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歌篇1
美国现代诗歌始自埃兹拉·庞德，但这位以勇于创新而闻名遐迩的现代诗人却与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古代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1912年他在伦敦率先提出了意象主义这个诗歌概念，兴起了意象主义运动。1914年他又编辑了《意象派诗集》，扩大了意象主义的影响。此后，他的创作一直走着一条崭新的道路——为现代英语诗歌开辟的一条崭新的道路。庞德曾把“意象”定义为“一刹那间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据他自述他这种创作方法正式受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中国古典文学始终对他的创作起着重大的影响。
庞德最早接触到中国文学是在本世纪初，当时瞿理斯（Herbert Giles）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就引起了他很大兴趣，他对书中所录的刘彻的《落叶哀蝉曲》大为赞赏，不久就出现在他的诗集中。对此，可以加以比较：
刘彻：罗袂兮无声，玉樨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肩。/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绸裙的，瑟再不复闻，灰尘飘落在宫苑里，听不到脚步声，乱叶飞旋着，静静地堆积，她，我心中的欢乐，睡在下面。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The rusting of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 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em，/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old.
庞德改作的前两句是对原文的忠实翻译。而从第三句开始，他则发挥原诗第四句中的落叶这个意象，使其余各句都围绕这个意象，并以此作为诗的结尾，这是他对这首诗的理解。庞德的译作是无韵自由体，这一点很接近中国古乐府诗。用庞德的话说是为了“全力避免抽象性”，让读者由此去体味诗人的情感，而不是直接把诗人的内心感觉书写出来。让读者以联想的方式直接参与诗歌的创作，这种手法与中国传统诗论在本质上是暗合的。中国古典诗歌历来反对直抒胸臆，讲究含蓄、韵味，此时庞德已从中悟出了这一点，并适用于实际创作中。
如果我们把刘彻最后一句和《地铁站台》中“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加以对照，则不难看出其中意象的相似之处。庞德的自述中并未提及《落叶哀蝉曲》对他创作《地铁站台》的影响，但是在他冥思终日之后而茅塞顿开，能够抓住协和广场地铁站台那一刹那间意象的，似乎就是汉武帝诗中潮湿的落叶这个形象。当然庞德并未照搬这一形象，而是赋之以新意，以象征娇美脸庞的花瓣来取代原作中象征亡人的落叶。
在诗歌理论上，庞德创立的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论有着惊人的相似。虽然我们不能因此肯定庞德受到过中国诗论的影响，但他受中国诗歌，尤其是李白诗歌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而李白诗歌大体代表了中国古典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诗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直觉，即“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悟出中国诗歌精髓之所在。事实上，1915年庞德创作的《神州集》（Cathay）一直被西方文学界看成是庞德的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仅仅是翻译。诗人在翻译过程中有自己的创造。这一点在他翻译李白的《古风第八》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白《古风第八》：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 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
庞德的译文回翻成汉语是：春又归桥头，桃李开千树。/朝开红胜火，暮落逐水流。/朱彦随水逝，一逝再难留。/今人非昔人，下场亦堪忧。/有香风，有怨笛清歌，/有七十对男女共舞，/有庭院内疯狂的角逐。/整日整夜都付于享乐，/他们以为这享乐能持续一千个秋天，/一群黄狗狂吠着，/对他们发出警告。/对他们来说绿珠姑娘只引起仇恨，/他们中有一人独携情妇离去，/他驾起轻舟，/身旁的姑娘长发披肩。
显然，庞德在这首诗中创造的因素很多。因为这首诗典故很多，不能直译，否则会引起读者的厌倦。因此，庞德按自己的理解重新组织了全诗。这就是庞德《神州集》获得成功的原因。《神州集》出版以后，带动了当时英美文学界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了广大的西方读者。
庞德创造了一个文学形式“意象迭加”，将各种特殊意象并置。就像休姆提到，两个视觉意象形成一个可称之为视觉和弦的东西，联合起来暗示一个不同于两者的新意象。中国诗中这种和弦方式十分普遍。庞德从1917年开始发表长诗《诗章》（Cantos），其创作就是深受中国古代和弦诗文的影响。诗人先后用了几十年时间写成109首完整的诗章和8首片断，其中涉及中国和弦意象的内容比比皆是。第53至第61首被称为“中国诗章”，把中国古代史原原本本讲述了一番。《诗章》的许多篇章还体现了中国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传统思想。这些诗除了具有意象派诗歌的特点外，其内容，尤其是清雅淡远的意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诗章第49就是庞德以一本题为“潇湘八景”的中国画册为素材写成的：
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 Fire from frozen cloud， heavy rain in the twilight/ Under the cabin roof was one lantern/ The reads are heavy， bent，/ and the bamboos speak as if weeping，/……（雨、枯河、旅人。乌云、闪电、滂沱大雨。孤灯悬舟，兼葭苍苍，似在泣诉。……）
庞德的这首诗是我们想起了元代著名词人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可以看出，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庞德的这首诗里，鱼、江、人、天、灯等意象构成了一幅惨淡而凝重的画面。这种意境与中国古典诗歌如此相似的“汉风诗”是意象派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庞德及其他意象派诗人对现代英语诗歌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和发展。
另外，庞德则对中国古时作了字面上的翻译，即未改变原诗的词序，也未改变其语法结构。
例如饶时的《击壤歌》，原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庞德的译文是：“日出，工作；日落，休息；掘井而饮水；耕田，吃粮；帝王的力量，对我们它又算得什么？”
由于庞德不懂中文，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通常要借助于日本汉学家的诠释，于是他对中国诗歌就难免产生误解，对中国诗歌的翻译有时不能重视原作。例如他的《河商妻子的来信》，取材于李白的《长干行》。庞德是根据美国汉学家厄内斯特·凡诺罗萨的笔记译成此诗的。而凡诺罗萨本人也是通过几位日本学者的解释来了解这个作品的。受凡诺罗萨这一知识来源的局限，庞德把诗中的名字一律按日本人对汉字的读法用拉丁字母拼出。这不仅包括Chokan（长干里）， Ku-to-en（滟预堆）和Kang（瞿塘）等，连李白的名字也按日本人的叫法，拼成Rihaku。其次，庞德把“郎骑竹马来”译成“你踩着竹制的高跷走过来，装作骑马的样子”。其三，“常存抱柱信”这个典故则漏译。据传说古代有个名叫尾生的人，和一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女子尚未到来，河水却突然暴涨，尾生坚守信约，终不肯离开此桥，抱着桥柱，被水淹死。
尽管庞德的诗作中不乏其对中国古诗误解和误译的实例。但从他1915年出版英译中国古诗《神州集》到他晚年完成《诗经》和《大学》等儒家经典的翻译，庞德的不懈努力不仅美国诗坛对中国诗歌的浓厚兴趣，而且把中国文化推广到了西方。
从庞德的《诗章》看，对它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中庸”和“正名”这两个儒家的基本思想。庞德把中庸之道称为：“我们精神的规范”，表明了他对当时西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沦丧的强烈不满，希望以中庸之道来唤醒人们的理智与忍让，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在《诗章》中，庞德多次赞颂了尧舜禹的功德，不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写出这样的诗句是不可想象的。1950年出版的《古典大全：孔子诠释》（Classis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即《诗经》是庞德研究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这本书收录了全部305首诗歌。对这本书的评价Jeanne Knoerle说：“事实上，就我们所知，庞德的《诗经》译文已成为纯粹的抒情诗，没有语言性的分析，诗集的译文也好坏参半。”这是对庞德的中国风味诗歌的中肯的评价。
美国现代诗歌始于庞德。他是个天才的诗人，他的天才因中华文化的照耀而格外璀璨夺目。虽然他晚年也批评了由他本人创立的“意象派”，但他始终尊敬和崇拜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贯穿了他的一生，并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开风气之先的庞德及其意象派并没有在曲终人散之后即成了明日黄花，它的价值却始终存在。
虽然有人对庞德的半是翻译，办事创作的拆字翻译法不甚苟同；虽然中英文在语法和词性上有很大不同，语法词性严格，富含逻辑推理的英文很难打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神韵，但意象派诗人很努力的呈现意象，融情于景，无论是在诗歌创作还是在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反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像一缕清新的春风为20世纪的英美诗坛带来了一片生机。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诗歌篇2
1、《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是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编写的一本选修课教科书。它是与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相配套的。是人教版的选修科目，立足于中国古代的诗歌和散文。
2、为了突出文言文学习中鉴赏的重要性，让学生感到古代文学的独特魅力，这本教材打破了一般以文学史顺序或作家文选式的单元编排方式。诗文分列，按不同的鉴赏角度、鉴赏方法设置单元。诗文各分三个单元，繁简适度，切合高中生的欣赏需要，尽可能地从几个基本方面充分体现两种文体的各自特点。
3、尤其是散文的单元设计，由于可借鉴的资料不多，自出主张，从散文的形象性、抒情性与逻辑性、灵活性与趣味性三个方面勾勒散文的整体风格，很有创意。从选目看，各单元所选作品，均不在一个平面上简单罗列，而是根据教学需要和鉴赏需要作多层次安排。
（来源：文章屋网 ）
中国古代诗歌篇3
随着人类自身力量的不断强大，对一些问题的不断质疑，对一些自然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逐步认识到一些自然现象原来是自然事物运动的结果，是有其规律的，可以把握，甚至可以运用，于是人类不再害怕，逐步从一些自然现象中获得启发，领悟人生、社会的一些道理。
一
中国古代诗歌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除传递人文情怀、描绘历史景观、刻画社会风俗，还有不少自然科学元素。中国古代诗歌不但含有众多的自然科学元素，还包含了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气象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甚至建筑学等。
（一）中国古代诗歌涉及气象物候的内容特别丰富。
《诗经》的《豳风·七月》被认为是一首物候诗。其中一些诗句反映了各个月份的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比如：二月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三月份，“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四月份，“四月秀葽”；五月份，“五月鸣蜩”，“五月斯螽动股”；六月份，“六月莎鸡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份，“七月流火”，“七月鸣鹦”，“七月亨葵及菽”；八月份，“八月萑苇”，“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其获”，“八月剥枣”，“八月断壶”；九月份，“九月授衣”，“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场圃”，“九月肃霜”；十月份，“十月陨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获稻”，“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十月涤场”，等等。
在唐宋诗词中，既有大量关于四时物候及天象的客观揭示，更有对雨雪风霜现象绘声绘色的生动描述。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首艺术性极高的诗同时又是一首典型的揭示物候现象的杰作。诗中第一二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点出了在四月(阴历)的平原地区已是春季即将结束的“芳菲尽”时期，然而，在海拔约1400米高的庐山大林寺，却是“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另一番初春盛景。而诗中第三四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则含蓄地表明了，春天并未结束，在海拔很高的庐山上，则刚刚开始。这正是现代气候科学中早已揭示的气候随海拔高度而变化的自然气候规律的生动写照。现代气候学研究表明,气候受海拔高度的影响十分明显，其中最敏感的气候要素就是温度。由于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因而其相应的物候也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延迟。在气候科学上这一规律往往又与气候（指平地上）随纬带升高而趋向寒冷的分布规律相一致。通常人们将气温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的速率称之为“气温的垂直梯度”，它不仅因山脉海拔高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还因不同季节而有所不同。
坡《有美堂暴雨》云：“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此诗概括而生动地描写了暴雨来临之际诗人正在浙江海边的一所房舍“有美堂”中所见到的一幕幕“浙东飞雨”过江的天气过程，真实写出暴雨来临前的一片天昏地暗的自然景象，十分传神生动。
（二）地理学的知识也出现在许多诗歌作品中。
例如，《诗经》叙述的“谷风”有两种，一是东风，是一种大中尺度的大气环流，春夏之期，和润的东风带来雨水，有利于谷物生长，《邶风·谷风》描述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就是这种风。另一种是中小尺度的大气环流，即山谷风，白天由山脚向山顶刮上山风，夜晚由山顶向山脚刮下山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造成强烈的区域性雷暴雨，《小雅·谷风》中描述的“习习谷风，维山崔嵬”就是这种风。
沈括在《梦溪笔谈·雁荡山》中说：“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认为这首诗准确地揭示了雁荡山的地理、天气特点。
（三）植物学知识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大量出现，尤以《诗经》和《楚辞》为甚。
《诗经》里的植物学知识不胜枚举，现仅略举一二言之：《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这里的“茆”是莼菜，莼菜为睡莲科水生宿生草本植物，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蔬菜中的珍品，嫩茎叶可食用，还是抗癌症的佳品。
《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一位青年樵夫，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把高大的灌木做了柴草，把绿绿的蒌蒿割倒了聚拢起来，把马儿用蒌蒿喂得饱饱的，以便能够有机会去接时刻记挂的人。作为菊科的蒌蒿，历来就是人们桌上的凉拌菜，苏轼诗里云：“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肉里有毒，而蒌蒿则是除芦芽之外解河豚之毒的佳品。
涉及植物学知识堪与《诗经》媲美的是《楚辞》。《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与植物学的关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台湾的潘富俊、吕胜由先生，“希望能在古典文学与植物科学间凿开一条双方沟通的管道”。他们将《楚辞》中的草木全部拍成照片，并配以专业性的植物学解说，编成《楚辞植物图鉴》一书（该书2002年由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出版）。据他们研究，《楚辞》中写到大量的植物，按作品统计，《离骚》写了28种，《招魂》写了14种，《九歌》写了40种，《九章》写了17种，《天问》写了9种。
与植物有关，自然也就会与中药有关，据研究，现存的屈原诗中，与中药相关的19首，其中植物类药物多达50多种。对于《离骚》所述的中草药，早在宋代就有学者作了专门研究，堪为代表的是宋人吴仁杰所撰的《离骚草木疏》，共分四卷，载有草木55种。
限于篇幅，中国古代诗歌中所反映的其他诸如天文学、建筑学等科学领域的现象不再举例。
二
（一）自然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描述，正确的描述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大胆质疑，而质疑是科学的起点，不质疑，不去探索，科学就不能发展。
屈原是《诗经》以后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他在《楚辞·天问》中提出四个问题。一问宇宙的起源；二问天体的形成；三问日月的运行；四问物质的结构。这些问题，经屈原一问，实际上都成了自然科学问题。
诗仙李白在《日出入行》中就对神的存在产生了质疑:“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他否定六龙的存在，认为太阳的运行，不是六条龙拉着在跑，那么作为龙的驾驭者羲和(太阳神)也就不存在了，“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在他看来，太阳“似”从地底下升起来。一个“似”字，用得十分精当。太阳“似”乎从地底来，而不是真正从地底下升起来。由此可见李白在这里已经脱离了天圆地方说，认识到宇宙间日、月、星辰一直在运动着，“其始与终古不息”。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中国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古代诗人是一个热爱观察、热爱思考、勇于质疑的群体。
因为毕竟是诗人，他们的观照最终还是落脚在艺术、人生和社会上，所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古代诗人总喜欢从他们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上联想到艺术、人生和社会，悟出一些艺术和人生的道理，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理趣诗”，尤以宋代诗歌为甚。
如家喻户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暂时将繁盛的草烧光了，但是来年春风一吹，它们又绽出了绿色的小芽，并长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草地。诗人发现了真理，并形象地写出了这个真理，是对小草顽强生命力的礼赞，是一首生命的颂歌，蕴涵有深刻的哲理。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是池塘清澈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自然规律，但是诗人这里却用“源头活水”来比喻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它还给予我们更为深远的启示：源头活则池水深，根本固则枝叶荣，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根本源头上解决问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这里，诗情和哲理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像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坡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无不在揭示自然科学原理的同时，参透人生和社会的某些哲理，而且浑然一体，了无穿凿的痕迹。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实，她何尝又不是一个科学的国度，我们在生活当中从来就没有忽视科学的元素，然而事实是，中国近代以来在科学上确实落后于西方，其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2］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3］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中国古代诗歌篇4
一、雁与相思情爱
要探寻雁在古典诗歌中的象征内涵，我们必然不能绕过《诗经》这座大山。《诗经》中提到雁意象的《郑风*女曰鸡鸣》以男女对话的形式描述了一对夫妇的两情相悦情景。雁作为一种感情忠贞的情鸟，自古以来便作为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象征，这也体现了亘古以来人们对美好爱情的不懈追求。金人元好问的《摸鱼儿》也借雁意象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并作为千古绝唱流传至今：
太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邱。同行者多赋诗，予亦有《雁邱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雁，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元好问《摸鱼儿》
作者以一个“情”字为中心，通过作者的联想与想象，塑造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的雁的形象，谱写了一曲悲情的恋歌。“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漫漫人生路，情爱究竟为何物？这首词在用雁意象表达坚贞爱情时个性化十分明显。在古代诗词中， 表达爱情坚贞的作品， 不可胜数。那些成功的诗篇， 总是善于把普遍性的内容个性化， 从而达到增强艺术的感染力的目的。在这几首词中词人成功地利用雁意象， 把爱情这一普遍的人生体验个性化， 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意象世界， 给人不同的艺术享受和审美韵味。一方面这首词的字里行间都浸染着对爱情坚贞情愫的雁意象； 另一方面雁意象， 在词中的位置都十分突出。因此， 我们在欣赏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大雁意象的时候，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它的文学美， 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艺术机制中的主体和个性美。
二、雁意象与感时伤怀。
雁作为候鸟，秋去春来，长途迁徙，在漫漫路途中常常会蒙受自然界中的鹰，狐及猎人的威胁。而处于政坛的文人由此而联想到自身的处境，常以处于危难之中的雁自比，抒发了仕途的险恶，官场的黑暗。魏晋时期的何晏在《言志诗》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虽然鸿鹄能在天空自由的飞翔，而内心担忧身陷“网罗”的忧虑，正如自己位踞高官，但无法摆脱政治危机感。宋代的苏轼在饱经风雨之后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中写道：“野雁见人时，未走意先改。……弋人怅何慕，一举渺江海。”而清代的顾炎武也曾感叹：“孤迹似鸿冥，心尚防弋”（《寄次耕时被在燕中》），都引用了这一典故，借用古人之意，以鸿雁自喻，言尚隐晦。感时伤怀是中国文人的常见心态，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着相当的地位。在涉及雁的作品中这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大意象，诸如此类的诗很多。这类写雁的作品以表现离别挚情，深婉动人。李白《送张舍人之江东》：“张翰江东去，正值秋风时。天清一雁达，海阔孤帆迟。”以雁喻友，写出一片依依惜别之意。在古代文学中，涉及雁的作品表现得尤为突出。萨多刺《送景南亨上人归江西》：“登高伤远别，鸿雁几行飞”。以雁分行寓分手之感，不言愁而离愁自见。王实甫在《[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以景衬情，情景交融，从雁落笔，由雁及人，衬托离人的惆怅的心情。
三、雁意象与离愁别绪
雁被当作一个典型意象进入了创作者的诗作情感之中，而这种意象它不同于一般的意象，自有其特殊性。雁在意象殊之处体现为它的主悲情蕴，给人留下的情感是悲伤愁怨。而这种意象为征人所见，游子所闻，更能表达离人的那种缭绕不尽的万里愁思，意境高远，感情凄惨。他们虽心恋本土却必须人在旅途，或暂离家园求仕求学，或辞亲去友求官赴任，或离妻别子从军服役，或躲避战祸背井离乡等等。作为逆旅人生的匆匆过客，别离已无可逃避地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而雁意象本身具有悲伤愁怨的情蕴，这与离人的分别时的心境不谋而合。
雁成为文人们常用的意象，出现在诗作当中，特别是送别诗。高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写塞中飞雁，雁的生态特征与人的生存状态相关联，揭示人的种种生活境遇，以抒泄胸中之不平，给人以深刻的人生和美学启示。雁属于野生禽类，它们栖息于人迹罕至的湖边水际，而总是尽力避开喧嚣的人类聚居处。因而，古代的隐逸文人常常以雁入诗，表明自己孤寂心境和孤傲性格，表达对黑暗、污浊现实的愤懑之情，流露出对恬然淡处的人生理想境界的向往。在魏晋时期，是我国隐逸文学兴盛时期，许多的文人在涉及雁的作品中表露出自己的心迹。阮籍在《咏怀诗》中曰：“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诗人运用“孤鸿”、“鸣雁”等意象，传达出人的主观生命感受，表达生命的不安全感，抒发自己孤寂的郁闷之情。
在许多古典作品中，以雁出现的节侯来表示时间的进展和流逝，借以抒发相应的生活感受或生命焦虑，借以表达人生的观念。古人有感于分别，创作了大量的有关分别题材的涉及雁的作品。汇聚了中国文人的人生百感及生命悲叹。（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植锷.诗歌意象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程千帆等. 唐诗鉴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4]唐圭璋.全金元词[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黄瑛.中国古代文学中雁意象的文化内蕴[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中国古代诗歌篇5
一、中国古代送别诗歌的前奏
中国古代送别诗歌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共有送别诗歌十二首，包括：《邶风・燕燕》、《邶风・击鼓》、《邶风・泉水》、《邶风・二子乘舟》、《卫风・竹竿》、《秦风・渭阳》、《豳风・九》、《小雅・白驹》、《大雅・崧高》、《大雅・民》、《大雅・韩奕》、《周颂・有客》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邶风・燕燕》、《秦风・渭阳》，《邶风・燕燕》、《秦风・渭阳》也被后人称作“万古送别之祖”。虽然《诗经》送别诗歌并没有专门论述送别之情，但它为后世送别诗歌的创作提供了范本。
两汉时期送别诗歌并不是很多，以“送别”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却逐渐鲜明起来，这个时期出现了《悲与亲友别》、《行行重行行》等优秀作品，这些诗歌奠定了送别诗“以悲为主”的情感基调，也使送别诗歌创作更富有艺术感染力，为后期送别诗歌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有了“自觉性”，抒写个人情感的诗作逐渐增多，加上当时政局混乱，人们或因游历，或因战乱，或因升迁，或因贬谪，或因其它各种原因，“离别”成了一件十分平常的事。送别之时难免心潮涌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留下了许多优秀的送别诗作，如梁代范云《送别诗》，魏代郭遐周《赠嵇康诗三首》，梁代吴均《同柳吴兴何山集送刘馀杭诗》等，唐代王勃便是受此影响，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名句，这一时期的送别诗歌也不再“以悲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送别诗歌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情感基调也不再拘束于“悲”，而是开阔了更为广远的诗歌意境，送别诗的主题、意象、情感基调等在这一时期逐渐定型，这对于唐代送别诗歌的发展成熟起到了很好的铺垫；这一时期的送别诗虽然不比唐代送别诗歌的繁盛，但也为中国古代送别诗歌增添了灿烂的一笔。
二、中国古代送别诗歌的高潮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无一不可入诗。唐代风气开放，人们对于离别之事更是直抒胸臆，以此来表达离别之情，更有被贬、落榜的知识分子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不满，使送别诗歌的情感羽翼更加丰满。唐人送别诗歌不再像前期送别诗歌，主要局限于亲友送别诗歌，而是将内容扩展到边塞赠别、官场赠别、市井赠别、隐逸赠别、君臣赠别、亲人赠别、情人赠别等，如王勃、王维、王昌龄、李白、高适、岑参、柳宗元、杜牧、李商隐等大家，他们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送别诗，使唐代送别诗达到了我国古代送别诗的最高峰。
唐代送别诗歌有许多令人回味无穷、感同身受的作品，如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这首送别诗以“醉别”开始，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放不羁和乐观开朗的感情，给人以鼓舞和希望而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诗中的山水形象，隽美秀丽，明媚动人，自然美与人情美――真挚的友情，互相衬托；纯洁无邪、胸怀坦荡的友谊和清澄的泗水秋波、明净的徂徕山色交相辉映，景中寓情，情随景现，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寥寥数语便写出了李白与杜甫之间无比深厚而朴实的友情。
再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陆龟蒙《别离》等，虽没有传统离别诗歌依依不舍的离愁别怨，但写得慷慨激昂，议论滔滔，形象丰满，别具一格。
宋之问、孟浩然在送别诗歌中写出了被贬之人、落第举子的悲愤与伤感。
宋之问《送杜审言》是送别迁人的代表诗作：
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
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
这首诗是送别好友遭到贬谪的作品，诗人因为生病，不能送别遭到贬谪的友人，既感到惆怅与遗憾，又为好友的不幸遭遇感到叹息，诗作写得情真意切、朴实自然，显现出作者沉重的心情。
孟浩然《留别王维》：
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这首诗道出了一个落第举子的心酸，诗人因为落第而思归，因为思归而惜别，饱受挫折的诗人，也只有在与自己的好友惜别时，才能一吐自己心中的怨怼与愤懑。
唐代送别诗歌之所以能够优于前期送别诗歌，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创作手法丰富多样，诗人们能够将自己内心的情感通过高超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得他们的送别诗歌不仅情感真挚，而且具有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意象手法的运用更加娴熟，“柳、酒、月、水”正式成为了我国古代送别诗歌的四大意象，唐代诗人们除了运用“柳、酒、水、月”来表达离愁别绪，寄托情思，还运用“草、雁、雨、舟”等一系列的意象，传达着诗人们难以割舍的离别之情和漫长的相思之意。
唐代送别诗歌经过诗人们的精心营造，不仅承载了诗人们的情感，融入了人们的主观情意，而且使离别之情拓展到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从而开拓出唐代送别诗歌更为新颖奇特的新境界，将唐代送别诗歌推向了中国古代送别诗歌的最高峰。
三、中国古代送别诗歌的落没
送别诗所抒发的情感往往与送别时的境遇相关，宋代受其时代风气的影响，送别诗歌中虽然也有很多不错的作品，但缺少了唐代送别诗歌的恢弘气质，尤其是在宋朝南渡之后，国运衰微，宋代的送别诗歌沾染了末世的忧伤，再加上宋人喜欢在诗歌中添加对人生哲理的思考，缺少了离别时纯正真实的情感，脍炙人口的佳作并不多，但也有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苏轼《送子由使契丹》：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
不辞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
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陵春。
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这首诗歌是苏轼写给即将出使辽国的弟弟的，全诗没有一丝悲伤的意味在里面，却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兄弟之间的真情实感，虽然首联写到不会因为远别而悲伤，但是在中间两联写到弟弟出使辽国之后深深怀念故国与亲人的场景，感情真挚，语言质朴。
由于宋代的历史背景，宋代送别诗歌缺少了原先离愁别绪的美感，诗人们更多地在离别诗歌中抒发自己的爱国思想，或者是人生感悟，反而忽略了个人情感的抒发。比如陆游《送范舍人归朝》：
平生嗜酒不为味，聊欲醉中遗万事。
酒醒客散独凄然，枕上屡挥忧国泪。
君如高光那可负，东都儿童作胡语。
常时念此气生瘿，况送公归觐明主。
皇天震怒贼得长，三年胡星失光芒。
旄头下扫在旦暮，嗟此大议知谁当？
公归上前勉书策，先取关中次河北。
尧舜尚不有百蛮，此贼何能穴中国。
黄扉甘泉多故人，定知不作白头新。
因公并寄千万意，早为神州清虏尘。
陆游这首诗是一首送别诗歌，但是全诗没有离别友人的伤感，而主要是表达了诗人对于沦陷的大好河山以及祖国支离破碎的无限忧虑与极大愤慨，字里行间丝毫不见个人的感伤情绪，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宋代送别诗歌不再像以前送别诗歌那样，以抒发离别愁绪为主，而是在送别中寄寓了自己的胸怀抱负，抒发对外敌入侵的仇恨，对朝廷苟安的愤怒，对恢复中原的渴望，他们已将国家兴亡凌驾于个人情感之上，虽然创作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别样送别诗歌，但缺少了送别诗歌应有的情怀。
到了明清时代，由于统治者的压迫与束缚，使得文人失去了创作的活力，缺少了文学创作的个性与创新，因而能够传播于口的名篇并不多见。
中国古代送别诗歌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送别诗更为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时代变迁、民族心理等方面的特定内蕴，记录着中国士人生命历程的诸般变动和寻求，烙印了文化价值观念与民族情感的基本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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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篇6
一、规范的格律化
我国古代的诗歌，是没有平仄、对仗、声韵等严格的格律的。到了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逐渐向格律化方向发展。到了唐朝，诗的格律才完全成熟而定型。因为这种受平仄、对仗、声韵等严格约束的诗体是新近形成的，所以唐朝人称之为“近体诗”，而把没有平仄、对仗、声韵等严格的格律的诗体，称之为“古体诗”。“近体诗”称之为“格律诗”，经宋、元、明、清沿用至今。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即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作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除了古体诗（唐代以前的古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外，大多数的古典诗歌其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唐代律诗格律极严，篇有定句，句有定字，韵有定位（押韵位置固定），字有定声（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联有定对（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如唐初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每句字数必须相同，可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宋代词的特点是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韵有定位。而且词的押韵依词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玉楼春》按词牌的规定应押仄声韵。元曲的特点是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于五绝。
二、情感的意象化
诗歌是侧重表现诗人思想感情的一种文学样式，诗歌的情感表达一般都要借助意象。因为诗歌中感情的具体外化是通过意象的选用来完成的，所以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优美巧妙的意象是一首成功的诗篇佳作所必须的要素。
古典诗歌意象具体，意境深广。其中的形象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意旨，暗示着深刻的哲理，倾注着诗人的审美倾向，包孕着诗人的情感。古典诗歌中的形象常常是客观之“象”与主观之“意”共同构成的极富美感的意象。诗歌中的“象”是通过语言体现诗人意志的实体，“象”随意变而变。它倾注了诗人的情感或意志，如果倾注的是情感，就是“移情”，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把自己的溅泪、惊心移植到花鸟上了，这样的花鸟就是有情（意）之象。
古典诗歌中的形象又常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心理特点等方面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历史的积淀中被赋予某些约定俗成的言外之意和情感色彩。例如，在古典诗歌中，用月亮烘托情思是常用的笔法，一般说来，古诗中的月亮是思乡的代名词。再如，“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是借梅花来比喻自己备受摧残的不幸遭遇和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是以冰清玉洁的梅花反映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品质。可见，“意象是感情表象”，诗歌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意象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组接。在我国古典诗歌里，有许多意象由于具有相对稳定的感彩，诗人们往往用他们表现相似或相通的情感，了解民族传统审美心理，表达思想感情。
中国古代诗歌篇7
就思想上讲,从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一度盛行的黄老学说沉寂下去,代之而起的是儒家学说。这种学说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主导思想。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鼓励读书人积极出仕,为朝廷建功立业,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许多读书人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渴望投身报国,建功立业。除走科举这条应试之路外,从军征战以建立功业,报效国家,也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
2.该类诗歌的主题
在国运昌盛之时,如唐代,诗人们处在和平的环境里,迫切希望建立功业,以实现自身价值,则他们往往把这种思想诉诸诗歌;在国势孱弱、屡受外族侵扰的时期,如宋代,诗人们的生活受政局和战局的影响,他们的思想中,考虑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为国出力,如何从军报国以及抵御外侮、收复失地。这种思想时时盘踞在他们的头脑中,当他们提笔写诗的时候,不能不流露出来。以上这两种思想主题,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读起来都很感人,很激励人。
二、表现反对战争为主题的诗歌
1.通过描写士兵的思乡情绪,表现诗人反对战争的思想主题
在古代,战争往往持续的时间较长久,许多士兵年轻时就随军征战,头发白了也不得退伍归家,多年的征战,使他们思念家乡的亲人,希望早日罢战解甲。同时,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正是表现了他们对无休止战争的厌烦。
2.刻画战争所造成的悲惨后果,来反映作者反对战争的思想主题
中国古代诗歌篇8
例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在晋安帝义熙元年，门阀世族把持特权，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作者主动辞去了彭泽县令，决意退隐田园，从此不再出仕。次年写了《归园田居》组诗五首，描写自己离开官场时的愉快心情，赞美躬耕生活和田园风光。《归园田居》组诗中的第一首，作者悔恨自己“误落尘网”，成了“羁鸟”“池鱼”。“恋旧林”“思故渊”则形象地表达了诗人渴望自由、渴求摆脱束缚、向往回归自然的急迫心境。所以作者黯然辞官归隐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然质性，是对污浊官场生活的彻底否定和唾弃。
又如，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在“安史之乱”的特殊背景下写出来的，组诗鲜明而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战乱中的苦难形象和战斗精神，做到了论世，感受到了安史之乱带给人民难以言喻的深重苦难以及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二、诗言志与诗缘情
诗乐一体的诗教是古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乐是人的性情与心志的外发，因此在传世的先秦两汉儒家诗说文献中，也特重“诗”与“志”以及与此相关的“乐”与“情”的关系。
汉代诗歌理论文献《毛诗序》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因此，人的心性活动发而为情志，其思想、声音、文字以及相关的礼乐场景构成了诗。诗是人的心性的艺术流露。不过，志更加趋于理性、道德，情则趋于感性、灵性，所以，言志与抒情成了中国诗歌内在的分流。言志说与缘情说并列，成为中国诗歌表现人的心性的两大取向。
大体说来，诗的传统，偏重言志；词的传统，偏重缘情。就诗的体制而言，四言诗的传统偏重言志，五、七言诗的传统偏重缘情。当然，还要取决于作家的个人诗歌创作主张或倾向。比如杜甫的《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言志的；李商隐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是缘情的。词别是一家，以缘情为主，但王安石的《桂枝香·赤壁怀古》和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言志的了。
因此，我们从古人的诗中，可以看到丰富的人性与心灵。古人用诗来表现心性，是人深刻的自己观照与自我欣赏。自我欣赏的美学价值就是人的自觉，而自觉又是向善的前提，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为物所困，但人的精神却能永恒，超脱自由，而文学则是心灵的安居。人生有所寄托，生命便得以实现其价值。这就是精神自主的自由自在的境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是这样的境界，坡“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也是这样的境界。
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食与事是日常生活，哀乐是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态度。这两者以诗歌的方式体现，以诗记录社会、历史，以诗表达对人生、情感、社会的看法。所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发而为诗歌，这在古人看来，是一种社会日常生活的方式，是诗化的生活。
人类最永恒的怨是男女之间的情怨，进而发为君臣之怨、家国之怨、君子不遇之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是男子之怨；“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是女子之怨；“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是人生之怨；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是家国之怨。相对于诗的传统，词又更多地表现自我的情感，更多地表达怨情。怨多于乐，不仅可以看出古人对社会生活的批评意识很强，也可以看出古人多情的一面。唐代诗人顾非熊有句诗作证：“有情天地内，多感是诗人。”
四、把握意象，体会情感
中国古代诗歌篇9
1.按题材进行整合
为了让学生对不同题材中常见意象、表达技巧和思想感情有系统认识，我挑选部分诗歌篇目并整合为以下五个方面：
（1）咏怀诗：杜甫《蜀相》、陆游《书愤》。这两首诗的整合旨在让学生了解咏怀诗中常见的对偶、用典故两种表达技巧，以及咏怀诗中常见的情感：怀才不遇、仕途不得志、壮志难酬、报国无门。
（2）怀古诗：李白《狱中览古》、姜夔《扬州慢》。这两首诗的整合可以让学生了解怀古诗写作顺序（临古地―思古人―忆其事―抒己志），表达技巧方面可以指导学生关注对比（今昔对比）、用典故、反衬、以乐景写哀情、借古讽今等。怀古诗在情感方面主要抒发对国运衰微的感慨之情，昔盛今衰的感慨之情，个人壮志难酬的忧愁之情，揭露统治者的奢侈和腐朽。
（3）闺怨诗：李清照《一剪梅》、温庭筠《菩萨蛮》。这两首词的整合可以设置以下问题贯穿教学：①两位词人分别选了哪些景物入词？②在抒情方面有何异同？③分析“鸿雁”和“鹧鸪”两个意象。
（4）思乡怀人诗：纳兰性德《长相思》、韦庄《菩萨蛮》。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外出远行多路途艰险，古人漂泊异乡时思乡之情格外浓烈，这两首词的整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借景抒情的表达技巧。
（5）山水田园诗：孟浩然《夜归鹿门歌》、王维《积雨辋川庄作》。山水田园诗多以质朴的语言来描绘和平宁静的田园画面或悠闲自得的隐居生活，运用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表达技巧来抒发诗人对世俗的厌倦，对隐居山林生活的向往，对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热爱。
2.按作家前后作品之间的联系进行整合
通过对同一作家前后作品的对照，我们可以捕捉到作家情感的变化。
例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将进酒》。两首诗的整合可以让学生对李白的诗风从豪放到狂放的转变有所了解。《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在长安饱受权贵的打击和排斥后的作品，诗人倾注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为世人描绘了自由自在的神仙世界，是诗人仕途破灭后寻求精神上自我安慰的表现。现实的残酷使他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呐喊。八年后，诗人创作了《将进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是诗人对权贵又一次呐喊，是豪放向狂放的转变，是李白仕途彻底破灭的挣扎。
3.按话题进行整合
为了改变单篇教学散乱的状况，我将教材中部分散文篇目整合如下：
亲情话题：《祭十二郎文》《项脊轩志》。前者写了兄弟手足之情，后者写了夫妻之情。两篇文章都是讴歌亲情的典范。
治国之道：《六国论》《伶官传序》。前者讨论了六国破灭的原因，后者探究了后唐庄宗得天下与失去天下的原因，两篇文章都采用借古讽今表现手法，通过对历史故事的分析，意在告诫北宋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
山水游记：《过小孤山大孤山》《游沙湖》。两篇文章都是游记类散文，在记述山水景物、名胜古迹的同时，将抒情、议论和相关的传闻逸事融入其中。
人物传记：《方山子传》《大铁椎传》。前者传主是文士，后者传主是武士。苏轼写方山子放弃功名利禄，自甘淡泊贫贱的行为，实则写自己仕途不得志。魏禧将大铁椎刻画为特定历史条件下身怀绝技的“异人”，实则曲折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广泛结交复明志士，但终无回天之力，难酬复国的志向。
4.按其他方式进行整合
整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和其他材料进行创造性整合。
（1）与课外相整合。《种树郭橐驼传》和《病梅馆记》，两篇文章都提到了树，可以设置以下问题贯穿教学：①两棵树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②在写作手法上两篇文章有何相似之处？③作者通过树想要揭示何种道理？两篇文章都用到托物言志表达技巧，表面上是写树的栽培等问题，其实探讨的是对人的培养问题。
中国古代诗歌篇10
物理即事物的道理。它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或逻辑，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另一种事物的界限和本质特征。事物的道理包括生活的真实。文学虽然允许虚构、夸张，但不能违背事物的道理、生活的真实。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叛理失真的文学，语言再美、句子再佳，都将受到读者的质疑和诟病。故古人云：“吟诗喜作豪句，须不叛于理方善。”但“不叛于理”只是对物理的一种认知，我国古人对物理认知的另一种情形是，事物在文学作品中只是表达作者情感的一个符号，其现实之理或物质属性并不重要，因此不必拘泥。再一种情形就是，有些物理并没有非此即彼的清晰界限，而是处于亦此亦彼的界限过渡模糊状态，只有辩证地认知才是全面的，偏执一端的认知，都是片面的，甚至是迂腐的。概括起来，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物理认知主要有三种基本情形。
一、不叛物理
唐代诗人张继以一首《枫桥夜泊》而蜚声文坛：“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它写诗人的一次旅途感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船枫桥，由于旅情客愁而辗转难眠。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格外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畔。在表现周围环境时，诗人精心选择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等最能体现秋天和夜晚景色的典型意象，有效地传达出自己四周的环境，以及在诗人心头引起的反应，构成一种适于表现旅情客愁的氛围。之后，诗人接以此诗最点睛的意象――“夜半钟声”。这一意象之所以关键，是因为钟声唯有夜半才传得更远，听得更切，而对于满怀客愁的游子来说，也正是这传得更远、听得更切的夜半钟声，才能衬托出他的旅途寂寞与客愁的难禁。然而，欧阳修对诗中“夜半钟”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病其“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他指出诗中“夜半钟声”与生活实际不符，诗句虽佳，却事理不通，因为“三更不是打钟时”。自欧公对《枫桥夜泊》叛于事理首次发难后，引起激烈的争论。彭乘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为张继辩护，他说：“余后过姑苏，宿一院，夜半偶闻钟声，因问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钟，曷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诗人信不谬也。”张邦基桴鼓相应：“此盖吴郡之实耳，今平江城中从承天寺鸣钟，乃半夜后也。余寺闻承天钟罢，乃相继而鸣，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枫桥去城数里，距诸山皆不远，书其实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叶梦得也证实张诗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不谬，指出欧阳修因未亲历吴中，故批评失允：“欧阳文忠公尝病其夜半非打钟时，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陆游则认同“夜半钟”为写实，并以诗为证不限于苏州：“后人又谓惟苏州有半夜钟，皆非也。按于邺《褒中即事》诗云：‘远钟来半夜，明月人千家。’皇甫冉《秋夜宿会稽严维宅》诗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此岂亦苏州诗耶?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后人对“今尚废”的“京都街鼓”都尚且“茫然不能知”，何况僧寺的“夜半钟”乎?见识何其寡也!王桥对吴中有“夜半钟”确信无疑。他在《野客丛书》卷二十六《半夜钟》中，旁征博引文献和文本材料，证明“夜半钟”不仅由来有自，且唐诗中多有描写，吴中的“夜半钟”亦非“无常钟”。
古人咏物要求不即不离，“不即”指咏物忌直陈其物，尚含蓄不露；“不离”指咏物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他物不可替代和置换之，否则失于物理。陈辅云：“诗家之工，全在体物赋情，情之所属惟色，色之所比惟花。如唐人《牡丹诗》云‘红开西子妆楼晓，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莲花诗。林和靖《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近似野蔷薇也。”他批评唐人这首《牡丹诗》和宋人林逋的《梅花诗》没有抓住牡丹和梅花的本质特征，因此分别可用“莲花”、“蔷薇”替换。王的观点则旗帜鲜明，他先引述苏轼对几首诗咏物诗的精辟见解，再反驳陈辅之和胡仔的批评是“不深究诗人写物之意”：
东坡云：“诗人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物不可当此。林和靖《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杏诗。皮日休《白莲诗》：‘无情有恨何人见，月冷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仆观《陈辅之诗话》谓和靖诗近野蔷薇，《渔隐丛话》谓皮日休诗多移作白牡丹，尤更亲切。二说似不深究诗人写物之意。
“疏影横斜水清浅”，野蔷薇安得有此萧洒标致?而牡丹开时，正风和日暧，又安得有“月冷风清”之气象邪?陈标《蜀葵诗》曰：“能共牡丹争几许?”柳浑《牡丹诗》：“也共戎葵较几多!”辅之渔隐所见，正与二公一同。(《野客丛书》卷二二《陈胡二公评诗》)
在苏轼看来，《诗经・卫风・氓》状桑、林逋咏梅、皮日休咏莲，均深得物理，“他物不可当此”――他物不可替代置换。王认为，“疏影横斜水清浅”，正是梅花而非野蔷薇之“标致”；“风和日暖”是牡丹开时之“气象”，“月冷风清”则是莲花开时之“气象”，二者判若分明，岂可对调互换?这里的“标致”、“气象”正是“物理”之意。
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欧阳修批评说：“今城之西乃是丰山，无所谓西涧者。独城之北有一涧，水极浅，遇夏潦涨溢，但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胜舟，又江潮不至。此岂诗家务作佳句，而实无此耶?”指出韦应物因“务作佳句”。而有叛事理：一是滁州压根儿没有“西涧”，独怜其边所生幽草就失实；二是滁州城北虽有一涧，但水极浅，即使夏季涨水，也不能载舟，何来“野渡”和“舟自横”?三是江潮涨不到滁州城西，岂有“春潮带雨晚来急”之理?欧公进一步指出“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者，还有“‘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藁草之理!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罗隐《寄苏拾遗》：“退朝观藁草，能望马相如。”可见上朝进谏是不用藁草的。《哭僧》即《哭柏岩禅师》。此诗盖作于柏岩禅师灭度时。这里所引为颔联，谓柏岩禅师留下了修道的肖像，坐禅的真身被火化。由于诗人为了以“坐禅”对“行道”，故 “理有不通”。坐禅，谓静坐修禅，是一种功课状态，用来修饰遗体就叛理，故谓“烧杀活和尚”。
中国古代诗歌中叛于物理、遭人诟病之作，每每见诸《诗话》。刘敛《中山诗话》云：“古诗云：‘袖中有短书，欲寄双飞燕。’以燕时物，故寓言尔。蜀人自京以鸽寄书，不浃旬而达船，船浮海，亦以鸽通信，非虚言也。史以陆机‘黄耳’为犬，能寄书，恐不然。自洛至吴，更历江淮，殆数千里，安能谕人而从舟楫乎?或者为奴名，不然，当为神犬也。”他对史书所载陆机有“犬”能寄书提出质疑：一是寄书起止地相距数千里之遥，此犬何能抵达目的地?二是要途经江淮水路，此犬如何让艄公领会它要乘船渡江之意?刘敛以不能飞翔过江的犬反证“燕”“鸽”能传书的不叛物理。《王直方诗话》指出：“潘大临字老，有《登汉阳江楼诗》日：“两屐上层楼，一目略千里。’说者以为着屐岂可登楼?又尝赋《潘庭之清逸楼诗》，有云：‘归来陶隐居，拄颊西山云。’或谓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屐，木制的鞋，底下多有二齿，以行泥地。宋吕祖谦《卧游录》载：“(谢灵运)尝著大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可见着屐是不能登楼的。潘大临所谓“两屐上层楼”显然有叛于生活事理。手板即笏，古代大臣朝见时，用以指画或记事的狭长板子。既然已经致仕隐居，岂有随身携带手板之理?潘老没有为官经历、不谙朝中典章制度，以致其诗给人留下叛于事理的话柄。
二、无理而妙
以上所论因缺乏生活常识、或因生活经验不足、或因参物理不深细，导致诗歌创作叛于物理，失去生活真实，遭人诟病。但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还有一种常见之现象，即无理而妙――诗人为了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或渲染氛围、突出主题，并不泥于现实生活之理；或明知无理，故意为之，从而达到具有强烈审美冲击力的艺术效果。如晏殊《浣溪沙》“夕阳西下几时回”是也。诗人再无知也不至于不谙夕阳西下明天又将从东方升起之事理吧?作品正是通过这一无理之反问，传达出自己身处承平时代的“闲愁”：越是生活优裕安逸，越是为美好时光悄然流逝不再回来而忧愁。
杜牧《华清宫》诗云：“长安回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唐朝宫廷的腐败罪恶――杨贵妃酷爱荔枝，唐玄宗为了博得她的欢欣，不惜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万里迢迢的广东等地向骊山进贡荔枝。关于此诗，彭乘批评云：“尤脍炙人口。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盛暑才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矣。”他虽然肯定此诗“词意虽美”、“尤脍炙人口”，但指出它“失事实”：进贡荔枝的时间与事实不符，进贡荔枝应在盛暑，而明皇杨妃十月而不是六月在骊山，春季在长安。但我认为诗人不是在实录历史，而是以浑写大意之技法，将唐朝统治者进贡荔枝、劳民伤财的这一腐败罪恶。通过诗歌载体形象而概括地公之于世，虽无理却高明绝妙!
王得臣《麈史》有两则诗话批评诗人叛理失真。一是诟病白居易：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过江夏，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曰：“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句则美矣，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西去最远，风涛虽恶，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辞，如‘峻极于天’之谓也。”予以谓世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
一是批责王安石：“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宫中鹿为马，春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词意清拔，高出古人。议者谓二世致斋望夷宫，在鹿马之后；又长城之役在始皇时，似未尽善。或曰：‘概言秦乱而已，不以辞害意也。’”我认为其后所附不同意见正是诗人的本意所在，无理而妙。
严有翼云：“石敏若《橘林》文中《咏雪》，有‘燕南雪花大于掌，冰柱悬檐一千丈’之语，豪则豪矣，然安得尔高屋耶?虽豪觉畔理。……李太白《北风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发三千丈。’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吴瑞荣《唐诗笺要续编》反驳云：“雪花如席，自属豪句，看下旬接轩辕台，另绘一种舆图，另成一种义理，严冲甫(严有翼，字冲甫)訾为无此理致，是胶柱鼓瑟之见。太白诗如‘白发三千丈’，‘愁来饮酒二千石’，俱不当执义理观。”石诗、李诗咏雪、咏冰、咏白发，均用夸张手法，虽然远远超出现实之比例，但成功地渲染了环境、表达了强烈的感情，又不失艺术之真实，收到了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王得臣《麈史》卷一云：“凡言木之巨细者，始曰‘拱’、‘把’，大曰‘围’，引而增之日‘合抱’，盖‘拱’、‘把’之间才数寸耳。‘围’则百尺也，‘合抱’则五尺也。……杜子美《武侯庙柏》(案：当为《古柏行》)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内翰云：‘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也!’然沈精于箅数者，不知何法以准之。若径七尺，即围当二丈一尺。《传》曰：‘孔子身大十围。’夫以其大也，故记之。如沈之言，才今之三尺七寸有奇耳，何足以为异耶?周之尺当今之七寸五分。”《王直方诗话》谓：“余以为论诗正不当尔，二公(范镇、沈括)之言皆非也。”王得臣、范镇、沈括均以实证的思维和九章算法来认知杜诗中古柏的尺寸失真叛理，因而遭到王直方的非议，也被王徘讥笑：“文士言数目处，不必深泥，此如九方皋相马，指其大略，岂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诗》：‘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纵有百丈松，岂有百丈之檐?汉通天台可也。又如《古柏行》：‘黛色参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如此晋人‘峨峨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极高耳，若断断拘以尺寸，则岂复有千丈松之理?仆观诸杂记深泥此等语，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野客丛书》卷二五《文士言数目》)《古柏行》是唐代宗大历元年杜甫在夔州所作。他从咏夔州诸葛亮庙前的古柏高大，进而与成都诸葛祠古柏比较，咏夔州古柏参天之高，极形容之也，实寓孤高正直之意，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解读此诗，若断断拘以古柏现实之尺寸，岂能领会杜甫无理之妙旨!
王桥《野客丛书》五《二公言宫殿》云：
诗人讽咏，自有主意，观者不可泥其区区之词。《闻见录》曰：“乐天《长恨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岂有兴庆宫中夜不点烛，明皇自挑灯之理。《步里客谈》曰：陈无己《古墨行》，谓‘睿思殿里春将半，灯火阑残歌舞散。自书小字答边臣，万国风烟入长算。’‘灯火阑残歌舞散’，乃村镇夜深景致，睿思殿不应如是。二说甚相类。”仆谓二词正所以状宫中向夜萧索之意，非以形容盛丽之为。固虽天上非人间比，使言高烧画烛，贵则贵矣，岂复有长恨等意邪?观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此话良然。以《长恨歌》为例，“孤灯挑尽未成眠”写唐玄宗因思念杨妃彻夜难眠、孤独寂寞之悲思，倘若按照邵伯温泥于事理，那么“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岂不是更加荒谬?唐玄宗还京后，初居兴庆宫，因邻近大街，时常与外界接触，肃宗左右的人唯恐他有复辟之心，将他迁入西宫的甘露殿，加以变相地软禁。即便如此，玄宗初所居兴庆宫也不至于连一个打扫落叶的侍人都没有吧?“西宫”二句正是通过环境的渲染来表现玄宗失去爱妃的长恨，无理而妙。又，同书卷二《少游斜阳暮》 云：“《诗眼》载前辈有病少游‘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谓斜阳暮似觉意重，仆谓不然，此句读之，于理无碍。谢庄诗曰：‘夕天际晚气，轻霞澄暮阴。’一联之中，三见晚意，尤为重叠。梁元帝诗：‘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复言高春，岂不为赘!古人为诗，正不如是之泥。观当时米元章所书此词，乃是‘杜鹃声里斜阳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庙讳而改为暮乎?”《踏莎行》是宋哲宗绍圣四年秦观在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县)贬所所作。当时诗人以旧党关系受到当政者的排斥，官职被削，一再远徙，精神上极其痛苦。“楼台”、“津渡”、“桃源”本为美好事物之象征，分别被“失”、“迷”、“望断”否定，可见诗人对前途的绝望情绪。如今投宿于郴州旅舍，黄昏时分，听到杜鹃凄切的鸣声，简直不能承受被关闭在充满春寒的孤馆之寂寞。诗人正是通过“斜阳暮”之重意，加上杜鹃声的渲染，来表达自己不堪忍受的孤独处境，“于理无碍”，无理而妙!但王氏见到米芾所书此词“暮”为“曙”，猜测可能为避英宗(赵曙)讳而改，仍然为事理所囿。
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杨慎批评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作为诗人兼批评家的杨慎，居然对文学的心理时空全然无知。在他看来，诗中所写的空间，应以诗人目力所能及为限，殊不知诗人可以借助想象把他视域之外的空间经过压缩处理表现到诗的空间中来。在这首诗里，杜牧不仅将千里江南的春景作了压缩，时间也作了泛化。前两句写黄莺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显然是风和日丽的晴天，后两句所写却是迷漾的烟雨。可见诗中“千里”与“多少”都只是虚写。诗人正是以典型化的手法，抓住江南春特征，粗中有细地展示江南春的多层次自然和人文景观。所以何文焕对杨慎的批评作了辨正：“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日《江南春》。”
三、辩证物理
事物固然有其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但有些事理是模棱两可的；或者由于人们观察角度不同而又呈现亦此亦彼的二级现象。古人在观察物理时，不乏能够辩证地认知和阐释物理者。
如前所述古人对“夜半钟”的争议，或谓“三更不是打钟时”，或谓“惟姑苏有之”，或谓不限于苏州，唐朝僧寺皆有。而王徘认为“所谓半夜钟，盖有处有之，有处无之，非谓吴中皆如此也。今之苏州能仁寺钟亦鸣半夜，不特枫桥尔。”(《野客丛书》卷二六《半夜钟》)这一认知比较辩证，他否定了惟姑苏有“夜半钟”和凡僧寺均有“夜半钟”的说法，认为“有处有之，有处无之”，这一看法应该符合生活实际。这种争论实际已经超出了《枫桥夜泊》的文本，具有启迪后人创作要深入生活实际的意义，正如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
王《野客丛书》卷五有这样一则争议：
张文潜云：“陈文惠公《题松江诗》，落句云：‘西风斜日鲈鱼香。’言松江有鲈鱼耳，当用此乡字，而数本见皆作香字。鱼未为羹，虽嘉鱼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诗话》曰：“鱼虽不香，作
羹笔以薹橙，而往往馨香远闻，故东坡诗曰：‘小船烧薤捣香蓥。’李巽伯诗曰：‘香~何处煮鲈鱼。’鱼作香字，未为非也。”仆谓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刘梦得诗曰：“湖鱼香胜肉。”孰谓鱼不当香邪?但此“鲈鱼香”云者，谓当八九月鲈鱼肥美之时节气味耳，非必指鱼之馨香也。张右史之说概己失之，而周知和乃复强牵引苏黄二诗以证鱼乡之说，且谓d以T橙，往往馨香远闻，其见谬甚，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鲈鱼香字比鲈鱼乡甚觉气味长，更与识者参之。(《陈文惠诗句》)张耒认为陈文惠《题松江诗》中“鱼香”当作“鱼乡”，大概是受制于“鱼米之乡”的思维惯性，谓“鱼直腥”，对鱼“安得香”提出质疑。《松江诗话》则认为鱼羹以“薹橙”调味便“馨香远闻”，并举以苏诗、李诗为证。而王以刘禹锡诗证之作“鱼香”，但指出此“鱼香”非谓“鱼之馨香”，而谓“当八九月鲈鱼肥美之时节气味耳”。我认为三者都未能辩证地认知物理。鱼之肥美既有时地因素，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鱼确实味道有差别；也有生熟之分，鱼虽腥，但煮熟之后加以佐料调味。何谓无香?所谓“鲈鱼香字比鲈鱼乡甚觉气味长”，仍未得“鱼”之辩证物理。同书卷一四《樱桃无香》对樱桃有无香味的认知，亦当如是观。
《西清诗话》曰：“人之好恶，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闷诗》，乃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若使余若此，从王逸少语当卒以乐死，岂复有闷邪?”王反唇相讥：“《西清诗话》此言，是未识老杜之趣耳!平时见青山白水，固自可乐，然当愁闷无聊之时，青山白水，但见其愁，不见其乐。岂可以常理观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无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为闷邪?曾子固谓‘以余之穷。足以知人之穷。’仆因知子美之言，为不妄也。”(《野客丛书》卷九《子美闷诗》)杜甫《闷》诗为滞留夔州无聊而作。仇兆鳌注云：“白水青山，本堪适兴，因处蛮瘴之地，故对此只足增闷耳。……末方结出致闷之由。无钱叹贫，催颜嗟老。”这一看法可证之王“岂可以常理观哉”的物理认知是辩证的。因为白水青山本是无情之物，无所谓乐愁，只因诗人的感情投射其上才有了感彩，正如王国维所云：“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何况一切景物都是为表达诗人情感服务的，优美的景物既可用来表达欢乐的情绪，也可用来抒发苦闷的心情，正如王夫之所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就是事物的辩证之理。又如胡仔以“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苇间”的认知，批评苏轼《卜算子》谓鸿雁“拣尽寒枝不肯栖”有叛物理。王斥他孤陋寡闻：“仆谓人读书不多，不可妄讥前辈诗句。观隋李元操《鸣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飞空井旁。’坡语岂无自邪?”(《野客丛书》卷二四《东坡卜算子》)我认为苏诗“鸿雁栖枝”不仅有文献依据，且有物理认知之生活基础。鸿雁的栖息虽然有其生活习性，也可能有比较固定的栖息之所，但决无“惟在田苇间”之理!季节的更替，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迁，觅食栖息的需求，安全自卫的本能等，都可能引起鸟类栖宿的变化，鸿雁岂有如此不变之物理?
中国古代诗歌篇11
一
我们先来解剖一个有代表性的实例。就从“郊寒岛瘦”开始。
“寒”，显然不仅仅指诗的内容多写穷苦生涯，“瘦”，也不只是指缺乏辞采，而是指诗的整个风貌，指表现诗的风貌的一种意境的美的类型。
苏轼没有对“郊寒岛瘦”作明确的说明，但从他的两首《读孟郊诗》中，可以看到他对“郊寒”的或一所指。诗是“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如煮彭覬，竟日嚼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烧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⑵在这诗里他用了三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孟郊的诗：有如清水浅流，明沏而湍急；又如小鱼、彭覬，虽有滋味而乏丰腴膏肉；复如寒虫鸣号，给人以萧索之感。这三个比喻，都没有明确的界说。小鱼、彭覬之比，似指诗的内容不够丰满；清水激湍之喻，似指境界之清冷急促；而寒虫悲鸣之形容，则似指郊诗感情基调之悲苦凄凉。显然，这是苏轼对孟郊诗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以一系列的联想出现的。每一个联想，虽可能由于诗的某一风格因素所印发，但其实又是对于诗的整个风貌的印象。大概就是由这一个个的印象造成了一种“清冷”的总的印象，也就是他所说的“要当斗僧清”的“清”，在清冷上可与贾岛相比。从“清冷”，又进一步转移，产生“寒”的感觉。
我们可以再证以其它人的论述。对孟郊诗的风格特色有这种感觉的人还不少。例如，贾岛在《投孟郊》诗中，提到“容飘清冷余，自蕴襟抱中”⑶。他注意到了孟郊诗的清冷意境，并且指出这种清冷意境与他的襟抱有关。欧阳修说：“堪笑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 ⑷“萤飞露湿吟秋草”这样一个境界给人的感觉是“清冷”。用这样一个意境来说明孟郊与贾岛的诗的风格，显然也出于联想。范晞文更引孟郊的《长安道》诗：“胡风激秦树，贱子风中泣。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长安十二衢，投树鸟亦急。高阁何人家，笙簧正喧吸”，说孟郊的诗“气促而词苦”⑸。所谓“气促而词苦”，主要也是指感情基调的悲苦凄凉。从他所引的这首诗，可以看他要强调的是弥漫于孟郊诗中的悲苦凄凉的情调。这种情调给人的感觉，当然也还是“清冷”。又如，葛立方说孟郊诗“皆是穷蹙之语”⑹张文潜说孟郊诗“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⑺张戒说郊诗“寒苦”⑻。魏泰说郊诗“寒涩穷僻”⑼，意思都相近，都是指郊诗给人的悲苦凄凉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感情上和清冷是相通的，与苏轼的所谓“寒”，也很相近。转贴于
我们还可以直接证以孟郊的诗。郊诗虽也有少数篇章如《游子吟》那样脉脉深情，如登科后那样轻快自得，但大多数描写的是穷悉失意的生活境遇，意境清冷，调子凄凉。我们试将《苦寒吟》抄在下面：
天色寒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阴正夺阳。调苦竟何言，冻吟成此章。
在这诗里，孟郊用冷的色调，着意描写了一个阴冷死寂的境界和在这个境界中诗人自己穷愁苦吟的形象，在阴冷死寂的意境中浮动着凄凉的情思。《秋怀之一》：“孤骨夜虽卧，吟虫相唧唧，老泣无涕洟，秋露为滴沥。”用秋虫悲鸣的境界烘托穷苦的身世，而以秋露与涕泪的联想表现着深深的凄凉情怀。又如《秋怀之四》：“秋至老更贫，破屋无门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风入衣。”《秋怀之十一》：“幽苦日日甚，老力步步微，常恐暂下床，至门不复归。”《秋怀之十三》：“秋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衰毛暗相刺，冷痛不可胜。
伸至明，强强揽所凭，瘦坐形欲折，腹饥心将崩。”这类诗很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写穷愁生活，抒悲愁情怀，感情基调悲苦凄凉，意境清冷。
这些都足以从不同方面证明，“寒”，是指诗的一种清冷的意境的美。是指由这种清冷的意境引起诗评家们的感情共鸣，触发他们的美感联想而产生的一种清冷凄凉的“寒”的感觉。它是可感的具体的。
至于“瘦”，当然也和“寒”一样，是由诗的意境触发诗评家们的联想，而产生一种“瘦”的形象的感觉。苏轼没有进一步论述贾岛的诗，不过，从他对“郊寒”的概括方法可以证明这一点。同样，我们也可再证以贾岛的诗。“瘦”，“腴”相对，就是不丰满。读贾岛诗，会感到他的诗内容不丰满，想像不丰富，境界狭窄，虽也有少数诗篇如《剑客》慷慨激昂，但大多数诗篇感情清冷，表现着寂寞孤独的情怀，如，《秋暮》：“北门杨柳叶，不觉已缤纷。值鹤因临水，迎僧忽背云。白须相并出，暗泪两行分。默默空朝夕，苦吟谁喜闻。”全诗的境界是迫促狭窄的，想像并没有起飞，只写得垂泪苦吟的诗人独立于秋日之中，连周围景物也寥寥无几，引不起读者对诗的意境的丰富联想。《雨中怀友人》：“对雨思君子，尝茶近竹幽，儒家邻古寺，不到又逢秋。”同样缺乏丰富的想像，缺乏丰满的境界，只表现着一点寂寞孤独的情绪。贾岛的诗，寂寞孤独的情绪是很突出的，像有名的《题李凝幽居》那样表现着孤寂冷落感情基调的诗所在皆是。不丰满，狭窄，寂寞冷落，使他的作品给人造成一种单薄、孤寂的感觉，从这种感觉现，再联想到瘦削，产生属于体积的“瘦”的感觉。
我们还可证以其他人的评价。欧阳修说贾岛“枯寂气味形之于诗句”⑽。陆时雍说贾岛的诗“气韵自孤寂。”⑾气味和气韵，都是指诗的意境所蕴含的色彩、气氛、情思。说他的诗气味、气韵枯寂，就是说他的诗表现出一种枯槁冷落的诗的意境。枯寂，是“瘦”的另一种说法，不过，“瘦”侧重于从神上说，枯寂侧重于从韵味上说罢了。
无疑，“瘦”也是指一种类型的意境 的美。同样是可感的，具体的。
从以上简略的解剖中，我们可以看到，“寒”“瘦”所描述的，是诗的境界的美的类型。它是可感的，具体的，传神的。它建立在我们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诉诸于我们的想像，触发我们的美感联想，而不是建立在概念、分析、推理、判断的基础之上，引发我们去进行理性的思辩。评论诗歌风格的许多用语，如雄浑、飘逸、壮丽、清远等等、等等，都有着这样的特点，它们不同于义界明确，高度抽象的科学的概念。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姑且给它们一个名字，称之为“形象性概念”。
从对“寒”“瘦”的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类概念产生的过程没有离开情感与灵感。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思维过程，我们不妨来看看司空图对二十四种诗歌风格的解释。
司空图是皎然之后，曾经明确地认识到诗歌风格论中的形象性概念主要指诗的某种类型的意境美的一个人。他把一个个用以描述不同风格的形象性概念，看作是某种意境类型的传神体现。这一点，可以从他着力描述一个个的美的意境，以传神地说明一个个标志风格的形象性概念得到证明。例如，他描述“纤秾”这种风格，是：转贴于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
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
这是两个美的境界，头一个境界：明丽的流水，茂盛的春天。首先就把我们引进明媚的春光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明亮的阳光在微波上跳跃，四野是绿叶如翠，绿草如茵；仿佛闻得到沁人心脾的春的气息，到处的一派生机，给人以鲜明的色彩，蓬勃的生命的舒畅的感觉。接着，他又把我们带进了幽静的春的山谷中，让我们进一步领略这种色彩鲜明、生机盎然，然而又是细腻的美。他在万绿丛中缀以红妆，让美人在春光澹荡的山谷中时而出现。他认为这就是“纤秾”之美。
至此还没有结束。他又为我们描绘了第二美的境界：我们眼前是碧桃垂枝，柳阴莺啼，和风拂袖，水波明媚。我们又进入了一个美的境界。这样一个境界给予我们的美的享受，和上一个境界是一样的，同是色彩鲜明，生机盎然，明媚舒畅。事实上还可以描绘出第三个、第四个，以至更多的美的境界，以说明“纤秾”之美。
我们无须对司空图的诗歌风格论作进一步的引述，从他对“纤秾”和“清奇的描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从每一个标志风格的形象性概念中，看到了具体的美的意境，并且力图把它描述出来。如果把他的这种做法加以简单图解，那就是：
形象性概念
美的意境。
而实际上，这正好是我们所要探讨的产生形象性概念的思维过程的还原。他所描述的美境界，正是形象性概念所由产生的依据。把它倒过来，正好表现了诗评家们在运用形象性概念评论诗的风格时的思维过程 ：
美的意境
形象性概念。
而由于这个美的意境不是某一首诗的特有意境，而是一种美的意境类型，是在概括许许多多的诗的意境的共同之美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这个思维过程的恰切表述应该是：
个别的诗的美意境（感性个别）
美的意境类型（共性概括）
形象性概念。
这就是说，诗评家们从大量的感性材料开始，从某一诗人的一首一首的诗的具体而生动意境中，产生美感，接着，这些一个个的美的意境在大脑中集中，进行类比、概括，从其画面、色彩、气氛、感情基调的相近或相似之点，融合出一种美的意境类型（共性概括）；然后，取其传神之点，就像画人画眼睛一样，用形象性概念表现出来。这样一个思维过程，虽然在从感性个别至意境类型，再到形象性概念的每个阶段，都伴随有抽象思维，但主要的是运用形象思维，这个思维过程 始终没有离开感性形象、想像和美感联想，甚至感情和灵感。举个例说：苏轼读孟郊的诗，一个一个的意境给了他美感，通过集中、类比、概括，发现了它们美的共同点，这就从感性个别进到了意境类型。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会有抽象，但主要的是形象的概括、集中。没有舍弃感性形象和美感联想。例如，上面举到的苏轼读孟郊诗的那感觉就可以充分说明。在那种感觉中，意境类型不是被抽象为科学的准确的概念，而是以一系列的美的联想出现的：“水清石凿凿，湍激不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如煮彭覬，竟日嚼空螯”；“寒虫号”等等。一个一个的画面接踵而至，这就是美的意境类型的概括、集中、融合的过程。如果我们也学习司空图，代他把这个意境类型用具体的境界描述出来，那么“寒虫号”一句，就可以写成这样：
荒村月落，河汉星高，冷风侵骨，寒蛩哀号。
这当然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一个发挥。但这个发挥大概与苏轼论“郊寒”的思维过程并不背违。因为清水激湍、寒虫哀号、小鱼彭覬的联想，在苏轼的思维过程中存在过，我们只是模仿司空图的表述方式加以表述而已。
大概就正是在这一个个联想中，苏轼才感到有一种萧瑟之感，借助美感联想，才产生“寒”的感觉，用一个“寒”字，把在他头脑中的孟郊诗的意境类型表述出来。
没有具体的意境的美，离开感性形象、离开想像和美感联想，就无法概括出意境类型，也难以传神的用形象性概念把它表述出来。
二
由于诗评家们运用形象性概念评论诗人风格时独特的思维过程，随之也就形成了形象 性概念的几个特点：
一是传神。它只是把某种类型的意境的美传神地描述出来，让我们凭借自己的审美经验去领会、去想像、去再创造。它不是详尽地描述，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画面，告诉我们如此而已，更无其它。它更不是理论的辨析，引导我们去思考、分析、判断。我们的传统诗歌风格论，往往很少理论色彩，而更多艺术的气味。在传神这一点上，它就和艺术创作十分相近。“郊寒岛瘦”这个“寒”字，“瘦”字，没有传神妙法，是难于创造出来的。而传神，正是它的最大特点。它能把诗人的风格特征恰切地、生动地、形象地描述出来。也只有传神，才最适于表述不同的诗歌风格。前面说过，一个诗人的风格，是由许许多多的诗的意境的美，集中、概括为意境类型，即为一种诗美类型表现出来的。它具有每个具体的诗的意境的美的主要特点，而又不同于每一个具体的美的意境，它的容量是十分巨大的。要把这个容量巨大的意境类型表述出来，传神是最好也是最省力的办法。用一个明确的、范围严格的界说，用一个特定的画面，都不足以表述一个意境类型，不足以表述一种类型的诗美。因为界说越明确，越严谨，画面越具体，容量也就越小。而用传神的办法，把最主要的特征传递出来，留下联想的广泛天地，却正是保存巨大容量的好办法。
二是美感联想。形象性概念由于它可感的、具体的、传神的表现出某种类型的意境的美，它也就能够触发我们的美感联想。寒或瘦，雄浑或飘逸，古淡或清奇，一个形象性的概念，往往就会揿动我们心中的电钮，我们审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一个个的画面就会出现，就会想像起某种美的境界来；寒就是这样，瘦就是这样，飘逸是那个样子，雄浑是那个样子，等等。在这里，美感联想占着重要地位，用逻辑推理，是很难恰切说明形象性概念的确切含义的。诗没有温度，当然不能给人以寒热之感，诗也非生物，自然也不会有肥瘦的形状。而美感联想，却能把寒和瘦的境界呈现于我们面前。
引发美感联想，这也正是我国传统诗歌风格论的优点。由于引发美感联想，诗人创造的独特的诗美，才在读者各自的美感联想中得到再创造，充满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三是由于它是传神的，而且能够引发人们的美感联想，因而也就造成了它的含义缺乏明确的、严格的规定性。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也是朦胧的、多变的。同一个形象性概念，可能由于读者不同的审美经验而呈现不同的画面。例如，“纤秾”，司空图描述了两个美的境界，他人也可能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和美感联想，描述出另外的境界。清人孙联奎由司空图释“纤秾”的“流莺比邻”一句，联想到自己的审美经验，描述了一个更为具体的美的境界：
余尝观群莺会矣；黄鹂集树，或坐、或鸣、或流语，珠吭千串，百机竟掷，俨然观织锦而语广乐也。因而悟表圣“纤秾”一品。⑿
其他的人，还可能描述出“纤秾”的其他的美境界。
这也就同时产生了它的弱点。由于含义的不明确，在借助想像、美感联想、甚至灵感和感情去感觉它、理解它、说明它时，就常常会遇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困难。司空图有时就明显地陷入了这种困难之中。他常常说得不明确、不清楚，灵感一现，好像接触到了，捕捉到了某种形象，可是要清楚描述出来，却往往无能为力，只好说得模模糊糊，仿仿佛佛。例如，在用两个美的境界描画“冲淡”这种风格的美之后，他还想再进一步描画“冲淡”的美，说：“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冲淡得可感又不可感，仿佛有又仿佛无，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呢？无法说清楚。又如，在用两个美的境界描画“飘逸”这种风格的美之后，他想进一步描画“飘逸”的美，说：“如不可执，如将有闻，识者已领，期之愈分。”同样是仿佛有又仿佛无，说已领会了，就领会了；若要执着地弄个水落石出，反而弄不清楚。这就多少地带着一些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这都是由这些形象性概念固有的弱点所决定的，而人们却往往将这一点归罪于司空图的唯心主义。
四是由于它建立在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对于具有丰富的诗歌鉴赏经验的读者来说，它意蕴无穷，一个形象性概念，就可以产生丰富的联想。对于一个有丰富审美经验的读者来说，说李白豪放，会联想起他一系列感情奔腾的诗的生动画面，而在一个对李白的诗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读者，说“豪放”恐怕就不易领略。因为在他的记忆里，缺乏美感联想所赖以产生的从审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生动画面。从通俗性这一点来说，不得不说是它的一个局限。
三
用形象性概念评论诗人风格，不知确起于何时。王逸《楚辞章句序》已有“屈原文辞，优游婉顺”之说。但这“优游婉顺”，似非指屈原诗歌的整个风格，而仅指语言风格而已，不过我想，运用形象性概念以评论诗人的整个风格，是在诗歌风格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当然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和条件。它不会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与其它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研究状况有关的，须加探索。仅就它本身说，是不是与下述两方面有关。
一、随着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日益显示出它的特点，诗歌风格论也就日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魏晋六朝之前，我们当然有《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等伟大诗篇，但是，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诗歌的觉醒，人们自觉探讨它的特殊规律，应该说是从魏晋六朝开始。其时，在诗评中出现了不少的风格论。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实际已经自觉地探讨诗人的风格问题。他对建安七子中的三人的艺术风格，作了明确的评论：“徐干时有齐气”，“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齐气”和“壮”，就有着形象性概念的特色，而且，它已经不仅仅指语言风格了。它包括指诗的思想感情方面的特色。《三国志·魏书·阮瑀传》注引《典论》作：“干时有逸气”，正是指诗的思想感情特色而言。“壮”，近似于钟嵘所说的刘桢诗的“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也指思想感情特征无疑。刘勰论风格的文字就更多。他涉及到不同文体的风格特色，风格的时代特征，风格构成和形成风格的因素等等问题。单就他对骚、诗、乐府的不同作品、作家的风格的论述就有：朗丽、绮靡、瑰诡、耀艳、清典、清峻、雅、清、丽、清越、雅壮、艳逸等等用语⒀。这些用语，或仅指某种风格因素，或指整个风格特征。无疑，这些用语都带着描述的特色，有着形象性概念的性质，不过，他并没有明确的把这些都当作意境类型来使用，有时指修辞特点，有时批结构特色，有时指情志特征，有时又指诗的思想内容。钟嵘论诗人风格，好像开始有意借助想像和美感联想。例如，他认为范云的诗歌风格是：“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流风回雪”是一个境界，用以描述“清便宛转”的风格。评丘迟，是：“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落花依草”是一个境界，用以描述“点缀映媚”的风格。有时候，他甚至不用形象概念，而直接对风格进行形象描画，如他引用汤惠休对谢灵运和颜延之的风格的评论：“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有时候，他在形象性概念上加上直接描述，如，评江祐，是：“漪漪清润”；评江祀，是：“明靡可怀。”“清润”而加之“漪漪”，“明靡”而喻以“可怀”，不仅借助想像，而且近似于灵感一闪，可即而不可及，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
魏晋六朝对诗歌的特殊规律从创作实践上和理论上作了自觉的探讨，为唐代诗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丰富的土壤。于是才有司空图在诗歌风格论上的出色探讨。实际上，到了司空图，才把意境的美的类型，看作不同风格的主要标志。
这就说明，运用形象性概念评论诗歌风格，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而这样一个过程，与诗歌的发展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是受人物品评的影响。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汉末魏初用人之际发展起来，而到永嘉玄谈之风中达到极致的人物品评，往往也采用和诗歌风格论相似或相同的概念。如：
《世说新语（下简称世说）·豪爽篇》注引孙盛《晋阳秋》称：“（王）敦少称高率通朗”。
《世说》称：“（敦）大将军眉目高朗疏率”。
可见，这“高率通朗”或“高朗疏率”，是同一含义，指眉目而言。但又不仅指容貌。单就容貌言，则无法疏解。显然，兼指神情。什么样的容貌神情称“称高朗疏率”，不借助想像，是形不成这一容貌神情的印象的。又如：
《世说·品藻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称：“（王）坦之雅贵有识量，风格峻整。”
《世说·言语篇》注引《续晋阳秋》：“许询……总角秀惠，众称神童，而风情简素。”
《世说·赏誉篇》注引《文士传》：“（陆）机清厉有风格。”同上称：“（王弥）风神清令。”
《世说·贤媛篇》：“（王夫人）神情散明。”
《世说·赏誉篇》注引《王澄别传》：“澄风韵迈达。”
《世说·言语篇》注引《高逸沙门传》：“（支道林）风期高亮。”
《世说·识鉴篇》注引《续晋阳秋》：“（褚期生）俊迈有风气。”
《世说·赏誉篇》：“（王舒）风概简正。”
《世说·赏誉篇》：“庾公目中朗神气融散。”
在这里，风情、风骨、神情、风韵、风期、风概、风气、神气所指大体是一个意思，都是指一个人的风神骨相和情志特征，包括着容貌、风度、神情、性格、情志，总之，主要是指出外在形象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用峻整、简素、清令、散明、清举、清迈、迈达、高亮、俊迈、简正、融散这些概念对风神骨相加以描述，不仅有着抽象的意义，而且有着形象特征。它既带着玄谈的高度抽象的特点，又带着想像的可感的形象。例如，说到王羲之风骨清举，即使人想到他志行的高洁，也使人想到他潇洒的容止风度，想到他“飘如游云，矫若惊龙”⒁的形象。说到“神气融散”，不仅使人想到对待人生对待事物的平和、旷放的态度，而且很自然的会想像起洒脱的风度和某种随随便便的行为。又如，“峻整”的“峻”，本来是形容山的高削的，用以形容情志，就有刚直激烈的意思。刘勰说：“嵇志清峻”，钟嵘说嵇诗“峻切”，刘熙载说嵇诗“峻烈”，“峻”，就者包含着刚直激烈的意思。不说“刚直激烈”，而说“峻”就给人以一种联想，从高耸削直的形象或急促的旋律，联想到刚直激烈的情志。说王坦之“风格峻整”，不仅可以想见他刚直严正高洁的品行，而且可以想像他的神情。
在人物品评中运用想像和联想，有时表现得非常突出，如：
《世说·容止篇》：“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世说·赏誉篇》：“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同上篇注引《李氏家传》：“南阳朱公叔，飏飏如行松柏之下。”
人的风神骨相和松下风或行松柏之下有什么相干呢？松下风或行松柏之下，是对某种自然景色的感受，是一种审美感受，把人物的风神骨相和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感受联系起来，纯然是一种美感联想在起作用。又如：
《世说·赏誉篇》：‘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子季，如观武库，但睹予戟。见傅兰顾，江廧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同上篇又有：“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风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待槌。”
看到人的风神骨相而联想到廊庙礼乐器所给予人的肃穆之感，或联想到武库中兵器的森严，甚至联想到如登高临下，幽然深远，联想到九皋鸣鹤，空谷白驹。这已经不只是一种感觉，而是近于意境了。在这里，只靠科学的准确性，靠逻辑推理，就不够用了，感觉、想像、美感联想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借助想像、美感联想的帮助，才能把人的品格、风神骨相与外界的某一美的境界联系起来，传神地表述出来。就像苏里科夫看到雪地时的一对乌鸦，而引发创作灵感，联想到《女贵族莫洛卓娃》的意境一样，重要的是美感联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传统的诗歌风格论和人物品评的思维形式有某些相似之处。“文如其人”。品诗就如同评人一样。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诗歌风格论受着人物品评的明显影响。
四
诗歌风格论中运用形象性概念，并非独有的现象，散文风格论中同样存在。《典论·论文》的一些评论，既指诗歌，也指散文。而《文心雕龙》中的风格评论，更主要的是指散文。刘勰提出的八种基本风格：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就是指散文风格而言。他是把散文归纳为八种基本风格，而不是指作家的创作个性。而且他对这八种基本风格的解释，有的侧重内容，有的侧重结构，有的侧重于文采，而不是指某一作家散文的整个风貌。在散文中运用形象性概念以评论作家风格，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后来的一些评论，就更带着诗歌风格论中形象性概念的特色。例如，姚鼐评归有光的散文风格是：“风韵疏淡。”吴德旋评归有光的散文风格是：“高淡”，评鲁宾之：“清而能瘦”；评汪尧峰：“少严峻遒拔”。他并且对“少严峻遒拔”作了一个形象的说明：“如游池沼江湖而不见壁岸。”
不仅在散文风格论中，而且在国画风格论中，同样常常存在着运用形象性概念评论画家艺术风格的现象，例如：
董其昌在《画旨》中论倪云林，称其“古淡天然。”
莫是龙在《画说》中论赵大年，是“秀润天成。”
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论汤贻汾山水：“骨韵苍逸”。论董棨：“意态繁缛而笔致清脱。”
清人张庚在《画征续录》中称邹一桂“清古冶艳。”
张庚《书画纪闻》称王昱，“于古浑中，时露秀润之致。”用形象性概念评画家的艺术风格，显然正是用以表述存在于一幅幅画中的共同的美的特征，表述一种美的类型。它也是传神的、富于美感联想的，而且含义同样缺乏明确的严格的规定性。
这种现象在书法风格论中同样存在。例如，《唐会要》卷三五载：
唐太宗尝于晋史王右军传后论曰：“钟书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献之虽有异风，殊俗新巧，疏瘦如凌冬之枯树，虽槎枿而无屈伸，拘束若严家之饿隶，惟羁羸而不放纵。萧子云无丈夫之气，行行如萦春蚓，步步如绾秋蛇。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姬于笔下，以兹布美，岂滥名耶。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 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雾结，尖若断而复连；凤翥龙蟠，势若曲而还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务力追，此有而已。”
书法本来是一门更接近于抽象的艺术，但对于书法风格的评论，想像和美感联想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思维过程与诗歌风格论是很相似的。
不仅风格论，而且在创作论中，也常常可以明显看到理论家们的丰富想像、美感联想、甚至创作灵感。不用说陆机和刘勰创作论中尽人皆知的著名例子，即使书法的创作论，也不乏想像飞驰、形象接踵而至的例子。试以唐人孙虔礼论书法创作为例：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这种现象告诉我们，我们的古代文艺理论家们在研究和论述文学艺术现象时，不仅有着理论家的分析、推理、判断，而且常常有着丰富的想像，美感联想，甚至创作灵感。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更适宜于把握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也更善于传神地把它揭示出来、表述出来。当然，我们古代的文艺理论批评有时也常常表现出缺乏科学的系统性和严密性，自有其弱点在。但它确实有自己的优良传统，有自己的特色。从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的遗产的实际出发，研究这些特点和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实事求是的加以总结，而不是用几个现代的概念去套它，这实在是一件艰巨的工作。
注释：
（1）《东坡七集·东坡集》卷三五。
（2）《东坡七集·东坡集》卷九。
（3）《贾浪仙长江集》卷二。
（4）转引自黄彻《{巩言}溪诗话》。
（5）《对床夜话》。
（6）《韵语阳秋》。
（7）《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19。
（8）《岁寒堂诗话》。
（9）《隐居诗话》。
（10）《诗人玉屑》卷十五引《六一诗话》，今本《六一诗话》未收入此条。
（11）《诗话总镜》。
（12）《诗品臆说》。
中国古代诗歌篇12
key words: cultural factor，image，classical chinese poem
1 引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词，这个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也是“东西方其他民族流连咀嚼、体味这个古老民族悠远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津梁” [1](p.1)。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是承载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载体。正确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传达意象中蕴涵的深刻文化意蕴，是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从文献上看，中国古代诗歌翻译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然而意象中的文化因素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本文拟从文化因素角度看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旨在揭示文化因素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中的体现。
2 关于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一个固有的概念，从古到今，有不少文艺理论家给出了关于诗歌意象的论述：
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司图空 《诗品·缜密》）
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深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日生思。（《唐音癸签》卷二引王昌龄语）
意象应生和，意象乘曰离。（何景明 《与李空同论诗书》）
所谓意象即是诗人内在之意诉之与外在之象，读者在根据这外在之象试图还原为诗人当时的内在之意。（《十二象》引余光中语）
意象是客观的生活场景和诗人的主观的思想感情相交融，通过审美的创造而以文字表现出来的艺术景象或境界。（《十二象》引李元洛语）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的主观感情。（袁行霈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意象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意”即诗人的主观感情，二是“象”即客观物象。诗人把他们的感情寄托在客观的物象上，通过描写客观的物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例如，“美女”这个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非仅仅是指美人。在《诗经邶风》中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的句子，这里的“美人”拓展为一个人心中怀慕的对象。在屈原的《离骚》中，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子，在这里，屈原把自己比喻成“美人”。所以《乐府诗集》指出：“美人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在这里，“美人”这个意象就有了明确的文学意象。
3 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文化历史关照
对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意象，如果脱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很难把握和体验其中的含义。例如“杨柳”这个意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柳树，但是在他们的语言中，“杨柳”没有意义上的牵连。而在汉语中，由于“柳”与“留”同音，从《诗经》开始就把“杨柳”作为惜别的特征。在《诗经下雅采薇》中，“昔我往也，杨柳依依”，这句话定下了离愁别绪的基调，以后就被历代文人所使用。在王维的《渭城曲》中，有“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千古绝句。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说“风吹柳花满店香”；杜甫《和裴迪送客》说“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在这些诗歌中，杨柳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植物，而是人们惜别的媒介物。在翻译中，如果把“杨柳”翻译渭 “willow”，这仅仅是做到了语言上的转换，只是在英语中找到了“杨柳”这个词的对应符号，而没有把深层次的文化意义翻译出来。所以钱穆说：“一考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而允贴，即足以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2](p.3)
4 实例中分析文化因素在意象翻译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是诗人的匠心与智慧的体现，是诗人凭着审美直觉或灵感在生活中得到的，它凝聚着被人们所默认的某些特定的内涵和情思，是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物态化，属于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系统的一部分。以下将通过实例来分析文化因素在中国古典诗词意象中的体现。
（1）a: 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
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
（王昌龄：《西宫秋怨》）
b: the lotus bloom feels shy beside the lady fair,
the breeze across the lake takes fragrance from her hair.
an autumn fun cannot conceal that she is bored.
in vain beneath the moon she’s waiting for her lord.
“秋扇”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义为，扇子到了秋天就没有用了。在这里比喻妇女因年老色衰而失宠。早在乐府诗中就有：“妾身似秋扇，君恩绝履纂。”在这个译文中将“秋扇”译为“autumn fun”就不能充分传达出诗中这一层文化意义。
(2) a: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
(杜牧：《金谷园》)
b: dusk comes, the east wind blows, and birds pipe forth a mournful sound;
petals, like nymphs, from balconies, comes tumbling to the ground. [3](p.4)
“坠楼人”指的是西晋富豪石崇的宠妾绿珠。据说绿珠有倾国倾城之貌。孙秀欲占为己有，就派人向石崇讨要，但是遭到石崇的拒绝。因此孙秀假传诏书来捉拿石崇，这时石崇正在楼上举行宴会。绿珠因石崇为自己获罪，说道：“当效死于君前”，然后纵身跳下楼台，香销玉损。在这里诗人用“坠楼人”暗示出美人与花一样，其结局都是悲惨的。译文中用“nymph”这个词来翻译“坠楼人”。而 “nymph” 指的是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同“绿珠”给读者的印象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原诗是一位美貌而忠心的宠妾，而译文却让人联想到像一位雅典娜一样的女神。
又如在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中“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张廷琛等译为：
how is it, when flowers fall,we meet again,amid these lovely southern scenes? [4](p.96)
在这里“落花”象征李龟年的遭遇，李龟年是颇受王公贵族所喜爱的歌手，然而几十年之后，他却颠沛流离，以卖唱为生。曾经的辉煌就像落花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再有。诗人在这里借别人的遭遇来感叹自己的景况。在译文中，没有传达出这一悲凉的色彩，却给人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的高兴。
(3) a: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温庭筠：《商山早行》)
b: journeyed forth with tender thoughts of home,
at break of day of travelers’ bells are heared.
behind the thatched inn, crowing cock and setting moon;
upon the planked bridge, footprints in the frost,
mountain paths strewn with oak leaves,
orange blossoms bright against the outpost walls,
remind me that i dreamt of du ling.
there, the wild ducks must be massing on the curving shores. [4](p.51)
这首诗是运用意象叠加的成功典范。“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山路”、“枳花”、“驿墙”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给读者描绘了一副远行图。游人住在茅店里，听到鸡声，便动身起床，在月色之下赶路。天气凉了，降霜了，游人走在桥上，脚印印在了霜上。山路上铺满了落叶，让游人涌起了一股乡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月”勾起人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李白在《静夜思》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在《水调歌头》中说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已经打上了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霜”这个意象带有悲凉的色彩，代表了秋天。在这个译文中，译者把这些意象直译了出来，像原文一样叠加在一起，创造出的意境就逊色了一些，这样诗中的文化意义就有所走失。
从上述这些实例来看，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这个融合了中国古代诗人主观感情的物象，在写入诗中的时候，就融入了诗人从生活中获取的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而这些意义随着历史的前进就成为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了民族的象征。在翻译意象的时候，就必须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的中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诗词中意象的含义，才能正确翻译出意象的深层意义。
5 结语
本文简单介绍了文化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翻译中的体现。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色彩纷呈，意义深远，是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意象，就必须注意到文化对意象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才能真正欣赏意象的含义，准确翻译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 参考文献：
[1] 汪涌毫．骆玉明，中国诗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中国古代诗歌篇13
在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歌教学，在教学内容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文学体裁，唐诗宋词元曲号称一代之文学；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对于中国人国学素养的熏陶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与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同，因而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课堂教学中需要探索新的教学思维模式。
一、 讲授中国古代诗歌要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结合。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不同。侧重于培养在戏剧、影视产业创作和生产具有相应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学生毕业后可承担戏剧影视作品的创意策划、文案与剧本写作等工作。课堂教学也要与这个目标紧密结合。虽然中国古代文学并不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只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对于培养学生的创作才能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特点是形式整齐，讲究声音的平仄变化，有韵律美。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在剧本的写作中写诗歌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对于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热爱，对创作的兴趣，对具体写作中提升剧本台词的意境美、声律美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如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剧本的语言充满诗歌的意境美、诗歌的节奏美和诗歌的韵律美。剧本中有许多抒情诗与民歌，用诗的语言来塑造人物，烘托气氛，充满艺术感染力。一些屈原的诗歌，如《橘颂》、《九歌》等被引用到剧本中，读起来引人入胜。其次，在写作剧本台词的时候也可以引用古人的诗句来刻画人物，既可以使剧本富有文学性，同时也为塑造人物的性格服务。诸如在描写剧中人物的相思之苦时可以引用《诗经·王风·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样的诗句，既增加了文彩美，也生动形象。再如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名句“碧云天，黄花地，”就是由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化用而来，使剧本意境更加优美伤感。虽然在现代社会，不要求学生写作古文，古诗，但是有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积累和陶冶，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也会偶尔写几句优美的诗句，为剧本增添一些亮色。当然所写诗句也不能是无来由的闲来之笔，要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情节的推动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否则就是多余的，不仅没有增加亮色，反而成了画蛇添足，这样写出来就没有意义了。
二、古代诗歌的课堂教学要以学生的根本利益为本，结合学生的长远利益。教师要发挥传授知识导引学生发挥创造性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开发潜能，吸收正能量，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为创作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学生的根本利益就是保有自己的尊严，发挥自己的潜能，积极主动的创造性学习。学生的长远利益就是成长为一个有知识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把教书育人的担子真正地放到肩上。这一点在任何一门课的课堂教学过程中都是重要的。大学生已经能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在课堂中不能把他们当成被灌输知识的机器。教师的任务就是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激发他们产生创造性学习的兴趣。促使他们深入地思考人生，思考社会。尤其对于戏剧影视专业的学生，这些尤为重要。让学生对所学内容，会读会写明白理解只是他们认知层面的学习，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进行创造性的学习。透过字词句的知识层面，去思考人生和社会，产生积极的情绪，对人生对社会形成正确的理解，进而指导他们的剧本创作。
基于此，在学习古代诗歌时，首先要使学生精神饱满，完成最基础的认知学习，如《蒹葭》这首诗，诗中字词句的含义则是必须要学习的知识。其次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的学习，让学生展开想象，把他头脑中想象的画面，用表演的形式展现出来，或用图画画出来。通过这种形体动作的展示，及图画上的表现，学生把自己的理解进一步丰富，在表达过程中他们会把诗歌的内容，诗歌的情绪体验与自己的内心意识联系起来，从而达到一种感情上的共鸣。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再让几个同学登台表演，分别扮演若远若近的佳人、追求者和蒹葭，在课堂上即兴表演，表演的要求是把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演绎出来，这样学生会对诗歌有更深刻的理解。然后，再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延伸性的讨论。如何正确面对爱情中的爱与不爱，幸福感与挫败感，甚至于爱情中的金钱观，还有当前社会的“小三”问题等等，这些都关乎每个学生的心理健康，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在讨论中使学生敞开心扉，接受正确的面对爱情的态度，从而使他们身心健康成长，这符合学生的长远利益。学生的成长，最终归结到一个人的个体的成长，没有比人的个体的健康成长更重要的，所以育人的重担无论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阶段都是重要的。而中国古代诗歌展现“人类心灵和灵魂，是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1〕有着古人多种多样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这些都可以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在课堂上要充分利用诗歌中的人文因素去教化学生，使他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能够鉴别美丑善恶，化知识为人生的动力，使自己身心健康发展。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为创作优秀的剧本打下思想基础。
三、结合戏剧影视专业的性质，在学习古代诗歌过程中着重训练学生就所学的内容进行表演性阐释，可以潜移默化地为他们的剧本创作提供帮助。
中国古代诗歌中几乎都有故事，有人物形象或者作者形象存在。把故事中的人物演出来比较难。这需要学生在表演时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深入的思考。戏剧影视专业学生的主干课是创作，而平时在课堂中经常进行这种训练，学生就会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能不能表演出来，自己笔下人物的性格是否写的准确鲜明等等，这对于他们的创作实践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训练同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增加对所学作品内容的理解，为日后写作剧本积累素材。如乐府诗《陌上桑》中使君调戏罗敷就很具有戏剧特色，历代都有诗歌歌咏，也有以这首诗为蓝本而创作的剧本。在教授这首诗的时候可以让几个学生扮演诗中的人物角色即兴表演，为了使人物性格鲜明可以不拘泥于诗中的原文，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这样学生就可以积极去思考运用什么样的台词，什么样的动作来把人物演的更生动传神，把故事演的更曲折有趣。久而久之这种训练就会成为习惯，这种思考也会成为习惯。对他们写作剧本，会有很大的益处。中国古代诗歌有自己独特的韵律美，而且在唐代之前基本都是可以唱的。学习古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去随意的唱一唱，表达出自己理解的诗歌的情绪。如《蒹葭》这首诗就曾经被现代人人谱曲演唱，让学生唱一唱，使学生提高了课堂学习的兴趣，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放松身心，提高学习效率。对于一首诗，每个人的理解演绎一定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因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提问的时候兼顾群体，而不是局限于个别学生，当然，总会遇到不愿意登台表演的学生，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教师的耐心引导。
四、教师在教授古代诗歌过程中要带着角色感进行表演性教学，做到寓教于乐。
这一点在戏剧影视专业的课堂上尤为重要。因为只有教师教学过程中带有角色感，才会带动学生进行表演性训练教学。如果教师不放松，学生更不可能放松下来登台表演。这是专业性质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一堂五十分钟的课堂怎样度过，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人的一生中可以说有很多的五十分钟，每一个五十分钟过去了就再不会重来。在这有限的五十分钟里，教师和学生的精神状态都是热情的，饱满的，大家都是身心愉悦的，既受到知识的陶冶，又增加了彼此的友情，又同时成为被关注的对象，那么这堂课就是快乐的。而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快乐地度过每一分钟，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所以寓教于乐很重要。这对教师提出高要求。教师是课堂的主导，教师只有带着角色感去进行表演性教学，才能激发学生的表演热情，使学生愿意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古代诗歌的课堂，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时代的距离，语言的障碍，古代的知识今天学起来总是会觉得难度较大，比较枯燥。面对这样的问题，教师首先应该热情洋溢，面带微笑，在教师热情的感召下，学生的热情也会被调动起来，从而使整个课堂都弥漫这种快乐的情绪。学生也更愿意放开自己情绪上的束缚，去更好地表达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其次，教师在讲授之时要带有角色感。把自己当成诗歌的作者，或者诗中的主人公。如讲解《孔雀东南飞》时，可以做出鸟飞的协作，讲到具体的情节时，可以运用动作表情来表现出焦仲卿，刘兰芝两个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当然也可以与学生同台表演。又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里面充满了平复叛乱的狂喜，教师在讲授时要能融入自己的喜悦情绪，甚至于做出胡乱收书，饮酒等动作。这样使知识更生动形象，更能刺激学生的表演欲望。做到这些需要从心理上换位思考，仿佛事情真的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才能感染学生，使学生热情洋溢。
五、古代诗歌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设置问题时要尽量把诗歌的学习与学生的创意创作相联系，启发学生把所学的诗歌转化为自己的创作素材。构思简单的戏剧片断，或构思长篇的电影剧本。
古代的诗歌虽然距离现代生活很远，但是却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的内容，如叙事诗，还有写人物的诗歌等都可以成为启发创作构思的契机。由于诗歌篇幅的简省，学生在创作上随意发挥的空间更广阔。如《陌上桑》中罗敷战胜使君对她的调戏，这样简单的诗歌片断，学生可以展开丰富的联想，构思不同的戏剧剧情。又如古代的许多咏史诗，其中所咏的历史事件都可以作为创作的素材，这些都需要学生展开想象去设计。也需要教师智慧的点拨。“创作动机的发生……常常有着潜隐的性质” 〔2〕，学生所学习的中国古代诗歌由于课堂的表演性训练，课堂的快乐学习，沉积在他们的意识中，某一天也许会产生创作的冲动，就一首诗创作一个剧本，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总之，戏剧影视专业的性质决定了教师在教授中国古代诗歌之时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而这些模式的成功实践最终要归结于教师对职业的热爱，对学生的热爱，只有内心充满爱，才能发出爱的感召力，学生也才能热情高涨，告别“忧戚、烦闷、感伤、孤寂”〔3〕 等负面情绪，愿意与教师互动，实现快乐的教学相长。
〔参 考 文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