有风险予以监督控制，而不论其机构注册于何地的一种监管方法。并表监管中的“母国监管当局”通常是指跨国银行的母行或总部所在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其对应的是“东道国监管当局”，即跨国银行的境外机构所在国的银行监督机构。由于跨国银行包括银行子公司（subsidiary）、分支机构（branch）及非银行机构、金融附属公司等，而跨国银行的通常情形是跨国银行的母行或总部位于一国，其在若干国家下设若干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等，这些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又可能在另一些国家进一步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以此类推构筑起庞大的跨国金融帝国。在上述复杂结构中，何谓“母行”和“母国”？除跨国银行母行、总部及其所在国作为“母行”和“母国”应没有异议之外，依跨国银行母行、总部所在国以外国家的法律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在其成立注册地国家之外进一步分设子公司的子公司银行是不是母行，该子公司所在国是不是母国，是否应当具有和行使母国并表监管权？巴塞尔委员会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实践中，许国国家将自己作为外国金融机构依本国法律设立的具有本国法人资格的外资银行的母国，并主张对该银行在全球设立的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管。若依此，一个庞大的跨国银行就会出现多个“母行”和“母国”，母国并表监管就会被分割，加上主权和各国保密法的限制，母国并表监管所要实现的目标和所要发挥的功用就会大打折扣。因此，由于母行和母国缺乏准确的界定标准，纵使在存在母国并表监管这一共识的跨国银行领域，国际间监管权力的分配仍遭遇重重困难，更遑论在缺乏共识的其它金融领域和整个金融领域进行一致性的监管权力分配。 此外，跨国并表监管意味着母行所在地之外的东道国维护金融稳定需要更多地仰仗母国的监管，特别是东道国外资银行（尤其是以分支机构形式存在的外资银行）的安全稳健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国监管是否有效和得力。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冰岛联储银行（Icesave）倒闭给英国存款人造成的巨大损害为此提供了印证。根据欧盟单一市场制度的规定，被母国监管机构认为稳健的银行有权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支机构。冰岛国民银行（Landsbanki）在英国以分行的形式设立经营，以冰岛联储银行的名义大量吸收网络存款，在冰岛联储银行倒闭时吸收了约45亿英镑的存款。冰岛国民银行英国分行并未受到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完全审慎监管，因为与在巴塞尔委员会规则基础上形成的共识类似，欧盟单一市场规则允许某一国的银行可以在其他国家以分行形式运营，而对其偿付能力和整个银行流动性的监管归母国监管机构，作为东道国监管机构的金融服务管理局对流动性的监管方面只有有限的权利。冰岛联储银行倒闭造成英国居民巨大的存款损失，并险些酿成严重的国际政治事件。宽而观之，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发展水平悬殊，跨国银行母行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在此现实情况下，母国并表监管实际上把监管的权力交给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东道国处于被动地位，其监管和利益维护需仰仗发达国家，但通常又要承担发达国家监管不力所造成的后果。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努力，对“母行”和“母国”做出明确的界定，以此为母国并表监管奠定必要的基础，同时，需要吸取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母国与东道国在跨国银行监管分工上的教训，在实行母国并表监管的同时，赋予东道国更多的监管权力。 （二）监管责任的承担 金融机构因监管不力或其它原因而发生的倒闭会触发监管责任承担的问题，而跨国金融机构的倒闭所引起的监管责任承担问题则极为复杂。金融机构，特别是对金融体系重要的金融机构是现代经济界的中枢，其倒闭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各国在处置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时通常会尽可能地对其进行援救，包括（但不限于）由中央银行提供最后救助贷款，存款保险机构动用存款保险稳定存款人和金融市场等。即便是对于倒闭金融机构，各国通常在监管部门的主导或介入下尽可能地优先采取出售、合并或重组等方式解决，而通常不是破产清算了之，以尽可能地不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 经营活动，维护金融业的稳定。无论是援救，还是政府主导的出售、合并或重组倒闭，都会使国家（最终是纳税人）面临巨大的财政风险。对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进行注资援救所面临的财政风险自不待言，即便是政府主导的出售、合并或重组也不例外。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泰国、韩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为银行重组所付出的代价占其GDP的15%-45%，即为明证。跨国金融机构在众多不同国家经营，其倒闭由哪个国家进行救助，因涉及重大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因而显得更为复杂。 这场金融危机突出地暴露出了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承担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缺乏对濒临倒闭或倒闭的跨国金融机构处理和处置的国际法律框架。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协调以恰当地拯救和处置濒临境地的跨国金融机构尤其重要，但越是这时候，各国监管者越趋于关注本国的需要。国际间尚未就跨境解决危机，特别是跨境处置倒闭金融机构问题达成法律框架，结果在解决倒闭的金融机构时无跨境法律框架可用，这会导致拯救金融机构从而稳定金融体系时机的丧失。第二，在国际金融机构倒闭的问题上，国际间监管权力的行使和监管责任的承担是脱节的。实际上，在规制和监管方面，国际金融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和现实就是有全球化的金融，而没有全球化的政府，造成金融机构存活时是全球的，而死亡时却是国别的。在存活时，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地在全球经营，但其因风险而发生倒闭却实质上采取的是国内机制。尽管国际金融机构通常受到不同国家叠加的规制和监管法律制度的约束，但现实是这些机构的东道国对母国监管存在高度的依赖，对母国的监管决定无法控制，这种依赖的风险以及不公平性典型地体现在：在一家金融机构倒闭时，对其拯救或其倒闭的代价却是国别的，而不是母国的。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尽可能地和尽快地建立起跨境金融机构倒闭的处理和处置的法律框架，并在这样的框架中维护监管权力和监管责任的协调统一。建构这一框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成本和代价的承担，即如何在所涉国家之间分配和分担金融机构拯救或倒闭的成本和代价。应当看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十分棘手，各国有关金融援救和市场退出的条件和程序千差万别，公司法、破产法、行政法及其程序各不相同，这会使得在国际上建立起这样的法律框架变得异常困难。尽管如此，建构这样的框架仍然十分必要，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赋予现有的母国并表监管原则以新的内涵，借助这样一个国际间广泛接受的原则，使其不仅构成跨国金融监管权力划分的依据，同时也成为国际金融监管责任承担的依归，使具有监管权力而监管不力的国家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责任，并以此推动各国国内立法和执法的协调一致。 三、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 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加强、监管范围的扩大和国际监管责任划分的健全，客观上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多边金融监管机构，执行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但国际社会迄今尚没有这样的机构。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仍然沿用二战后留下的安排，IMF依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简称IMF协定）负责国际货币事务，主要是汇率安排和经常项目下的多边支付。世界银行负责对其成员方实施发展援助，重点从二战后支持欧洲国家重建，到近些年转向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WTO法律体系中由GATS、金融附件和金融承诺表构成的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推动成员方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准入。至于金融市场开放后的风险监管规则、标准及监管责任划分，则主要由巴塞尔委员会、IOSCO、IA IS等机构研究制定，但这些机构的规则在出台时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MIF近些年来试图利用其汇率监督和技术支持的便利及优势，加强国际金融体系，但事实表明其对于金融危机预防不力，在危机面前反应不够积极，且对于受援助国施加的条件苛刻，不利于危机的消除。可见，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多边机构是缺失的，如不填补这一空缺，要防范和应对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极为困难的。 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广泛呼吁将规制和监管规则及标准的制定进一步移至全球或区域层面，对在国际间实行更加协调的规制和监管规则、标准存在广泛的共识和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是，对于建立一个对各国有拘束力的全球监管机构则缺乏共识。不至于此，国际社会包括G20伦敦峰会还认为，建立一个超越国家边界、有直接规制和监管权力的国际机构的模式并不可行。一方面，规制与监管的规则和标准愈加国际化，另一方面，规制与监管的执行却仍旧国别化，这必然会造成国际金融监管在国际化的规则及标准与国别化的监管执行之间跛行。法重于行，这种态势是与金融全球化对一致性的规制与监管的客观需要相悖的。因此， 建立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机构，仍应是国际社会未来需致力实现的目标和任务。 在建立国际金融监管职能机构难以取得共识和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对金融体系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发明了监管团的做法。监管团在国际层面是由金融稳定论坛（即当今的FSB）借鉴欧盟的做法，在2008年5月的报告中提出的。它是在FSB的推动和主持下，针对每一个主要全球性金融机构，建立的以母国监管机构为主、由所涉东道国监管机构参加的一种非正式的联合监管机制。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的领袖们同意FSB致力于制定建立监管团并使之有效运行的指导原则，同意FSB对监管团的参与，包括确定对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因而应受到监管团监督的国际金融机构。目前，FSB已为选定的30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分别成立了监管团，按照计划将有更多的监管团建立起来。根据G20峰会和FSB的指导原则，各监管团应当至少每年开会一次。监管团的核心职能是分享信息，特别是有关某金融集团内部风险分布的信息，研究应对危机和协调行动问题。监管团采取的监管做法与各国监管当局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还有待观察，但是由于监管团没有通用的监管规则和跨境监管的权力，因此，这种方法注定不是解决跨境监管问题的万能良药。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FSB和IMF有可能在协调和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有可能在未来担纲国际金融监管职能机构的角色。FSB的前身金融稳定论坛成立于1999年4月，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七个发达国家（G7）为促进金融体系稳定而成立的一个国际金融咨询和协调组织。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G20伦敦峰会将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改组为FSB，赋予了FSB更多的使命，其成员扩大包括了G20的所有成员，并加强了FSB增进金融稳定的权能。根据加强了的权能， FSB将评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进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交换，建议并监督达到规制标准的最佳做法，为监管团的建立和运营确定指导方针并提供支持以加强对全球性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合作安排，确定跨境危机的处理原则和应急计划，与IMF合作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并采取必要行动解决这些危机。可见，国际社会大有将FSB推向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心之势。但是，FSB毕竟不是国际条约的产物，尽管道德劝告和同行评价会对FSB的成员产生影响，但各成员没有遵守FSB标准或接受其外部评估的法律约束义务。此外，FSB在诸如解决跨境大型金融机构问题上也缺乏对其成员施以有拘束力的规制与监管的权力。如果国际社会需要FSB肩负重任，首当其冲地需要解决以上法律问题和障碍，但如何解决仍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努力。 从MIF的角色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和防范金融风险，在金融稳定论坛的主导下出台了一套涵盖十二个领域的标规。IMF为了尽可能地使这些标规产生效果，从上世纪末开始，在各国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对各国执行标规的情况进行评估，并报告。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多次提到IMF要在加强国际金融体系上发挥进一步的作用。因此，IMF利用其在汇率监督和技术协助上的已有便利及优势，发挥多边监管机构的作用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MIF要担当这一角色，也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需要解决。例如，IMF对标规执行情况的评估，并不在MIF协定规定的MIF法定职权之内，只具有自愿的性质。进一步说，这种评估不属于该协定第4条规定的法定强制磋商，而应属于IMF技术支持或援助的范畴。这样，如果要使MIF成为多边金融规制与监管机构，就需要对IMF协定进行修改，在其维护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和汇率监督之外，赋予其从事国际金融规制与监管的职能。没有这样的修改，IMF就会欠缺成为多边金融规制与监管机构的法律基础，而这样的基础同样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的意愿和共识。 四、对我国对策的简要思考 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是国际金融监管“游戏规则”的建构，影响着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我国应当密切追踪和深入研究，确定对策。从总体上来说，以上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这场金融危机教训的汲取，体现出了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客观需要。同时，我国金融业在继续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推进这些改革对于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有益的，因此，我国应当持积极态度。但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关系着国际间利益的分配，因此，我们对每一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应视其情况，研究和采取恰当的策略。 在加强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问题上，应当看到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加强，有助于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对我国经济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保持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十分关键，因此，对于加强金融监管规则和标准我国应给予积极的支持。但是，金融已经全球化，任何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加强对从事市场经营的金融机构来说都是成本和负担的加重，所以，如果只有我国的监管改革，而没有其它经济体采取一致的规则和标准，那么，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就会从监管严格的我国转移至监管松弛的其它经济体。而金融机构在规制和监管松弛的经济体开展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反过来又会冲击对资本规制和监管严格的我国，使我国在遭受自身金融业竞争劣势的同时，又不能逃脱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因此，我国应推动国际社会各成员一致性采取共同的规则和标准，以避免我国金融业遭受竞争劣势。此外，国际社会一致地采取加强了的监管规则和标准，还需要斟酌和把握时机，适时而为。以前述规制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为例，提高规制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会导致金融机构的既有资本只能支撑更少的贷款，金融机构要么需要减少贷款的发放，要么为满足加强了的资本充足率而收回部分贷款，这无疑会妨碍和拖累各经济体经济和世界经济恢复，因此，加强了的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出台要选准时机。 在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问题上，我国在入市5年过渡期之后银行业已经对外全面开放，其他金融领域的开放也在扩大，大量的外资金融机构纷纷涌入，同时，我国本土金融机构正在越来多地走出国门，在海外建立机构，因此，明确跨国监管权力的分配，既有利于我国，也有利于国际社会。从目前来看，母国并表监管有从国际银行业推行到整个国际金融业的趋势。我国应推动母国并表监管含义的明晰化，并推动其覆盖整个金融业，同时要求赋予东道国更多的监管权力，如要求母国监管机构主动向东道国提供涉及整个金融机构的详尽信息特别是风险信息，在母国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东道国可以取而代之等，以满足我国对外国金融集团在华机构监管的需要。同时，我国还应当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监管责任承担的国际法律制度，并尽可能地在这一制度中维护监管权力和监管责任的协调统一。 在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问题上，虽然当下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尚缺乏足够的共识，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以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或监督执行或执行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是金融全球化的客观需要。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远非贸易或其它经济活动所能比拟，且金融及其监管具有自身的特性，我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应当研究建立能够切实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增进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可行方案和路径。而能够获得国际社会较普遍认可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建构方案和路径，本身就是对这一机构建立的推动。在未来建立这一机构的过程中，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积极参与该机构的创建，在维护我国正当利益的同时，负责任地保障和维护该机构的有效运转，使其充分有效发挥应有功能。此外，我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还应十分重视解决保障我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在未来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中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的问题。 注释:Rich ard Herring，In ternat iona l Financial Conglom erates：Implications for th e Bank Insolvency Regime，at http：//fic wh arton upenn edu/fic/papers/05/0519 pdf， M ay 2003. The Joint Forum on Fin ancial Conglom erates，Supervis ion of Fin ancial Conglom erates，Feb ruary 1998. 巴塞尔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了一系列文件，旨在划分母国和东道国对国际银行监管的责任，并最终形成了由母国和母行对国际银行行使并表监管的共识与标准。然而，这一最终标准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渐进和完备的过程。具体详见韩龙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335页。 Financial Serv icesAuthority，The Turner R eview：A regulatory response to the g lobal banking crisis，M arch 2009，pp 37-38. Carl Johan L indgren，Tom as J T Balino，Charles Enoch，Anne Marie Gulde，Marc Quintyn，and Leslie Teo，Financial Sector Crisisand Restructu ring：Lessons from Asia，MI F Occasional Paper 188，1999. 巴塞尔委员会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法定的跨国或超国家的监管权力，其出台的文件没有且从未尝试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巴塞尔委员会性质只能反映巴塞尔委员会所的规则在出台时的性质状态，但并不能衡定这些规则的性质，实践能够赋予这些规则以新的性质和效果。事实上，巴塞尔委员会的一些规则和标准如资本充足率等，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反复实践，形成了国际惯例，改变了巴塞尔委员会这些规则时的最初性质，这是这类规则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新的身份。 [22]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4条第3节（b）项规定：为了履行上述（a）款规定的职能，IMF应对各会员国的汇率政策行使严密的监督，并应制定具体原则，以在汇率政策上指导所有会员国。各会员国应该向MI F提供为进行这种监督所必要的资料，在MIF提出要求时，应就会员国的汇率政策问题同基金进行磋商。 主要参考文献. 1. Base 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Strengthen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banking sector consultative document，December 2009. 2 .Base 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standards and monitoring consultative document，December 2009. 3. Financial Services A uthority，The T urner R ev iew：Aregulatory response to the global banking crisis，M arch 2009. 4 .High Level Expert Group 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the EU，The de Larosire Report， February 25，2009. 5.Duncan Alford，Supervisory Colleges：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 l Superv iso ry Coordina tion，24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010. 6.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Less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Futur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and for L iqu idity M anagement，February 2009. 7.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Principles for Cross border Coopera tion on Crisis Management，April 2009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7
关键词: 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内容提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把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作为整个金融改革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需要和必然反映。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关系着国际间利益的分配，我国对每一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应视其情况，研究和采取恰当的策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先后出台了多个金融改革方案，大体上可分为三个主要层面：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英国等）的改革方案，主要国际机构（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的改革方案，G20峰会的努力与成果。这些方案都是在对金融危机深刻检讨的基础上产生的，其包含的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法律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客观需要，同时也突显出金融规制与监管的国际发展新趋势，可能构成国际社会未来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新地貌。纵观这些方案，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十分强调国内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改革需要有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取得成效。究其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只有各经济体的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法律改革，而没有国际社会共同一致的监管规则和标准，那么，必然会出现规制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即金融机构及其金融活动从规制监管严格的经济体转移到规制监管松弛的经济体，造成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短板，出现金融风险和危机爆发的地域转移，并造成国际间金融业的不公平竞争，导致实行严格监管的经济体的金融业的衰败。而金融机构在规制和监管松懈的经济体开展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反过来又会冲击规制和监管严格的经济体，使这类经济体在遭受自身金融业竞争劣势甚至颓败的同时，又不能幸免于难。没有全球一致的规制与监管，各经济体在监管规则和标准上就会出现一种逐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和劣胜优汰，加大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此，单个经济体的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改革，必然呼唤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 一、加强和健全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和标准 这场金融危机再度表明：金融、金融风险及其集中爆发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已经没有国界的藩篱而充分全球化，但防控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利器规制与监管却操持在“各自为政”的不同主权国家的手中，金融风险和危机防控的法律制度建设并没有与金融业及其风险和危机的发展变化保持同步。有鉴于此，国际社会当下所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改革和协调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和标准，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修改新巴塞尔协议以进行资本监管改革 规制资本（regulatory capital）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利器和主要依靠。有关规制资本的新巴塞尔协议是经过长期、反复修改后于2006年正式定稿的，相比老巴塞尔协议对风险更具敏感性，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不能归咎于新巴塞尔协议，但危机暴露出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弊端，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危机，对其修改势在必行。从目前来看，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主要集中在提高资本基础（capital base）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扩大风险覆盖范围，引入杠杆率补充风险资本要求，提取超额资本以缓解助周期性和提高抗周期，应对系统性风险和关联性。 1.提高资本基础的质量、数量、一致性和透明度。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规制资本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英国的《特纳报告》（The Turner Review）指出，金融危机表明，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核心一级资本（股份资本和储备）以外的低质资本不能在持续基础上有效地吸收损失。例如，二级资本中的次级债（subordinated debt），并不能持续、有效地吸收损失，失去了规制资本作为风险防护层的作用。因此，该报告提出对金融体系重要的金融机构的资本要求可以考虑删除有关二级资本作为规制资本的资格，用一级资本满足规制资本的要求，以更好地抗御资产风险。 2009年4月举行的G20伦敦峰会强调要提高规 制资本的质量。同时，国际社会还认为，银行体系应具有更多的资本，规制资本要超过现有最低资本水平。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应持有更多的资本，不仅要针对金融机构的特有风险，而且也要纳入更广泛的宏观审慎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国际社会，特别是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意见，于2009年7月通过的《加强新巴塞尔协议框架》（Enhancements to the Basel II fram ework）和《修改新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框架》（Rev isions to the Base l II m arket risk fram ework），加强了规制资本的监管框架，其中就有提高银行资本的质量的内容。2009年12月17日，巴塞尔委员会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征求意见稿）（Consultative proposals to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o f the banking sector），在以上措施的基础上，借鉴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监管资本基础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的措施，尤其是加强一级资本的要素，使一级资本能够在持续经营条件下全部用来吸收损失，以此降低由银行体系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这些措施主要包括：首先，一级资本的主要形式必须是普通股和留存收益。为保证非股份公司制银行持有可比的、高质量一级资本，巴塞尔委员会专门建立了一套适用非股份公司制银行的原则。其次，二级资本工具也将统一，仅用于覆盖市场风险的所谓三级资本将被取消。最后，为强化市场约束，改进了资本工具的透明度标准，监管所有要素都必须披露，并且与会计报表相协调。 对于最低资本应提高到何种水平，2010年9月12日，27国央行在瑞士一致通过了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巴塞尔协定III》，要求一级资本中的普通股占比从目前的2%，提高到2015年1月1日的4 5%，包含普通股和其它合格金融工具的一级资本将同期从目前的4%提高到6%。此外，银行还要另外以普通股形式持有2 5%的资本防护缓冲（capital conservation buffer），用于吸收金融和经济危难时期的损失。这样，普通股的总要求最终将会达到7%。 2.扩大风险覆盖范围。未能捕捉表内外风险、衍生交易相关的风险暴露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留下的重要教训之一，交易账户和复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松弛是许多国际活跃银行损失的主要源头，因此，巴塞尔委员会进行了扩大资本框架的风险覆盖范围的改革。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完成了对新资本协议框架的一些重要改革，提高了对交易账户和复杂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强化后的监管安排引入了基于12个月的严重金融危机条件下的压力风险价值的资本要求。 此外，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中的所谓？再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改革措施还提高了第二支柱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标准以及强化了第三支柱的披露要求。第一支柱和第三支柱的要求从2010年底开始实施，第二支柱的风险管理标准立即生效。2009年12月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提出了强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监管的建议。纵而观之，扩大风险覆盖范围的法律规制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对交易项目规制资本的改革。对交易项目的规制资本要求，源于1988年老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陷。老巴塞尔资本协议最初仅关注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即交易对方的违约风险，而没有关注市场风险，即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项目和表外项目的头寸因市场价格变动而面临的损失风险。但是，由于国际性银行日益活跃地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已使一些财力雄厚的跨国银行损失惨重，市场风险已不容忽视，因此，1996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了《对巴塞尔协议包含市场风险的修改》（Amendment to the capital accord to incorporatemarket risks）（以下简称“修正案”）。《修正案》的宗旨是规制市场风险，核心内容是银行必须量化市场风险并计提相应的资本。《修正案》引入老巴塞尔协议后，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性时，按照银行业务的性质，将银行的表内表外项目分成银行项目（banking book）和交易项目（trading book）。银行项目包括存款、贷款等传统银行业务，包括与这些业务相关联的衍生品。这些业务不以交易为目的，性质上较被动，较少考虑短期市场因素波动的影响。交易项目包括债券、股票、外汇交易以及与这些交易相关联的衍生产品。这类业务根据市场价格变动而开展，目的 是获得短期收益。新巴塞尔协议将《修正案》的规定纳入其中，这样对主要风险为信用风险的银行项目仍然要按相应的信用风险权重，对各类表内表外项目计算信用风险；对主要风险为市场风险的交易项目，要按《修正案》规定的方法计量市场风险和资本要求。 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生的损失和高杠杆率集中在交易项目。导致这一问题的主因是，交易项目的资本要求松弛，且建立在上述《修正案》基础上的有关市场风险的资本框架没有能够捕捉到一些重要风险。英国《特纳报告》指出，银行资产的增长集中于资本要求宽松的交易项目，而不是银行项目。报告还指出57%的银行资产在交易项目中持有，但交易项目的资本仅占总资本要求的4%。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呼吁大幅度地提高交易项目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对此做出了以下反应：对交易项目采取的在险价值法（VaR）进行补充；对于没有证券化的信用产品要增加资本要求，涵盖违约风险和转移风险；对于证券化产品，一般要适用银行项目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采取的以上措施旨在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银行项目和交易项目之间进行规制套利。此外，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许多银行的交易项目损失远远超出了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第一支柱的市场风险规则计算的最低资本要求，为此巴塞尔委员会要求银行加强在险价值法的压力测试要求，同时借此降低市场风险最低资本要求的助周期性问题。 （2）对证券化和再证券化规制资本的改革。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前，证券化被广泛地认为是重要的融资和分散风险的市场工具，但是，贷款资产证券化构成了次贷危机转化为全面金融危机的传送带。事实表明风险不仅没有被证券化有效分散，反而成为金融风险传播的源泉。证券化打破了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传统关系，造成了市场约束不能校正的利益冲突。资产证券化的贷款发放人不要求提供收入和支付能力的充分证明。证券化机构没有为其愿意购买的贷款制定高标准，从而怂恿了放贷标准的降低。[11]为此，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新巴塞尔协议修订稿，加强了对第一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下某些证券化的处理方法。修改后的协议框架对再证券化风险暴露（即所谓的资产支持型证券中的债务抵押证券）赋予了更高的风险权重，以更好地反映这些产品的内在风险，并提高了为表外管道实体提供短期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巴塞尔委员会还要求银行对采用外部评级的证券化风险暴露进行稳健的信用分析。此外，新巴塞尔协议修订稿还包括了对第三支柱（市场约束）的完善，加强了对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活动的信息披露要求，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性。 （3）强化对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管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主要源于衍生品交易、回购和证券融资活动。《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强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监管的主要措施有：银行必须用压力输入因子决定其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银行对与交易对手信用水平下降相关的盯市损失（信用估值调整CVA风险）计提资本。[12]持有对一个交易对手大量的、非流动性的衍生品风险暴露的银行使用更长的抵押期限，作为决定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银行若达到中央交易对手的抵押品和盯市风险暴露的严格标准，将适用0%的风险权重。在巴塞尔委员会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将提高这些风险暴露的资本要求、降低助周期性，为场外衍生品交易转向通过中央交易对手和交易所交易提供了额外激励，因而有助于降低金融体系之间的系统性风险，并且将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交易对手信用暴露的风险管理。 3.引入杠杆率补充风险资本要求。增加总杠杆率以补充规制资本要求，是对新巴塞尔协议修改的重要内容。总杠杆率是总资产与资本的比率。这场金融危机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银行体系的表内和表外杠杆率的过度累积，原因在于新巴塞尔协议规定以内部模型计算规制资本的要求，总是趋于对规制资本的宽容对待。而杠杆率的过度积累导致危机期间银行业被迫降低杠杆率，放大了资产价值下滑的压力，恶化了损失、银行资本下降与信贷供给能力收缩之间的正反馈循环。因此，在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增加总杠杆率以补充规制资本要求的不足。巴塞尔委员会也要求引入杠杆率要求，旨在实现以下目标：为银行体系杠杆率累积确定底线，有助于缓释不稳定的去杠杆化带来的风险以及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采用简单、透明、基于风险总量的指标，作为风险资本比例的补充指标，为防止模型风险和计量错误提供额外保护。为保证可比性，巴塞尔委员会将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杠杆率的计算方法，并充分调整会计规则方面的差异。在考虑新资本协议相关变化的基础 上，通过校准确保该比例能够作为风险资本要求的一个可靠的补充指标，并拟将杠杆率纳入第一支柱框架。 4.提取超额资本以缓解助周期性和提高抗周期。助周期性或顺周期性（procyclical effect）一般是指监管标准或要求具有放大经济周期起伏的效果。无论是新巴塞尔协议，还是老巴塞尔协议，都是将规制资本要求与风险资产相匹配，这就造成规制资本水平随着经济周期和经济状况而波动，在经济景气时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小，占用资本少，既有资本数量由于能够支撑更多的贷款，从而使经济趋于膨胀和“火上浇油”，而在经济不景气时风险增大，占用资本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得不削减或回收贷款以满足资本要求，从而趋于使衰退的经济“雪上加霜”。取代1988年老巴塞尔协议的新巴塞尔协议对风险更具敏感性，且同样将资本要求与风险相匹配，亦具有助周期性的效果。 这场金融危机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是金融冲击遍及整个银行系统、金融市场和实体，放大了助周期效应。导致助周期性的渠道包括盯市计价和贷款持有到期的会计标准，保证金做法，杠杆率的累积及去杠杆化等。金融危机发生后，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在考虑引入一系列措施，应对助周期问题，提高银行体系抗未来经济和金融压力的能力。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在《加强新巴塞尔协议框架》和《修改新巴塞尔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中提出的抗周期性措施主要有：降低最低资本要求导致的过度周期性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使用更长期间的数据来测算违约概率，引入逆转违约损失测算（downturn loss given default estmiates），要求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考虑经济衰退时信用组合的下降；提高压力时期可提取的缓冲资本储备；引入杠杆率作为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规制资本的补充和保障；用更具有前瞻性的方法来计提准备金以降低最低资本要求的过度周期性波动。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的《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对上述措施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强调抑制最低资本要求的过度周期性波动；推动采用更具前瞻性的拨备；建立鼓励资本留存的制度，建立充足的、高于最低资本要求的超额资本，以备出现压力时期使用和经济下行时吸收损失；在宏观审慎层面上避免银行体系信贷过快增长。前文已述，2010年9月12日，27国央行一致通过的对新巴塞尔协议的修改确定，银行需要以普通股形式持有2 5%的资本防护缓冲。 （二）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 流动性是指金融机构在不引起不可接受的损失的前提下，为新增资产和满足到期债务而获得资金的能力。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有助于金融机构始终拥有满足现金流需要的能力，而对现金流的需要由于受外部事件和其他机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流动性固有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一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短缺会带来系统性的负面影响，因此，流动性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并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再次得到了突出的验证。在金融危机之前，资产市场欣欣向荣，银行获取资金容易且成本很低，但在市场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流动性迅速蒸发，金融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究其原因是这些银行未能审慎管理流动性，导致各国央行不得不采取行动来支持货币市场正常运转，甚至对某些银行机构施以援手。 流动性和资本是银行应对外部冲击的两道防线，两者相互补充，共同维护银行持续经营。在巴塞尔委员会框架下，资本监管长期扮演重要角色；而流动性监管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国际社会并没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类似资本充足率的安排，没有建立起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流动性监管的国际标准。2000年2月巴塞尔委员会了仅适用于银行机构的《银行机构流动性管理的稳健做法》（简称《做法》），但这场金融危机突显出流动性是所有金融机构都面临的一个脆弱性问题，且《做法》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收效甚微。此外，这次金融危机还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资产的可交易性上升，流动性风险向清偿力风险转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流动性与资本都是维护银行持续经营的必要条件，必须同时强化监管。 为了总结教训，在流动性的管理上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保持同步，巴塞尔委员会在2008年9月了《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原则》（以下简称《原则》），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规定了流动性管理和监管的17项原则。该！原则？以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基本原则为统领，从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治理、流动性风险计量和管理、公开披露、监管机构的角色四个向度建构起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强调了压力测试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完善有效的应急融资计划相联系。因此，巴塞尔委员会正在通过引入全 球一致的流动性标准建立流动性框架。与全球资本标准一样，流动性标准将建立最低要求，并促进全球公平竞争。《原则》提出了风险管理和融资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具体指引，作为流动性监管框架的基础，有助于提升该重要领域内的风险管理。尽管如此，《原则》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例如，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不应仅停留在对传统的重新定价风险而导致的流动性问题，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包括紧急流动性风险在内的对所有系列的流动性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为了补充上述《原则》，巴塞尔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流动性监管框架，于2009年12月《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liquidity risk measurement，standards and monitoring），首次在全球范围内提出了两个流动性监管量化的最低标准。一个是覆盖30天的流动性覆盖比率，衡量短期压力情景下的单个银行应对流动性中断的能力，目的是提高短期应对流动性中断的弹性。该比率将有助于全球性银行拥有充分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得以经受监管当局指定的压力条件融资场景的冲击。第二个标准是长期的结构性比率，应对流动性错配，度量中长期内银行可供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能否支持其资产业务发展，推动银行使用稳定资金来源为其业务融资。该框架还包括一套监测指标以帮助监管当局识别和分别单个银行和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风险趋势，并提高跨境监管一致性。这些指标有助于监管当局识别和分析单个银行和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发展趋势。 （三）其它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 加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抗风险和危机的能力，除需要完善以上规则和标准外，还需要加强影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其它制度的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稳定论坛、[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等为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起了一套涵盖十二个领域的标规（standards and codes）。这些标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由IMF制定，涉及金融业及其以外部门，包括数据、财政透明度、货币和金融透明度等标准。第二类和第三类由其他机构制定。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独立的模块，包括银行监管、证券监管、保险监管和支付系统的重要监管原则和标准。第三类主要由对各国和国际金融体系有效运行影响重大领域的标规构成，包括公司治理、会计、审计、破产和债权人权利、反洗钱及金融反恐等方面。不仅于此，IMF还在各国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对各国执行标规的情况进行评估和报告。评估报告有两类：一是《标规遵守报告》（Reports on the Observance of Standards and Codes，以下简称ROSCs），涵盖以上12个领域。二是《金融评估规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以下简称FSAP）。对一国遵守金融标规的评估是FSAP的核心内容，同时构成ROSCs的一部分。FSAP寻求发现一国金融体系的优势与不足，确定如何控制和管理主要风险源，帮助提出需要优先采取的政策措施。此外，近些年来，随着一些离岸金融中心积累了巨大的全球流动资本，对许多国家的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影响，IMF也开始对离岸金融中心遵守以上标规及其采取的行动进行评估，以加强对此类中心的监管，使国际规则和安排能够适用于此类中心。 可以看出，这些标规的目的明确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较为系统和具体，且辅之行动。当前，这些标规在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再次受到重视。2009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峰会决定将金融稳定论坛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使其专门负责协调、组织关于国际金融标规的制定和实施，并负责国际金融标规的评估。2010年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了《促进遵守国际标规的框架》，详细阐述了在后危机时代对国际金融标规的评估和实施计划。[14]金融稳定理事会通过设立标规实施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Standards Implementation），并通过同行审查（peer review）鼓励所有国家和法域提升对国际金融标规的遵守，其主要鼓励措施和手段有三：示范推进标规遵守；定期举行同行审查（periodic peer review）；制定措施清单（a toolbox of measures）。[15] 但这些标规要转化成为多边法律守则，还面临一系列待解决的法律问题。首先是标规的制定。一些标规是由MIF制定的，另一些标规则是由其他机构制定的，都 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如何赋予这些标规以法律效力，取决于各国意志。其次是对标规的执行进行监督的法律效力。MIF对会员国具有汇率监督等法定职能，接受IMF的汇率监督是IMF会员国的法定义务，但是，标规本身没有法律强制力，ROSCs和FSAP只是MIF应会员国的请求而完成的，充其量只是属于MIF提供的具有自愿性质的技术援助。金融稳定理事会对标规遵守的推动由于该机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厘清。这样，由哪家机构负责标规遵守的有拘束力的评判，也需要通过改革来完成。 注释: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制度建构研究（批准号：08A JY 013）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2007年国家法治和法学理论研究项目：金融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研究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为重心（批准号：07SFB2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规制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而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和管理，隐含着公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和干预，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管理的方式，在法律上构成国家相关的管理制度。规制可以看作是政府运用权力规定的法律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家期冀产生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的结果，或阻止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会产生的结果。监管是监管机构对监管对象及其活动是否符合要求所进行的监察、督促、组织、协调、控制等一系列行为的总称，以此来实现法律和政策旨在实现的目标和目的。参见韩龙：《规制与监管：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金融法品性的再证明》，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1期。 系统风险通常是指一个金融机构倒闭引起其他金融机构连锁倒闭，并进而扩及和损害整个金融体系，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对于规制资本或监管资本概念应从新老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资本充足率来把握。资本充足率是规制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而不是简单地用会计资本除以总资产。规制资本不同于会计资本。例如，有一些负债，比如次级债、可转债等，如果符合条件可被计入规制资本当中，而这些负债却不构成会计资本。同时，资本充足率的分母也不是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而是将资产根据风险的大小进行加权后得出的结果。加权的方法或简单或复杂，但其背后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就是风险越高，权重越高，需要的资本越多。 老巴塞尔协议的全称是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的《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 easu rem en t and cap ital standards）。鉴于老巴塞尔协议存在一系列的缺陷，巴塞尔委员会经过数年的修改于2006年正式定稿出台了新巴塞尔协议（Basel II）。 资本基础是指公司首次公开上市或后续股票发行获取的资金，加上留利。 《特纳报告》是由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主席特纳勋爵于2009年3月19日提交的。这份长达120页的报告是较为权威、也较为各方接受的关于未来全球金融监管框架的报告，大胆地提出了全球金融体系重建的建议。 次级债是指固定期限不低于5年（包括5年），除非银行倒闭或清算，不用于弥补银行日常经营损失，且该项债务的索偿权排在存款和其他负债之后的商业银行长期债务。 Basel Comm ittee on Banking Superv ision，Group ofGovernors andH eads of Supervision announces higher globalm inmi um capital standards at http：//www b is org/press/p100912 htm，12 S eptem ber 2010. 韩龙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342页。 对证券化产品不适用银行项目资本要求的例外，仅限于某些有相互关系的交易活动。在这些例外情况下，监管者在银行遵守严格的最低定性要求和压力测试要求的条件下，可允许银行综合计算针对风险所需要的资本量。 [11]韩龙、彭秀坤、包勇恩译：《金融规制改革新基石：重构金融监管与规制》，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0期。 [12]虽然现行的新资本协议包括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但没有覆盖CVA风险，与源于违约的损失相比，CVA风险是更大的损失来源。 [13]金融稳定论坛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于1999年初由西方七大国发起成立的，是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的产物。2009年4月2日，G20在伦敦召开第二次峰会，决定创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以取代金融稳定论坛，并扩大其职责。 [14]FSB，FSB Fram e w ork for S trengthen ing A dheren ce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9 January 2010，p 1. [15]FSB，FSB Fram ew ork for S trengthen ing A dh erence to International S tandards，9 Janu ary 2010，p 4.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8
【相关摘要】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法律监管制度是国际金融法上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运用国际金融法学理论和比较法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监管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除导言外,全文共分八章,约22万字。上世纪国际金融创新的一个主要标志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和发展。大量国际衍生产品的诞生和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和发展趋势,也对传统国际金融法的演变和发展带来了影响。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研究通常可以从合同法、侵权法、信托法、公司法等私法角度展开,而本文则主要是从公法角度来研究金融衍生产品的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种类繁多、金融创新持续正在进行等原因,本文主要是对现行国际监管立法中的重点问题,如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和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金融衍生交易中的客户保护、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管理制度等。第一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及其市场演变的基本介绍。在该章内容中,本人首先对金融衍生产品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角度概括了其基本含义,并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分类和新出现的复杂品种做了介绍;其次,文章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做了简要介绍,重点是对参与衍生交易的资格、交易目的,以及不同种类衍生产品的法律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分析。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制度,也促进了金融衍生交易相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的改革。在本章中,本人分析了各国金融衍生监管立法的演变和发展趋势,并概括出金融衍生产品国际监管法律制度的五大法律特点。第三章研究了金融衍生交易场所及其非互助化改革的法律问题,包括场所设立、产品设计、市场监管和非互助化改革所产生的法律问题等。第四章论述了金融衍生交易中介机构的法律问题,重点是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行为的法律监管、交易透明度,以及禁止的业务行为等。第五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交易中客户保护的法律研究。由于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性和创新特点,因此对客户保护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重要内容。本章从金融衍生交易的适合性和风险揭示原则入手,对衍生交易的行为规范、投资者赔偿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等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述。第六章是金融衍生场外交易市场及其法律监管制度的研究。本章主要从合同发的角度对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合同的成立、法律性质、合同转让与变更、合同违约与法律救济、合同法律适用与法院管辖等问题进行分析。此外,对场外衍生交易市场国际法律监管制度的确立提出了本人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是有关金融衍生产品风险管理制度的分析。首先本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识别和衡量做了论述,其次是对风险管理的法律框架,以及交易场所和场外市场的风险管理重点法律制度做了比较研究和阐述。第八章是金融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实践和监管立法的思考。在对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失败实践的法律原因进行分析归纳以后,文章论述了中国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必要性、衍生交易法律制度建设、国债期货交易法律制度重建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文章的最后部分还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理念的更新做了一定的探讨。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9
一、当前《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1、内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
一直以来，国内外对“国际金融”课程的研究有很大差异。在国外，许多大学的商学院和经济学院都开设此课程，但商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课程等同于“国际财务管理”（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即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讨论相关的财务管理活动，因此许多内容都属于微观层次的研究；而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则以“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为主要内容，属于宏观层次的研究。在国内，传统的国际金融课程都较多地研究诸如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等宏观金融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国内“国际金融”课程开始融汇西方国际金融课程的两个层次，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教研组提出的“国际金融市场――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在国内高校率先开设了集微观与宏观于一体的国际金融课程。因此，这里所讲的国际金融课程的内容相当广泛，里面既有理论的分析（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还有实务的介绍（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也有政策的研究（如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
2、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国际金融》广泛的课程内容和应用环境决定了本课程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上。
（1）掌握国际金融理论知识。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如有关外汇、汇率、汇率制度、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些内容为学习其他相关课程奠定了基础。
（2）培养学生分析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通过本门课的学习，培养学生正确应用国际金融理论观察和分析国内、国际发生的重大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不仅从微观层面透彻的认识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金融现象，而且能从宏观层面理解一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等。
（3）锻炼实际操作能力。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要求学生初步掌握一般的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程序，如外汇交易实践操作（即期、远期、掉期、套汇与套利、外汇期货、外汇期权、互换交易等）、外汇风险管理（进出口商如何规避汇率风险等）、贸易融资业务（福费廷业务、保理业务、出口信贷业务的运用等）。通过对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训练，为学生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投融资部门做应用型金融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3、较强的时代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新事件层出不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华尔街投行的“绝迹”，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融资企业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以及美国国际集团（AIG）相继被政府接管；伴随着全球出现的流动性危机与信贷紧缩，欧美掀起金融机构国有化或半国有化的浪潮，金融系统出现空前规模的去杠杆化，还有法国兴业银行事件，越南发生的金融动荡，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推进、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外汇储备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等等。
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10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因此，《国际金融》课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国际金融》课程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教学不能采用传统的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而必须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及形式，才能很好地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应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所以教学方法的改革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二、《国际金融》课程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1、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在高校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不少课程的教学中，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层次仅仅停留在教师课堂教学的一种演示工具，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方面的优势。其实，多媒体教学可以以文字、表格、图形图片、动画、音频、视频、录像等形式讲述课程，从而增强授课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决定了要讲好本课程必须全方位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1）在传统教学过程中融入网络教学手段。在上课过程中，可随时利用网络，结合授课内容，介绍、观看与上课内容相关的视频、图片、最新事件及评论等。如在讲外汇与汇率这部分内容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网站查看人民币汇率行情，带领学生浏览华尔街日报、伦敦金融时报等网站查看国际外汇市场行情和汇市评论。在讲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时，可带领学生在凤凰财经网上观看一些专题讲座视频，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了解最新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讲购买力平价理论时，可带领学生浏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网站查看“巨无霸指数”公布的情况。在讲外汇衍生金融工具时，可带领学生浏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查看相关的合同交易数据。在讲国际收支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查看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在讲欧元时，可带领学生浏览欧洲货币联盟中央银行网站了解欧元的实施情况。在讲外汇储备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金融界等网站查看我国最新的外汇储备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许多图形、表格等。在讲汇率制度时，可带领学生浏览香港金管局网站了解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等等。充分利用网络进行教学，有助于教师及时、全面地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信息和国内外金融理论的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添加较新的统计资料、图片等信息，也有助于学生对最新的热点问题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2）利用专题音像资料进行多媒体教学。如在讲世界主要外汇市场时，可以让学生观看“世界外汇市场交易概况”的光盘；在讲金融危机时，可让学生观看“亚洲金融风暴”的光盘等。通过观看音像资料，使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有比较强的形象认识和直观体验，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3）要善于利用多媒体的PPT演示工具。《国际金融》课程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及理论的逻辑性较强，为了讲清楚、讲透彻这些概念或理论的来龙去脉，在制作PPT时，一定要简单明了，多用示意图、纲要图和简单的动画，避免将word文件中的大量文字直接贴在课件中而将PPT变成了教材的翻版。如用示意图给学生介绍汇率理论的发展脉络，用示意图将汇率理论中资产市场说的模型分类展示给学生，用纲要示意图给学生讲解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进，用简单的动画来描述套汇或套利的过程等等。这些示意图虽然简单，但却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丰富的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
《国际金融》课程中有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往往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国际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案例。在国际金融课程中进行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时，可引入二战后日元汇率走势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的案例；在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可引入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越南金融动荡的案例；在讲外汇衍生产品市场时，可引入巴林银行破产事件、中航油石油衍生产品亏损事件、法国兴业银行事件、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案例；在讲离岸金融市场时，可引入人民币NDF交易的案例；在讲最适货币区的理论及实践时，可引入欧元诞生的案例等等。这些案例有的可以由教师讲解、分析，有的可以布置给学生，让他们成立案例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完成，并在课堂上进行交流和讨论。
国际金融领域经常出现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组织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新、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得以相互补充，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如在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讲外汇储备时，可以使学生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得以相互补充，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如在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讲外汇储备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原因有哪些；在讲国际资本流动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年来热钱流入我国的数量及途径等问题；在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三元悖论”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在讲外汇风险管理时，可组织学生讨论我国外贸企业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来规避汇率风险；在讲国际收支时，可组织学生讨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等等。
3、灵活的双语教学
实施双语教学，是《国际金融》课程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由于该课程冠以“国际”一词，学生学习的都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通过学习，学生必须能在一定程度上用英语对专业术语、基本原理进行规范表达，能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是英文网站）获取国际金融的最新信息和动态，能用英语在有关国际金融的实际工作中与外国人沟通和协作等。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国际金融》课程必须利用双语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熟练应用英语从事涉外经济活动的能力。
但需注意的是双语教学可能带来以下一些问题：一是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过分注重英语语言本身，而忽略了对基本原理和理论的深入理解；二是教师由于用英文授课存在着降低课程难度的倾向，结果造成学生对双语课程内容的掌握过于浅显，不利于后续专业课的跟进。要克服这些问题，《国际金融》课程的双语教学必须灵活，双语教学中中英文授课的比重要根据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而定，要根据课程内容的难度而定，如在讲授汇率含义、外汇行情、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相对简单的内容时，英语的比重可以大一些；而在讲授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外汇风险管理等较复杂的理论和实务内容时，中文的比重要加大。
三、《国际金融》课程实践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国际金融》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实践教学是本课程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金融的操作业务、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等实务性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将来的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一般来说，本课程的实践教学可通过“模拟实践”和“社会实践”来实现。
1、多渠道的模拟实践教学
模拟实践教学就是通过对各种真实金融交易环境的模拟，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
目前，许多财经类网站提供免费的模拟交易账户，学生在这些专业网站注册后，就能够运用真实的市场交易环境和行情，以模拟账户体验各种金融交易。如在讲授外汇交易这部分内容时，我们就可以利用像美国嘉盛集团提供的 模拟外汇交易平台、省略嘉瑞基外汇之星网站模拟交易平台、FX Solutions（fxsol）-GTS模拟外汇交易帐户等来进行模拟实践教学。这些外汇模拟交易平台提供的货币种类和市场报价，与真实市场同步，还有24小时外汇新闻、简洁易用的外汇图表、汇市评论、外汇讲座等。
条件较好的学校可通过建立金融实验室来进行模拟实践教学。所谓金融实验室，其实就是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信息手段，将原本必须在金融市场或别的场所实现的工作，在实验室里模拟再现，用高度仿真的场景，预先历练学生的实战能力。装备较好的金融实验室（如国内较著名的世华财讯金融实验室系统和国泰安金融实验室系统）一般都有“金融教学”和“模拟交易”两大系统。“金融教学系统”是一个资讯平台，它主要提供即时的囊括了证券、外汇、期货、黄金、债券等多个投资领域的财经资讯、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实时行情和历史数据以及权威专家的专业评论和深度分析。“模拟交易系统”是采用与现实环境同步的实时行情数据，进行证券、期货、外汇投资等金融领域的模拟交易。《国际金融》课程中有关外汇交易的教学可以借助“金融教学系统”这个资讯平台了解外汇市场的即时行情、最新的外汇市场新闻资讯和汇市评论等，也可以借助“模拟交易系统”进行外汇模拟交易，以加强学生对外汇知识的理解，熟悉外汇交易流程，学习外汇投资技术分析方法和体会外汇投资的风险。
另外，还可以通过指导学生参加模拟金融交易大赛进行实践教学，如现在国内比较有名的世华财讯全国大学生金融投资模拟交易大赛，该大赛以“智慧理财”为主题，为全国金融高等院校搭建了一个金融基础知识教育与实战交易操作相结合的平台，比赛包括股票、期货、外汇、股指期货四个领域的模拟交易。结合《国际金融》课程，教师可带领和指导学生参加外汇模拟投资交易，在实战中训练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和操盘能力。
2、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教学
除了模拟实践教学外，参加社会实践也是加强学生对相关专业课程内容的理解、训练学生实际应用和具体操作能力的重要手段。
学校相关院系可与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期货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和企业合作建立相对固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实际工作内容和环境，为学生毕业后尽快进入角色奠定基础。从《国际金融》课程来看，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可带领学生去证券公司了解外汇交易业务的流程，可带领学生去银行了解贸易融资业务的基本技能，可带领学生去期货交易所了解外汇期货交易的具体操作过程，可深入外贸企业了解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基本技能和操作方法等等。
另外，可以聘请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或从业人员来校进行讲座或操作性指导，使学生了解最新的行业资讯、行业背景以及实际业务操作经验等。
【参考文献】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10
一、当前《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1、内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
一直以来，国内外对“国际金融”课程的研究有很大差异。在国外，许多大学的商学院和经济学院都开设此课程，但商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课程等同于“国际财务管理”（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即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讨论相关的财务管理活动，因此许多内容都属于微观层次的研究；而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则以“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为主要内容，属于宏观层次的研究。在国内，传统的国际金融课程都较多地研究诸如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资本流动等宏观金融问题，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国内“国际金融”课程开始融汇西方国际金融课程的两个层次，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教研组提出的“国际金融市场——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在国内高校率先开设了集微观与宏观于一体的国际金融课程。因此，这里所讲的国际金融课程的内容相当广泛，里面既有理论的分析（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还有实务的介绍（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也有政策的研究（如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
2、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国际金融》广泛的课程内容和应用环境决定了本课程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又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上。
（1）掌握国际金融理论知识。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如有关外汇、汇率、汇率制度、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这些内容为学习其他相关课程奠定了基础。
（2）培养学生分析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通过本门课的学习，培养学生正确应用国际金融理论观察和分析国内、国际发生的重大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不仅从微观层面透彻的认识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金融现象，而且能从宏观层面理解一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等。
（3）锻炼实际操作能力。通过本门课的学习，要求学生初步掌握一般的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程序，如外汇交易实践操作（即期、远期、掉期、套汇与套利、外汇期货、外汇期权、互换交易等）、外汇风险管理（进出口商如何规避汇率风险等）、贸易融资业务（福费廷业务、保理业务、出口信贷业务的运用等）。通过对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训练，为学生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投融资部门做应用型金融工作奠定一定的基础。
3、较强的时代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国际金融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新事件层出不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华尔街投行的“绝迹”，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融资企业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以及美国国际集团（AIG）相继被政府接管；伴随着全球出现的流动性危机与信贷紧缩，欧美掀起金融机构国有化或半国有化的浪潮，金融系统出现空前规模的去杠杆化，还有法国兴业银行事件，越南发生的金融动荡，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推进、外汇储备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及外汇储备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等等。
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10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因此，《国际金融》课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国际金融》课程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教学不能采用传统的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而必须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及形式，才能很好地完成预期的教学目标。
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应包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所以教学方法的改革也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二、《国际金融》课程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1、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近几年来，多媒体教学在高校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不少课程的教学中，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层次仅仅停留在教师课堂教学的一种演示工具，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方面的优势。其实，多媒体教学可以以文字、表格、图形图片、动画、音频、视频、录像等形式讲述课程，从而增强授课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决定了要讲好本课程必须全方位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
（1）在传统教学过程中融入网络教学手段。在上课过程中，可随时利用网络，结合授课内容，介绍、观看与上课内容相关的视频、图片、最新事件及评论等。如在讲外汇与汇率这部分内容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网站查看人民币汇率行情，带领学生浏览华尔街日报、伦敦金融时报等网站查看国际外汇市场行情和汇市评论。在讲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时，可带领学生在凤凰财经网上观看一些专题讲座视频，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了解最新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讲购买力平价理论时，可带领学生浏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网站查看“巨无霸指数”公布的情况。在讲外汇衍生金融工具时，可带领学生浏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查看相关的合同交易数据。在讲国际收支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查看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在讲欧元时，可带领学生浏览欧洲货币联盟中央银行网站了解欧元的实施情况。在讲外汇储备时，可带领学生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金融界等网站查看我国最新的外汇储备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许多图形、表格等。在讲汇率制度时，可带领学生浏览香港金管局网站了解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等等。充分利用网络进行教学，有助于教师及时、全面地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信息和国内外金融理论的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添加较新的统计资料、图片等信息，也有助于学生对最新的热点问题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2）利用专题音像资料进行多媒体教学。如在讲世界主要外汇市场时，可以让学生观看“世界外汇市场交易概况”的光盘；在讲金融危机时，可让学生观看“亚洲金融风暴”的光盘等。通过观看音像资料，使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有比较强的形象认识和直观体验，加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3）要善于利用多媒体的PPT演示工具。《国际金融》课程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及理论的逻辑性较强，为了讲清楚、讲透彻这些概念或理论的来龙去脉，在制作PPT时，一定要简单明了，多用示意图、纲要图和简单的动画，避免将word文件中的大量文字直接贴在课件中而将PPT变成了教材的翻版。如用示意图给学生介绍汇率理论的发展脉络，用示意图将汇率理论中资产市场说的模型分类展示给学生，用纲要示意图给学生讲解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进，用简单的动画来描述套汇或套利的过程等等。这些示意图虽然简单，但却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丰富的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
《国际金融》课程中有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这些内容通过案例教学和课堂讨论，往往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国际金融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案例。在国际金融课程中进行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讲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时，可引入二战后日元汇率走势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的案例；在讲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可引入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越南金融动荡的案例；在讲外汇衍生产品市场时，可引入巴林银行破产事件、中航油石油衍生产品亏损事件、法国兴业银行事件、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案例；在讲离岸金融市场时，可引入人民币NDF交易的案例；在讲最适货币区的理论及实践时，可引入欧元诞生的案例等等。这些案例有的可以由教师讲解、分析，有的可以布置给学生，让他们成立案例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完成，并在课堂上进行交流和讨论。
国际金融领域经常出现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组织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创新、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得以相互补充，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如在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讲外汇储备时，可以使学生所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得以相互补充，知识结构更加完善。如在讲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讲外汇储备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激增的原因有哪些；在讲国际资本流动时，可组织学生讨论近年来热钱流入我国的数量及途径等问题；在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三元悖论”时，可组织学生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问题；在讲外汇风险管理时，可组织学生讨论我国外贸企业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采用了哪些方法和手段来规避汇率风险；在讲国际收支时，可组织学生讨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促进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等等。
3、灵活的双语教学
实施双语教学，是《国际金融》课程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由于该课程冠以“国际”一词，学生学习的都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通过学习，学生必须能在一定程度上用英语对专业术语、基本原理进行规范表达，能通过各种媒体（尤其是是英文网站）获取国际金融的最新信息和动态，能用英语在有关国际金融的实际工作中与外国人沟通和协作等。所以，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国际金融》课程必须利用双语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熟练应用英语从事涉外经济活动的能力。
但需注意的是双语教学可能带来以下一些问题：一是学生在学习该课程时过分注重英语语言本身，而忽略了对基本原理和理论的深入理解；二是教师由于用英文授课存在着降低课程难度的倾向，结果造成学生对双语课程内容的掌握过于浅显，不利于后续专业课的跟进。要克服这些问题，《国际金融》课程的双语教学必须灵活，双语教学中中英文授课的比重要根据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而定，要根据课程内容的难度而定，如在讲授汇率含义、外汇行情、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相对简单的内容时，英语的比重可以大一些；而在讲授汇率决定理论、国际收支理论、金融危机理论、外汇风险管理等较复杂的理论和实务内容时，中文的比重要加大。
三、《国际金融》课程实践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国际金融》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实践教学是本课程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金融的操作业务、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等实务性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将来的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一般来说，本课程的实践教学可通过“模拟实践”和“社会实践”来实现。
1、多渠道的模拟实践教学
模拟实践教学就是通过对各种真实金融交易环境的模拟，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
目前，许多财经类网站提供免费的模拟交易账户，学生在这些专业网站注册后，就能够运用真实的市场交易环境和行情，以模拟账户体验各种金融交易。如在讲授外汇交易这部分内容时，我们就可以利用像美国嘉盛集团提供的FOREX.com 模拟外汇交易平台、www.forexstar.com.cn嘉瑞基外汇之星网站模拟交易平台、FX Solutions（fxsol）-GTS模拟外汇交易帐户等来进行模拟实践教学。这些外汇模拟交易平台提供的货币种类和市场报价，与真实市场同步，还有24小时外汇新闻、简洁易用的外汇图表、汇市评论、外汇讲座等。
条件较好的学校可通过建立金融实验室来进行模拟实践教学。所谓金融实验室，其实就是通过现代化的科技信息手段，将原本必须在金融市场或别的场所实现的工作，在实验室里模拟再现，用高度仿真的场景，预先历练学生的实战能力。装备较好的金融实验室（如国内较著名的世华财讯金融实验室系统和国泰安金融实验室系统）一般都有“金融教学”和“模拟交易”两大系统。“金融教学系统”是一个资讯平台，它主要提供即时的囊括了证券、外汇、期货、黄金、债券等多个投资领域的财经资讯、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实时行情和历史数据以及权威专家的专业评论和深度分析。“模拟交易系统”是采用与现实环境同步的实时行情数据，进行证券、期货、外汇投资等金融领域的模拟交易。《国际金融》课程中有关外汇交易的教学可以借助“金融教学系统”这个资讯平台了解外汇市场的即时行情、最新的外汇市场新闻资讯和汇市评论等，也可以借助“模拟交易系统”进行外汇模拟交易，以加强学生对外汇知识的理解，熟悉外汇交易流程，学习外汇投资技术分析方法和体会外汇投资的风险。
另外，还可以通过指导学生参加模拟金融交易大赛进行实践教学，如现在国内比较有名的世华财讯全国大学生金融投资模拟交易大赛，该大赛以“智慧理财”为主题，为全国金融高等院校搭建了一个金融基础知识教育与实战交易操作相结合的平台，比赛包括股票、期货、外汇、股指期货四个领域的模拟交易。结合《国际金融》课程，教师可带领和指导学生参加外汇模拟投资交易，在实战中训练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和操盘能力。
2、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教学
除了模拟实践教学外，参加社会实践也是加强学生对相关专业课程内容的理解、训练学生实际应用和具体操作能力的重要手段。
学校相关院系可与证券公司、商业银行、期货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和企业合作建立相对固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实际工作内容和环境，为学生毕业后尽快进入角色奠定基础。从《国际金融》课程来看，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基地，教师可带领学生去证券公司了解外汇交易业务的流程，可带领学生去银行了解贸易融资业务的基本技能，可带领学生去期货交易所了解外汇期货交易的具体操作过程，可深入外贸企业了解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基本技能和操作方法等等。
另外，可以聘请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或从业人员来校进行讲座或操作性指导，使学生了解最新的行业资讯、行业背景以及实际业务操作经验等。
【参考文献】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11
Keywords：BilingualTeaching；InternationalFinance；TeachingMethods
1。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建设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不少高校鼓励老师采用双语教学讲授国际金融。可是，和其它学科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在一些高校学生害怕甚至抵制双语教学，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对于每门课程双语教学存在的共同难点，许多学者已经发表论著阐明自己的观点，不需要笔者在此文中赘述。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内容、课程特点出发，找出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障碍和难题，供同行借鉴。
2。实施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的意义
国际金融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是很多年以来，国际金融学只是国际贸易学的一部分，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出版了几本以国际金融为题的专著，国际金融学才开始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大学的课堂上讲授[1]。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开设国际金融学，虽然历史不长，但不少学者积极撰写国际金融学教材，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开设的国际金融学更成熟，通过引进原版教材，西方的国际金融体系让国内的任课老师耳目一新，学生可以直接学习原汁原味的国际金融理论。同时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课程内容要求师生都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这样才能学到最新的国际金融理论，分析不断出现的国际金融新问题。没有较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只能学习别人翻译的作品，翻译的作品除了存在时间滞后问题外，还可能因作者的表达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文的含义。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亦有助于纠正人们对英语学习目的的熟悉，中国学生从中学开始学习英语，可是到了大学，许多学生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英语这门工具，这是因为学生们一直是为学英语而学英语，或者是为了英语考试而学英语，十年寒窗学英语，结果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真是太可惜。其实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通过把握英文这一交流工具学习西方先进的专业理论和知识，在网络、传媒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英语水平高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学习最新的专业知识，所以开展国际金融双语教学能够提高学生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促使他们重新熟悉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
3。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的特有问题
同其它学科双语教学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不少共同问题和障碍，这些障碍分别来自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方法，不少学者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本文只针对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问题和障碍，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教材的选择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
3。1教学内容方面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国内外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国际金融学具有宏观性、微观性和综合性，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其内容既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的相互依靠关系、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矛盾与协调及其对国民收入、国际收支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种种影响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学主要分析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各种形式，如外汇汇率、外汇市场、国际储备、国际借贷、国际债务、国际金融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3]。同时国际金融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学好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学、货币银行学基础。正是因为国际金融学内容丰富复杂，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治理学院或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住注重微观部分的讲授和国际金融实务，主要从企业财务治理的需要出发，讲授如何在国外筹资和投资，如何进行风险治理等内容。而在经济学院，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授，不少高校开设国际经济学，内容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我国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颇具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包含国际金融实务，理论联系实际，但因为受到课时和教材篇幅的限制，所以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学生深入讲解。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讲授中采用双语教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国外的教材引入中国课堂。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教师在讲授时不知该如何取舍。
3。2双语教材的选择如前文所述，在西方，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到的国际金融学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同的国际金融教材内容存在较大差别，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教材主要来之英美，主要代表作有Obstfeld，M。和K。Rogoff合著：Foundationsof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s，MITPress，2006“；Grossman，G。和K，Rogoff合编：Handbookof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NorthHolland，2005“；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AddisonWesleyLongman公司；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出版；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EphriaimClark著internationalfinance，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中，Obstfeld和M。Grossman，G为第一作者（或编者）出版的教材主要针对国外的研究生[4]，其难度略高于中国金融本科专业的要求。PaulR1Krugman和MauriceObstfeld合著：InternationalEconomics：TheoryandPolicy主要讲解国际金融理论。RichardM1Levich著：InternationalFinancialMarkets：PricesandPolicy，McGraw－Hill注重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分析。DavodK，Eiteman，ArthurI，Shonehill和MichaelH，Moffett合著：MultinationalBusinessFinance，Addison强调国际金融治理。北京大学影印的internationalfinance（由EphriaimClark著）在西方是MBA教材，体系上却与我国的教材比较相似，区别在于该教材更注重对金融衍生品和金融风险治理的写作。国外原版教材语言纯正，体现了西方的逻辑、文化，尤其是其推理过程、思维方式的不同能很直观地显现出来，并且往往体现了新的教学原则和教法。面对这些优秀教材，任课老师感到耳目一新甚至心旷神怡，但是只能选择一本作为教材，如何取舍无疑是一大难题。
3。1教学内容方面关于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国内外的看法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也就是国际金融学具有宏观性、微观性和综合性，研究的问题错综复杂。其内容既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开放经济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在货币与金融方面的相互依靠关系、各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矛盾与协调及其对国民收入、国际收支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的种种影响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学主要分析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各种形式，如外汇汇率、外汇市场、国际储备、国际借贷、国际债务、国际金融一体化等一系列问题[3]。同时国际金融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质的边缘性学科，学好国际金融学，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会计学、经济学、国民经济核算学、货币银行学基础。正是因为国际金融学内容丰富复杂，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治理学院或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开设的国际金融课程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住注重微观部分的讲授和国际金融实务，主要从企业财务治理的需要出发，讲授如何在国外筹资和投资，如何进行风险治理等内容。而在经济学院，则注重国际金融理论的讲授，不少高校开设国际经济学，内容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和国际贸易。我国出版的国际金融教材颇具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既包含国际金融理论，又包含国际金融实务，理论联系实际，但因为受到课时和教材篇幅的限制，所以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学生深入讲解。更重要的是，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讲授中采用双语教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将国外的教材引入中国课堂。同一门课程，中外不同的教学内容，使教师在讲授时不知该如何取舍。
摘要：随着双语教学在高校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双语教学实施到国际金融课程中，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出现的障碍和困境不容忽视。根据学生的专业和英语水平，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合适的教材以及正确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选择是解除障碍、保证和提高双语教学质量的关键。
关键词：双语教学；国际金融；教学方法
AbstractBilingualteachingininternationalfinancehasbeenintroducedbymoreandmoreuniversitiesandcolleges。Variousobstaclestothebilingualteachingininternationalfinanceshouldnotbeignored。Inordertoeliminatetheseobstaclesandimprovetheteachingquality，wehavetochooserightcontents，booksandteachingmethodsandmodesforstudentswhomajoreddifferentsubjects。
Keywords：BilingualTeaching；InternationalFinance；TeachingMethods
1。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建设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不少高校鼓励老师采用双语教学讲授国际金融。可是，和其它学科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在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在一些高校学生害怕甚至抵制双语教学，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对于每门课程双语教学存在的共同难点，许多学者已经发表论著阐明自己的观点，不需要笔者在此文中赘述。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国际金融学的课程内容、课程特点出发，找出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障碍和难题，供同行借鉴。
2。实施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的意义
国际金融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是很多年以来，国际金融学只是国际贸易学的一部分，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出版了几本以国际金融为题的专著，国际金融学才开始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大学的课堂上讲授[1]。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开设国际金融学，虽然历史不长，但不少学者积极撰写国际金融学教材，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开设的国际金融学更成熟，通过引进原版教材，西方的国际金融体系让国内的任课老师耳目一新，学生可以直接学习原汁原味的国际金融理论。同时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和课程内容要求师生都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这样才能学到最新的国际金融理论，分析不断出现的国际金融新问题。没有较强的英语语言能力，只能学习别人翻译的作品，翻译的作品除了存在时间滞后问题外，还可能因作者的表达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文的含义。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亦有助于纠正人们对英语学习目的的熟悉，中国学生从中学开始学习英语，可是到了大学，许多学生却不知道如何运用英语这门工具，这是因为学生们一直是为学英语而学英语，或者是为了英语考试而学英语，十年寒窗学英语，结果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真是太可惜。其实大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通过把握英文这一交流工具学习西方先进的专业理论和知识，在网络、传媒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英语水平高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学习最新的专业知识，所以开展国际金融双语教学能够提高学生英语语言应用能力，促使他们重新熟悉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
3。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的特有问题
同其它学科双语教学一样，国际金融双语教学中存在不少共同问题和障碍，这些障碍分别来自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方法，不少学者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2]。为了避免重复建设，本文只针对国际金融学双语教学有的问题和障碍，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教材的选择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12
一、《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国际金融》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学科，在结构体系和教学要求等方面与其他课程相比有很大不同。对其特性的把握是搞好教学的基础。
（一）理论抽象晦涩，而且更新较快
《国际金融》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许多原理和理论比较抽象、枯燥，而且内容丰富口径宽广，缺乏具体性。比如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汇率理论和利率理论等章节，内容复杂模型众多，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很难理解。同时国际金融相关理论知识的更新速度也较快，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就要求学生不断学习新理论、研究新现象，单纯靠教材靠老师无法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国贸专业实践性又比较强，学生比较喜欢动手能力、操作能力的训练，对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比较排斥，所以教学难度非常大。
（二）数学能力与实践能力要求较高
《国际金融》是金融学的分支，需掌握一定的高等数学知识，尤其是外汇与汇率、金融投资与风险管理等章节计算众多，要运用数学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数学能力普遍不如工科，在学习时面临较多障碍，熟练使用数学工具其实是学好所有经济类课程的前提。此外，《国际金融》对实践能力要求也很高，不但有其特殊性且远高于其他课程（如《进出口实务》、《报关实务》等）。因为他要求的不是简单掌握标准的程序性、重复性工作技巧，而是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学生要能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分析解决现实问题，为将来做应用型金融服务工作打下基础。
（三）知识的综合性和关联性强，与其他课程联系紧密
《国际金融》很多知识在其他课程中已经提及，前后联系非常紧密。比如国际收支调节、汇率形成机制、政策组合搭配等很多内容就是《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学习又要具有一定的会计基础，相关货币需求与供给、利率的管理等知识又离不开《货币银行学》基本原理。经济管理类很多课程其实是互通的，要求温故而知新，全面学习、理解并掌握。要熟练掌握《国际金融》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学生必须通过其他授课老师的先行铺垫工作打下牢固基础，学一门忘一门、存在侥幸心理的学生学不好《国际金融》。
二、《国际金融》教学目标与内容体系的重新定位
《国际金融》教学改革首先是在新形势下对教学目标做出调整。入世以来企业对国际贸易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对人才的要求也从“量”过度到“质”。除了传统的营销、外语能力外，对于那些熟悉金融和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商务谈判等知识的人才也是求贤若渴。《国际金融》作为国贸专业主干课程，既能为将来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管理、认识世界金融经济形势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也能为从事外贸进出口报价核算、经营管理风险的防范及投融资安排提供业务上的指导。因此，《国际金融》教学目标应由以往单纯的传授专业基础知识向综合素质能力培养、创新意识培养转变，由单纯注重课堂教学向模拟实战、社会实践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转变，由单纯注重教师授课向积极开拓学生思维、启发学生自我探索与研究转变。
围绕教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国际金融》教学内容体系也要进行同步调整与更新。随着金融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汇率风险与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资本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所有企业而言，防范汇率风险，规避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积极利用多种融资渠道增强自身实力，是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故授课时要增加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风险管理等知识的比重。在中国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万亿大关，国际经济纠纷不断的背景下，对于储备管理、国际协调及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知识学生也要积极掌握，这与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现实紧密联系。为了凸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推广素质教育，实践教学部分也要加大授课比重。综合而言，以上内容是编写教学大纲时重点强调的几个方面，也是和传统教学内容体系相区别的地方。
三、《国际金融》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比教学目标与内容体系的重新定位更为关键，也是《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核心所在，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教学
首先是多媒体教学，它主要采用图表、视频和文字相结合的方法，效果比传统的文字讲授好很多。目前高校里已广泛应用多媒体教学，但还停留在充当演示工具的层次，未能真正发挥优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综合使用多种多媒体形式，《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全方位利用多媒体技术。比如讲解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等内容时完全可以让学生观看专题教学光盘、金融题材电影等音像资料，增强学生的直观体验。再比如讲解一些逻辑性较强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时，为了避免空洞说教，可在ppt中加入示意图或者简单的动画，笔者采用了这些方法后效果事半功倍。
其次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实施教学。这里面要注意搭配问题，应是课堂教学为主，辅以课外网络教学。我们要建立专门的课程网站，主要内容包括教学大纲与计划、章节重点与作业、自我测验、留言答疑等，有条件还可以加上授课资料和录像，便于学生课外自学。这些是常驻内容，还可以随教学进度定期增加一些热点专题。师生课外互动也很重要，网络聊天已普及，我们可以借此实现师生的课外交流，拉近师生距离。经济类课程共同特征是热点多变化快，网络教学可以使信息零距离传递并及时更新，先进性远超过课堂。教材选用也很重要，高教版杨胜刚、姚小义主编的《国际金融》配有专门的网络课程网站，资料齐全，附带的学习卡可让学生直接通过网站自学。笔者实际使用中效果不错，值得推广。
（二）加强案例教学与双语教学
首先，案例教学是加深知识理解的最好途径。当下很多高校在推广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是其中最简便易行的一种。它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总结，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国际金融》案例丰富,具有来源广泛、题材多样和时效性强等特点。比如在讲解“外汇和汇率”时，可加入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案例,讨论影响汇率波动的各种因素及汇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而讲解“外汇储备”时，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讨论外汇储备的管理及运用。案例的选择是成功关键,要遵循两大具体原则:第一，案例要选择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案例教学主要是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所以要避免无谓的争论。第二，案例要选择非常典型的事件。案例本身应有一定的理论与实际意义，所以要精心筛选那些经典的有价值的案例。
其次，实施双语教学是由《国际金融》自身特性决定的。它研究的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的均衡问题，具有很强的涉外性，双语教学是培养学生涉外经济活动能力的最佳选择。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用英语对专业术语、基本原理进行一定程度规范表达是起码要求。为了在未来工作中与外籍客户顺利沟通和协作，更要不断通过各种英文媒体（尤其是国外网站）获取最新信息和发展动态。双语教学中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一是避免注重形式忽略内容，英语只是一个语言工具，对基本原理和理论的深入掌握才是目的；二是避免纠结内容忽略难度，如大幅降低难度会导致课程内容过于浅显，这不利于知识掌握及后续课程跟进。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度”，中英文教学必须灵活，英文授课的比重要根据学生英语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高低而定，同时也要根据讲课内容的难度灵活变化，否则效果适得其反。
（三）大力提倡推广实践教学
《国际金融》目前严重缺乏实践教学的支撑，很多经管类课程其实都是如此，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是本科院校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对于实践教学我们不能单纯以实验、实习去理解,针对《国际金融》这种理论性实践性都较强的课程，实践教学的途径可以是多方面的,不应拘泥于具体形式。《国际金融》实践教学可从理论实践和操作实践两方面着手：
1、理论实践，包括课堂讨论和课外讲座，目的是丰富学生理论知识提高素养。首先我们可以经常将一些理论难题结合当前社会热点在课堂进行讨论，通过互动实现师生交流与共同提高。学生加深了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教师也可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讨论教学有一定流程，先要做好动员精心选题，如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然后分组讨论，教师同时及时给予引导；最后教师总结，形成讨论报告或者小论文等成果。其次我们可以定期举办一些学术报告会，组织学生积极参与。讲座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家型讲座，主要针对与课程联系比较紧密、影响很大的社会热点问题；二是实务型讲座,通过聘请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国际金融相关业务的一线骨干(如中国银行外汇交易业务员)进行操作性理论指导。通过听讲座以及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可以极大地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操作实践，包括校内实验室模拟实践和校外实习基地社会实践，是实践教学的重点。首先是模拟实践，这需要建立专门的金融实验室，一般包括“金融教学”和“模拟交易”两大系统，既可提供即时证券、外汇、期货等金融市场的相关行情和资讯评论，也可同步进行相关模拟交易活动。如讲解外汇知识时，可安排学生进行外汇模拟交易,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学习外汇投资的技术方法,亲身体会外汇市场的风险。其次是社会实践，校外实习基地可满足需要，这也为学生提前进入社会、从事相关金融工作打下基础。笔者课余时间经常带领学生到银行、证券公司或外贸公司等校外实习合作单位进行参观实习，这种学以致用、言传身教的做法很受学生欢迎，增强了他们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管将来从事外贸工作还是金融服务，都能从中获得很大帮助，很多甚至提前实现了就业。
四、结语
作为《国际金融》授课教师，诚然应在掌握课程特点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学思想积极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具备理论实践能力、竞争适应能力的优秀人才。但换个角度讲，课程学习包括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方面，单纯教师讲学生听只会事倍功半，因此《国际金融》教学改革重点应是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教师的教学思路应是先启发引导，然后设计出若干问题让学生自学，最后做分析和总结，这样才能把“教”和“学”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教师的“教”真正实现学生的“学”，是我们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尤其要强调的一点。
参考文献：
国际金融法论文篇13
一、《国际金融学》课程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确定《国际金融学》课程的内容范围
《国际金融学》是从开放视角研究一国金融市场中的变化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运行的影响。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其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不仅是针对中国等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即使是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西方很多高等院校中，国际金融都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然而，由于经济背景、历史习惯等的差异，中西方对国际金融范畴的理解相差甚远。西方的国际金融理论着眼于探讨跨国经营的公司为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如何在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的国际市场中，做出尽量正确的财务决策。而我国的国际金融课程传统上倾向于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背景下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的问题。 随着中西方经济与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 国际金融学科体系进一步改革和融合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因此，国际金融学科应以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市场为主线， 研究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全球化进程中行为模式的变化。依此思路，国际金融的范畴应当是国际金融市场、跨国公司财务管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综合。
（二）《国际金融学》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1. 《国际金融学》课程目标：解决实际问题。学习《国际金融学》的目的在于应用金融工具和计量方法来解决金融业界提出的有关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风险管理、风险度量、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以及投资优化等各种问题。应用是学习《国际金融学》的主要目的，数学和计量方法是学习《国际金融学》的工具。根据我们的教学实践和对人才市场需求的了解，为了全面提升学生学习国际金融的积极性，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应金融业对金融人才的需要，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和数值计算能力。数学建模就是建造“桥梁”，把金融实际与计量经济学联系起来，把金融问题转化为可以度量和触手可及的数值计量，为人们应用数学和计量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建模是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和起始点。 为了培养学生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在加强学生对现代数学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提高数学基本功的同时， 必须逐步加深学生对现代金融市场基本概念的理解，以提高对金融实际的感知和直观能力。而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恰好是目前我们所教本科生的缺陷，因此应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水平和能力。
2. 围绕学生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构建《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如上所述，数值计算能力是利用计算机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大型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数据的处理和实际问题的数值模拟成为可能。随机算法与确定性算法在金融问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学生是否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已成为实际部门招聘人才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 因此，国际金融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应该围绕学生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来进行。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原理-方法-应用”的《国际金融学》课程体系。希望通过我们的课程体系改革，走出一条国际金融学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道路， 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为培养高层次的国际金融专门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国际金融学》课程体系建设
经过我们的教学探索和实践，形成了河南大学的金融学课程体系。具体由以下三个教学环节构成：
（一）国际金融市场
本教学环节旨在介绍国际金融学中的基本概念、工具和方法，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现代金融意识，使学生掌握外汇和外汇市场的基本理论，为学习后续课程做好铺垫。
1. 离岸金融市场。二战之后，国际金融市场所发生的最突出的变革无疑体现在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上。最早的离岸金融市场――欧洲货币市场的产生源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即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峙，但其飞速发展却应归功于在岸金融市场中所存在的严格管制。例如，当时美国有关利率上限规定的Q条例为欧洲美元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1963年的利息平衡税（美国人购买外国证券所得的高于本国证券利息的差额，必须作为税款缴纳给国家）与1965年的对外信用抑制计划（美联储针对美国银行向外国人发行的贷款所制定的限额） 有力地支持了欧洲美元贷款的需求。虽然目前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依然在迅速扩大，但随着各国国内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监管环境差别会越来越小，这是否意味着离岸金融市场正在逐步丧失其独特的优势，并最终趋于消失呢？或者，除了监管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约束条件影响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竞争？
2. 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体现在新的金融工具、新的交易技术和手段、新的组织机构与市场的创造等方面。其中最为核心的无疑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在股票、债券、基金等数量相当有限的金融工具的基础上，一系列崭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断问世。如，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金融衍生工具有货币期货合约期权、股票指数合约期权、欧洲美元期权、掉期期权、美元及市政指数期货、平均期权、长期债券期货和期权、复合期权等；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工具有长期权益参与证券、债券差价认股权证、固息浮息合成票据、股指增长票据、价差调换、杠杆价差票据、优先股购买单位、灾害保险期权和期货、衍生头寸证券化、消费信贷证券化、航空组合证券化、飞机租赁证券化、重新确定利率上下限的浮息票据、双重货币证券化、与股权业绩挂钩的证券、灾害优先股卖出期权、通货膨胀指数化的长期国债、平行债券等。国际金融市场环节的主要内容及相应的课时安排见表1。
（二）跨国公司管理
据统计， 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80%～90%， 发达国家4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跨国公司的海外收益。因此，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成为《国际金融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篇章。
与国内公司相比，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更为复杂。由于跨国公司面向的是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因此它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它的生产、投资与筹资活动不必拘泥于一国或一地。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跨国公司所面对的成本-收益曲线要比单纯的国内公司更加理想。 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品种更为丰富、 交易速度更为快捷的今天，跨国公司的业务发展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与此同时，和国内市场相比，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国外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藩篱仍然没有消除，商品、劳务与资本跨国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这些障碍体现在具有歧视性的税收、运输政策及其他规章制度上，由此加大了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也是相当普遍的。
正是由于跨国公司业务类型、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与国内公司相比，它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更加复杂，同时汇率风险和政治风险也依然存在， 因此与国内公司相比，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虽然也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无疑要求更为复杂和高超的技术。本教学环节的主要内容和课时安排见表2。
（三）内外均衡
内部均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与外部均衡（国际收支的平衡） 的同时实现无疑是一国宏观经济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因此也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教学环节包括对几种不同的国际收支理论的探讨、内外均衡即期政策的阐释、汇率制度的选择、在资本流动过程中金融危机的防范和管理等内容。
对内外均衡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在18世纪提出了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 该理论曾对当时金本位制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途径做出了深入的分析。现代内外均衡理论的奠基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凭借其提出的“丁伯根法则”于1969年成为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法则”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要达到N个经济目标，至少需要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但这一法则对内外均衡之间的矛盾与协调方法并没有做出深入的探讨。之后内部均衡理论研究的大师米德（James Edward Meade）和蒙代尔（Robert Mundell）提出的政策搭配理论均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一石不能二鸟”的原则，也相继获得了这一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这足以说明内外均衡问题在国际金融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在“丁伯根法则”的基础上，结合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特别是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建立了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相互关系的2×2模型，将国际收支平衡的概念从只包括贸易项目扩大到囊括资本的国际收支的总平衡。米德的模型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内外均衡理论的框架。1976年多恩布什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内，对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与前人不同的是，多恩布什强调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在调整速度上的不对称性，当货币市场失衡引起汇率变动时，商品市场由于价格刚性调整速度慢，金融市场由于价格弹性大调整速度快。调整速度上的差异引起了汇率超调现象，而汇率超调又会引起汇率的易变性。
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MFD（Mundell-Flemming-Dornbusch） 简单的分析结构与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现实就显得愈发不相称了。1995年， 奥博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和罗戈夫（Kenneth Rogoff）的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发表，开辟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的时代， 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和发展方向。这标志着以微观经济基础、名义价格刚性、合理预期和不完全竞争为约束条件的崭新的分析框架将成为今后学术研究的工作母机模型（workhorse model）。目前，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渗透到了多个领域，例如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汇率决定、汇率机制选择、金融危机预警等等。然而，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是一门带有很大艺术成分的科学，要深刻洞察其中的玄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环节的主要内容和课时安排见表3。
三、结语
国际金融学科是一个应用型很强的学科，它不仅需要学生具备高等数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还需要有扎实的金融学基础知识，如何把这两者有效地结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是该课程体系建设中需要长期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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