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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首先,它的英文是“an issue”(常译为“议题”),而不是“a problem”(常译为“问题”)。其次,它由下列三个条件界定了它的基本性质:(1)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真实生活情境内发生并等待求解,越是基本的议题,越令人困惑且长久地挥之不去;(2)求解问题的路径不唯一且存在至少两条同等重要但相互冲突的路径;(3)在发生这一问题的情境内,受这一问题困扰的人们不断积累和寻求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传统。
据此,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应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不去的议题,当中国人试图求解这一议题时,立即陷入两难困境,因为存在着同等重要但有根本冲突的不同政治路线。为生存而不得不奋起求解这一议题的中国人的努力,于是沉积为关于基本问题的本土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这样的传统,主导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似乎仍在主导目前和未来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
目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许多困扰。这些困扰可依照下述三个维度[1—2]加以排列:(1)物质生活的维度;(2)社会生活的维度;(3)精神生活的维度。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物质生活的维度),或许那时多数中国人因此而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出现的“为富不仁”和“”,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社会生活的维度)。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精神生活的维度)。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从而成为一场总体危机。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正义”——在这一观念最原始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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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消费的基本涵义
体育消费是指人们用于体育活动的各种物质消耗的经济投人和观赏体育活动方面的消费支出。体育消费包括狭义的体育消费和广义的体育消费。狭义的体育消费是指那些直接从事体育活动的个人消费行为。广义体育消费包括一切与体育活动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行为，是作为社会一般消费中以个人及其家庭通过支出货币所得到的各种体育效用，即各种体育的(包括物质的、劳务的、精神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体育消费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消费的一个方面，它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前提下，所引发的适应更高层次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决择，是一种伴随对体育功能作用的主观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新型消费类型。体育消费在人们生活中的导人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消费之后，追求发展和享受等方面需要的个人及其家庭的消费行为，由此可见，体育消费的程度、水平、状况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
二、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
2.1文化因素
我国人民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从出生就开始接受周围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并逐渐建立起与这种文化相一致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它能决定一个人的消费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由于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不同，其价值、消费观也不尽相同。不同的体育教育程度、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体育价值观和消费观。体育文化的认识和欣赏水平与国民教育水准有着密切的关系。国民教育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公众对体育文化认识和欣赏水平较高。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4%左右，目前，每年有近百万学龄儿童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辍学，12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31.8700,这些无疑影响着他们对社会文化教育和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由此也会影响他们对体育的参与和消费。可以说，目前我国整体文化教育水平偏低是影响我国体育运动和体育消费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2经济因素
经济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或日常生活中个人及其家庭收支状况。我们这里所涉及的体育消费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个人以及家庭收入在体育消费中的实现程度我国居民对体育消费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家庭收人和闲暇时间两个因素。根据(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5160元(约合G30美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2090元(约合255美元)，而中等收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204。美元。萝仅管1999年通过调资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人普遍有所提高，但与中等收人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民收人仍处于很低的水平。根据恩格尔定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人中或总支出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越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人不断增加，收人中或家庭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将下降。”大量研究表明，只有当恩格尔系数达到G5写时，才开始出现娱乐性体育消费;当恩格尔系数达到50写以下时，这类消费可呈现稳定的持续性增长。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消费开支75%仍用于吃穿用等基本物质生活，占全国人口74%的农民还以手工艺的方式解决温饱，处于解决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低层次向小康型过渡生活需要的基点上，尽管目前我国实行了五天制工作时间，广大城市居民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但无宽裕的经济收入，因而，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较高的体育消费水平。
2.3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指社会阶层、群体环境、闲暇时间等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2.3.1社会阶层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阶层可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是高收入阶层，这个阶层占人口的1%-2%，他们的消费观念是追求名牌、高档次、高质量是他们消费观的主流。同样在体育消费上也表现出一种舍得花钱、讲究体育愉悦身心的作用，更注重体育消费的名牌效应、第二阶层是中等收入阶层.这个层次约占我国人口73%左右.这类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他们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其消费观念注重物美价廉，注重使用价值和效果。在体育消费上他们追求的是健康、长寿、文明、高雅，讲究科学锻炼，参与型体育消费是主流。第三阶层是低收入阶层。这个阶层一般是劳动阶层。这个阶层占我国人口73%左右，这类人的消费观念正处在“生存需要”为主体，并逐步向“发展需要”为主体过渡阶段，他们对体育消费虽有消费的强烈愿望，但无实现的经济能力，或者仅有较小一部分的消费能力。
2.3.2群体环境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群体环境是指在形成一个人的思想、态度和信仰时给他以影响的人群。人们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中，必然要与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关系，彼此相互影响。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有影响的所处的群体环境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对个人影响最大的相关群体，如家庭、亲朋好友和邻居;第二类个人所处的社会团体和工作单位;第三类个人所崇拜的体育明星。这些相关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体育消费行为必然对周围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模仿、循环反应、行为感染和认同等作用。
2.3.3闲暇时间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闲暇时间的多少与体育消费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工时制度的改革，我国城市居民的余暇时间明显增加，但实际用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不多，主要原因是:(1)由于家务劳动自动化程度差，用于料理家务.时间所占的比重较大;(2)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时间花的较多;(3)受上下班交通条件及社会化服务完善程度等因素的限制。目前，一方面工时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居民的余暇时间增加，另一方面人们还无法完全摆脱家庭事务等的困挠，这种矛盾同样制约着体育消费。:
三、结论与对策
3.1结论
综上分析表明，现阶段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其中，经济因素起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还谈不上拿出很多钱来进行体育消费，即使存在体育消费，也只有个别的或少部分人的消费。为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更新体育消费观念，提高体育消费水平。
3.2对策
3.2.1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国民经济收人，繁荣体育市场。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降低体育消费资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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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基本观点
(一)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的背景
1983年,美国心理学家麦考比(E.Maccoby)和马丁(J.Martin)以大量有关父母对儿童影响的研究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两个可能的观点:其一,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可能较小;其二,在同一家庭里父母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孩子。然而,许多发展心理学家都把目光集中在麦考比和马丁的第二个可能的观点上,第一种可能的观点却没有得到重视[2]。针对这种情况,1995年,美国心理学家哈里斯对麦考比和马丁提出的两个可能的观点进行考察,并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儿童的环境在哪里?――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首次提出了群体社会化理论,否定家庭环境影响的重要性;1998年,哈里斯又出版了《教养的假说》一书,批判和否定了教养的假说――父母对儿童的成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家庭环境是儿童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更为详尽地论述了群体社会化理论[3]。
(二)群体社会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1.父母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没有长期的影响
(1)儿童的社会化具有情境特殊性(context-specific)。哈里斯认为,传统的研究以“教养的假说”为基本假设,没有考察父母是否影响儿童就直接研究父母如何影响儿童,这在理论上有根本的缺陷[4]。而群体社会化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社会化具有情境特异性,即在一种情境下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会表现在另一种情境之中。具体地说,就是儿童在家庭内的习得行为与其在家庭外的习得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儿童长大成人后,家庭外的行为系统逐渐取代、超越家庭内行为系统,最终成为其人格的后天习得部分。所以,父母对儿童没有长期影响,家庭外环境才是儿童社会化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2)进化论的观点。哈里斯还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了儿童为什么易于丢弃人生头几年所学的东西,倾向于喜欢家庭外的情境超过家庭内的情境。第一,家庭环境极有可能不是儿童度过将来时光的场所,为了生存和发展,儿童必须学会如何在家庭外成功地行事,他们必须脱离家庭形成联盟。第二,由于基因的影响,儿童与其父母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如果随着环境影响的扩大,这些相似性再增加就会使儿童非常像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家庭就缺乏充足的变异,这样就会使得生态学上家庭个体成员的数目和变化减少,降低至少一个孩子可以存活的可能性。这是人类作为物种进化和生存所必须避免的。
2.同伴群体是影响儿童人格发展的主要因素
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对儿童人格产生重要影响的环境是儿童的同伴群体。
(1)同伴群体内的同化与分化。家庭之外的社会化就发生在同伴群体之中。在同一群体中,并存着同化和异化两种现象,共同影响着儿童人格的发展。当群体确认明显时,群体内同化与群体间对比最易产生,群体确认在其他群体存在时变得很突出。群体认同多数成员认同的规则,一旦某个成员不遵守这种群体规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制裁,直到改正为止。这种因同伴群体的强制作用而产生的行为一致性对人格的发展有长期的影响。此外,除了这种同伴压力迫使儿童遵守规则,儿童出于群体确认参与群体的愿望也十分强烈。正是这些同化现象使得同一群体的儿童逐渐相似。当只有一个群体存在时,群体自身的特性并不突出,群体成员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非相似的成员,这时则易发生分化。由于分化的作用,同伴群体的成员在另一方面则更不相同。在每个群体中,儿童个体由于统治力量和人缘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等级地位,这种群体内等级地位的高低会对儿童人格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不受欢迎的孩子通常自尊心很低,这种感觉会持续一生。与此同时,同一群体中的儿童通过社会比较,能提供关于自己优势或弱势的信息,从而明确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种社会比较,加大了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作了预测,影响到儿童的人格发展。
(2)文化通过群体过程传递。儿童的社会化主要通过文化的传递机制进行。根据群体社会化理论,第一,父母并不直接将文化传递给儿童,文化从父母同伴群体传递给儿童同伴群体。第二,只有在被大部分群体成员分享并支持的情况下,儿童在家中习得的行为才被传递到群体,来自于非典型家庭的儿童不会把家中的行为传递到同伴群体中。第三,通过选择和拒绝化的不同方面以及自己的创造,儿童的同伴群体创造自己的文化[5]。因此,对儿童个体来说,文化的传递要通过儿童同伴群体的过滤。
总之,群体社会化理论认为,同伴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因素。
3.成对关系对人格发展有没有长期影响
哈里斯认为,成对关系和群体关系受两个不同心理模型影响。因为这两个关系形成时间不同――成对关系的能力自出生就有了,对群体的认同则晚得多;它们会引发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情感――成对关系对个体而言只会产生一些强烈的感情,只会引起行为的短暂变化。真正对儿童的人格发展有长远影响的是同伴群体关系。
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些研究情况
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可以说是对传统的观点――“家庭是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环境”的挑战,在国外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而哈里斯提出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认为成对关系对人格发展没有长期影响,这里是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看成了成对关系。因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如全家一起去一个陌生地旅游时)可能把家庭看成一个群体,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家庭不是一个群体。而在我国家庭成员的关系比西方国家家庭成员的关系要密切很多。在家庭教育中,西方人较早地鼓励孩子独立,到18岁成人后,父母基本上和子女断绝了经济联系,子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生活。而我国的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几乎伴随一生,不仅一直关心子女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而且会关心孙子孙女的生活及前途。哈里斯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在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和印度文化下强调家庭群体或社会群体的重要性,而不强调个人的重要性[2]。可见,在我国文化背景下,是把家庭看成一个群体的。那么在把家庭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家庭对人格是否有长期的影响呢?由此本文考察了一些我国有关家庭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
2000年,刘金花等人通过对上海市五所高校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与家庭生长环境的关系[6]。其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了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成长有重要影响。2005年,李慧民、许波等人抽样调查河南省高校1100名在校大学生,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EPQ-RSC)和自拟学生家庭基本情况问卷进行测评,探讨了家庭经济收入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人格的影响[9]。其研究结论是,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有着重要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只是一个方面,父母文化程度尤其是母亲文化程度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2008年,郭俊伟、杨德兰等人采用问卷法对60名暴力罪犯人员和60名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对照研究[8]。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的家庭环境及父母教养方式失当可能是造成犯罪青少年人格偏差的重要因素。2009年,傅一笑、蒙华庆等人采用横断面设计进行双生子研究,探索了遗传和家庭环境对儿童个性的影响[7]。研究结果提示儿童个性主要受遗传因素决定,但家庭环境中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父亲的养育方式、健康的家庭功能等对儿童个性的形成也可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年,肖三蓉和徐光兴通过用家庭环境量表和中国人人格量表对855名青少年学生进行测试[10]。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人格特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家庭亲密度和组织性是影响男孩人格特质的重要家庭环境因素,而家庭道德宗教观是影响女孩人格特质的重要家庭环境因素。
上述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家庭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可见,基于我国的研究,家庭对儿童、青少年及大学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把家庭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家庭对个体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三、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从我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家庭对个体影响的重要性,那是不是说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就没有价值呢,或者说可以忽视同伴群体的重要性呢?
为了考察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和同伴群体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1998年,国内学者陈会昌等进行了研究,发现从初一到高二,随着年级的升高,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从接受父母权威影响定向到接受同伴群体影响定向的转变趋势。由成人担任主试和同龄人担任主试对中学生的判断力有一定影响[11]。这个结论部分证实了哈里斯群体社会化的理论。2000年,我国学者廖红、陈会昌采用情境故事判断、社会关系网络问卷和访谈法对495名中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对32名中学生进行了群体访谈[12]。研究结果表明:(1)在“告发同伴错误行为”、同伴中流行的“暗语”、穿同伴中流行服装和听同伴中流行的音乐四个情境中,从初一到高二的青少年学生存在着从接受父母影响向接受同伴群体影响的转变趋势。各情境中,从初二到高一年级是从接受父母影响向接受同伴影响的一个敏感的转变时期。(2)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学生对如何处理社会关系的判断表现出一种水平的演进,起先是在服从权威的水平上,然后逐渐向回避不良后果水平转变,第三种水平表现为工具性地处理社会关系,最后达到协调社会关系的水平。(3)同伴交往较多的青少年,大多表现出外倾、人缘好、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等积极的个性特征,表明同伴交往与青少年学生的个性发展有重要的相互影响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但这并不能说明家庭对个体没有影响或是家庭对个体的影响很小,这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群体社会化理论虽然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结论,但哈里斯本人并没有运用该理论进行过实证性的研究,其他西方研究者也没有对该理论进行过验证。因此,这个理论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群体社会化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和研究应采取谨慎的态度,也有待更多的研究去论证。当然该理论的提出也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它为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拓展了社会性研究的范围,也让我们注意到同伴群体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因此,我们在重视家庭对个体影响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同伴群体对个体的影响,这样才有助于儿童的人格发展和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陈会昌,叶子.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述评[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7,17,(4):48-52.
[2]J.R.Harris.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J].Psychological Review,1995,102,(3):458-489.
[3]徐湘荷.儿童犯错,谁之过?――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理论述评[J].上海教育科研,2004,6:4-6.
[4]李萌,周宗奎.儿童发展研究中的群体社会化之争[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9,(3):42-46.
[5]徐轶丽,桑标.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新认识――哈里斯(J.R.Harris)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及其评价[J].当代青年研究,2003,3:13-19.
[6]刘金花.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特征与家庭环境关系的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2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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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俊伟,杨德兰,杨艳等.青年暴力罪犯人格与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J].重庆医科大学学报,2008,33,(3):349-351.
[9]李慧民,许波.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的影响[J].中国临床康复,2005.9,(4):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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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守则是指一套指导专业人员从事专业活动的道德指引，通常是由专业共同体（如专业协会）来制定的，并要求该专业的所有人员遵照执行，它是一种专业范围内的价值观、道德、法律上的约束。如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主要是由社会工作者协会制定的，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活动中应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
要加快社会工作专业的职业化进程，对职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势在必行。加强职业道德的建设应以该专业自身的特点以及该职业的特殊性的考察为基础，围绕专业价值观的建构和职业伦理守则制定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伦理守则必须与价值观协调一致。目前，国际社会工作界把社会工作价值观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服务大众、践行社会公正、强调服务对象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注重服务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待人真诚和守信、注重能力培养和再学习。而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中体现的伦理责任，如保密性、隐私、服务对象自决、对机构的忠诚等，无一不是对价值观的诠释。
（二）伦理守则的功能
任何一个职业在其职业化过程中都面临着职业道德建设的任务，伦理守则作为价值观的书面条文体现，其所表达的职业义务、职业责任以及职业行为的道德准则对工作者以及专业本身的影响颇深。伦理守则既是进行职业区分的首要标志，也是衡量职业行为的首要标准，更是衡量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的重要依据。
二、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守则的特点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守则》（以下简称“守则”）主要包括总则、职业道德、专业修养、工作规范四个部分，作为中国第一部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具有以下特点：
（一）涵盖了社会工作者需要处理的多方面的伦理关系
从具体内容来看，守则基本涵盖了社工作者对待服务对象的伦理责任、对待同事的伦理责任、对待服务机构的伦理责任、对待专业的伦理责任、对待社会的伦理责任等方面的要求，涵盖面较广。
（二）体现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
价值观方面，守则既体现了尊重、理解等社会工作共同理念，也突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中国社会工作理念的独特方面。
（三）既体现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要求，又体现了中国的政治特色
伦理标准方面，守则既有“努力实现专业化，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技能”等专业上的要求，又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向群众学习、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要求。
三、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守则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社会工作事业不断发展，但由于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的独特性和局限性，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守则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未能充分体现社会工作核心价值
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的灵魂，守则是灵魂的体现方式，因此，守则应该体现出具体的核心价值。社会工作价值观来源于各种社会思潮和实践，要符合特定社会的价值观念与习俗规范。由于中国社会工作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严格意义上是一种舶来品，需要对价值观念进一步的整合与发展，所以现阶段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厘清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在完善守则时充分考虑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在守则的相关条文中指出了社会工作者应有的职业道德和专业修养，比如清正廉洁，不；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等。同时也提到了“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为专业献身的精神”这一理念，虽然其体现了对专业价值观的关注，但未明确提出社会工作价值体系，我国社会工作核心价值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探讨。
（二）内容过于笼统，不利于实践操作
守则是社会工作者实践的重要依据，是指引社会工作者服务他人的行为规范。分析《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可以看出：其从各方面都较为详细地阐述了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如何规范自己的伦理观念，对社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都有明确的指引，可操作性强，同时涉及个案服务、小组活动的伦理守则。相比较，守则的伦理标准则显得过于单薄。如在“职业道德”部分中第五条提到“树立正确的服务的目标，以关怀的态度，为工作对象困难问题的预防和解决，以及其福利要求提供有效的服务”，那么，什么样的目标才是正确的目标？如何面对解决问题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伦理困境、结案时出现的情绪反应等，这些都是需要具体说明而没有明确的条文。我国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中很多条文都是原则性甚至口号性的表述，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三）专业法律责任体现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监管
我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中涉及的多是道德层面，缺乏从法律责任规范方面来约束和引导社会工作者，难以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形成有效的监管。伦理守则应兼顾伦理道德和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伦理守则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从情感价值观和客观理性方面指引社会工作者的行为活动。发达国家在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中基本都有对社会工作者的法律约束条例。如美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在涉及隐私保密方面，除了道德约束外，明确指出社会工作者所应遵守的法律责任，守则“1.07隐私与保密”多处提到了有关法律约束方面的条文，如1.07（b）中提到“社会工作者若要公开这些保密的信息，必须经过案主确切的同意，或是经过合法授权的案主人同意”，1.07（j）中提到“在诉讼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仍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护案主的机密”。同时，美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明确指出了社会工作者违反守则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如守则中提到“违反本守则的标准并不自动表示应承担法律责任或违法，只有经过法律与司法诉讼程序才能判定”。我国应借鉴美国在明确责权方面的条文，只有明确专业关系中的法律责任，才能有效解决执行问题，操作的效果才能更加明显。
四、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守则的完善与发展
根据上述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守则存在问题的分析，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守则需要完善的方面还有很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尽早明确中国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
社会工作专业的使命立足于一整套核心价值。这些贯穿于社会工作专业历史、为社会工作者所信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工作独特的目标与发展实现的基础。明确的社会工作核心价值有助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活动，对社会工作者解决在助人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境也有很大的帮助。明确我国社会工作核心价值可以从社会工作专业的核心价值和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进行综合考虑。
社会主义是我国各行业应共同遵守的制度价值。社会工作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与理念相吻合。因此，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应该作为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的基本价值。如此一来，既能够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也能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此外，在遵守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地践行国际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
（二）细化伦理守则的内容
由于中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内容过于笼统，导致社会工作者在服务受助者时没有具体的条文可依，只有建立一个系统的、明晰的伦理守则，才能使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有据可依。
化伦理守则的内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对待案主的伦理责任方面，对案主的承诺、案主自决、案主的知情同意、性关系、服务的付费、服务的终止等方面需要有明确的规定。同时，涉及利益冲突、隐私与保密方面也要进行详细的阐述。
2.对待同事的伦理责任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述：对同事的尊重、向同事咨询、学科间的合作、转介服务、同事能力不足时应如何做等。
3.对待机构的伦理责任方面，首先，个人要有督导和咨询的能力以及在为他人提供督导和咨询时应注意哪些内容，这些方面都需要有明确的说明；其次，在对雇主的承诺、劳资争议等方面的内容也需要完善。
4.对待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的伦理责任方面，社会工作者个人的能力、个人问题对工作的影响、社会工作者个人措辞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进行制定和补充。
5.对待社会工作专业的伦理责任方面，需要对专业的使命和承诺进行概述，在评估和研究方面要进行具体的阐述，如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评估和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等。
6.对待社会的伦理责任方面，对促进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的目标进行具体化，如增强社会福利、促进公共参与、应对公共紧急事件以及社会工作者在参与社会和政治行动时所应注意的问题等都需要加以解释。
（三）明确责权，加强监管机制
中国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涉及的多是道德方面的约束，没有明确法律责任。伦理守则没有法律的约束会存在许多漏洞，比如，社会工作者在没有经过服务对象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泄露服务对象的秘密，损害了服务对象的权益。此时，若伦理守则中没有对这一行为进行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就不利于实现社会工作中“维护受助者权利”这一基本目标。在制定相关责权条例的时候可以寻求政府法律部门的帮助，只有社会工作界和法律部门协同努力，才能确保伦理守则的严谨性。这样既不失对社会工作者道德方面的约束，又可以对其职业行为进行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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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群众参保意识不明确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某些部门领导与企业负责人对社会保险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有待加强。当前，某些部门领导与企业负责人对待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缺乏足够全面的认识，也就使得其在地税机关依靠征收保险费用过程中出现不配合的情况，多是应付或者推诿态度对待地税机关工作人员。对推选参保对象与宣传发动工作不落实到位，直接会影响干部职工参保的主动性，影响缴费的积极性，造成拖欠社保费的情况出现。更有甚者为了自身企业利益，直接剥夺雇佣员工参保的正当权益。除此之外，因受经济大环境影响，某些企业反映经营不稳定，认为没有资金确保长期缴费能力，所以对此存在顾虑，从而缴费积极性较低。当然，群众自身的参保意识更是有待加强，尤其是那些下岗待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的参保意识更是薄弱。因这类群体中的多数属于弱势群体，个人收入较低，所以造成其更重视眼前利益，不愿参保。
（二）责任界限不明确
责任界限不明确是造成社会保险费用征收工作难度增大重要因素。我国现行社会保险费用管理制度对保费征收工作存在不利之处。就实际生活中，时常会遇到社会保险缴费人员对劳动部门核定的险种与数额持有异议的现象。而劳动部门自身因受到人力与精力的影响，在核对当期需要缴纳费用数量时存在和缴纳单位缺乏沟通的情况，导致实际核对过程中通常凭借手头历史资料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对缴费人当期应缴数额进行核定的情况。并且，核定应缴纳保险费用额度也因劳动部门单方面认定数字，使得缴费单位无从得知，事后也未完全认可。只是地税部门尤其是基层地税部门需要依据劳动部门核定的数额进行催报催缴，可见其难度系数之大。
（三）政策强制性不足
依照现行相关规定，企业须在规定期限缴足金额，否则进行公告披露。部分企业通常会以效益不好或者是周转经费紧张为由，将已计提应缴保费截留下来长期拖欠，任意挪用。更有甚者只缴纳少数人的社会保险费用。这也是由于我国关于社会保险征收政策不够强制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社保提取依据不实的问题。
二、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提升社会保险征收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当今时代属于互联网时代，因此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应该充分发挥出网络资源的巨大优势。不断提高健全社保工作的流程体制，科学合理制定社保费档案管理制度，以及信息传递与绩效考核等相关规范。高效拓展征管软件对信息支持功能，加强社保费用征收软件和各大银行之间的信息连通，如此也就方便了实时查询数据，或者同步传输数据，逐渐以电子数据运行取缔手工操作方式。
（二）通过干部培训增强服务质量
工作人员素质直接影响着服务质量水平，因此可以根据社会保险费用征管工作具体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涉费模块应用培训。从而促使一线管理人员熟知政策与办事流程、注意事项等。经过网络平台拓宽和缴费人适当的交流沟通，引进现代化科技手段，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尽力实施多元化申报缴费模式，将文明热情、规范操作贯彻社会保险费整个申报缴费环节，让缴费人感受优质服务。
（三）扩大政策宣传，获取企业配合
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全面展开政策宣传活动，主动和地区政府相关部门等进行沟通联系，最大限度取得企业支持与配合。从而逐渐形成政府支持、部门配合以及参保人员理解的良好局面。同时还需深入企业，真实了解企业困难与意见，为其排忧解难，最大限度让参保人员与企业得到真正实惠，从而配合支持缴费工作。
（四）增强部门配合
地税部门需要增强和财政、劳动保障等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创建社保费征缴例会制度体系，然后和人社局、银行等有关部门创建并完善信息交流反馈制度。同时定期深入企业，研究与分析企业内部存在的问题，积累征管经验，有效协调工作关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良好局面。从而促使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社保征收规模也逐渐扩大。并且还需增强费源管理与日常申报管理，以此规范日常管理行为，并合理管理缴费企业参保信息资料与票据。
三、结语
想要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增强企业征缴率、申报率。除了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取得企业配合，提高部门配合力度，优化网络建设等措施，还需要通过紧抓干部培训途径提升工作服务质量。以此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社会保险费用征收中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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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与行政体制的含义
行政：所谓政府行政就是指政府部门组织为了实现公共的利益和目标，以公共权利和法律为基础，对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内部自身事务进行的管理和活动的服务活动。
行政体制：行政体制又称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统内部中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从国家的层面看，是指行政机关与立法、司法机关的权力的划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狭义行政体制的内容包括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四个方面。本文是指狭义的行政体制。
（二）文化与文化体制的含义
文化：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在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步掌握的能改善人类生活的知识、能力、习惯的总称。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这里是指狭义的文化。
文化体制：所谓文化体制，是指文化领域内各种文化组织所赖以设立及运转的具有特定内在逻辑关系的制度体系，包括文化政策法规系统和文化组织系统两大部分，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党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结构化表现形式，是执政党意志在文化领域的体现。
二、新时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历程
按改革进行的时间特特征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时间很相近，改革的内容相关性也很大。说明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的关系
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同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决定行政体制。从以上行政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历程来看，两者的改革相生相伴，具有密切的联系。
（一）行政体制改革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迁，行政体制改革始终在不间断的进行，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之中。文化体制与行政体制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悄然生长。伴随着行政体制的变革，文化体制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
不同的行政体制运行下产生迥然不同的行政文化。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迎请荷兰执政者威廉与玛利亚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先后制订并颁布了《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确立君主立体。英国没有成文的完整的宪法文件，因此为了巩固新生的制度和保障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有限王权和自由平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文化体制改革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当一国需要发展的时候，不仅需要“硬件”的支撑还要“软件”的指导，文化是不可或缺的“软件”，而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正海能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指导思想。
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内因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外因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样，在政府的行政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影响因素――行政环境。简单的说，行政环境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作用或影响行政管理主体及其活动过程、活动方式的外部要素总合。这些要素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也有社会的、自然的；还有国际的、国内的。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行政管理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
（三）行政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矛盾论认为：同一事物的两个矛盾同时产生，并相互消长，随着矛盾的消长，事物也随之不断变化。行政体制进行变革的时候会带动落后文化理念、价值观的变革，当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先进的思想理念时，行政体制中的职能定位、权力配置、运行规则和法律保障等也要跟上潮流，进行相应的调整或变革。可以说文化体制的变革促使行政体制的转变，而行政体制转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化体制。因此，可以认为行政文化的革新与行政体制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分割，相互促进，又彼此消长，不断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向前发展，不断加速人类社会向文明迈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蔡涓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86-87.
[2]邓凡.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加强行政文化建设[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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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医肿瘤学是中医药宝库的重要临床分支，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就有“瘤”的病名，宋元以后就有癌（岩）瘤的论治记载。中医学的整体医学观念在对肿瘤的认识与治疗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与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中医认为，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正邪相争的过程，运用扶正培本治疗肿瘤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它用扶助正气、培植本元的方法来调节人体阴阳气血和脏腑经络的生理功能，提高人体抗病能力，增强免疫功能。中药及其有效成分以其药源广泛、价格低廉、应用历史悠久等优点，正在成为抗肿瘤药物研究的热点。运用现代药物作用机理，研究与解释中药抗肿瘤作用及从中药中提取或半合成药物活性成分，将引导我国中药抗肿瘤领域的发展。
近年来，在我国广大中医药业内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下，中医药正在不断改变着以往肿瘤治疗中传统中医药只能处于辅助地位的状况。
步长集团历来高度重视科研和产品开发，每年将10%的销售收入用于科研和产品开发，坚持走自主研发道路。目前，步长集团拥有独家知识产权产品已达50多种。步长集团坚持“诚信为本，稳健经营”，注重产品质量，提出“疗效才是硬道理”，严格按照国家GAP、GMP标准规范种植、生产，严把质量关，为企业赢得了广泛赞誉。
得力生注射剂是步长集团北京正邦制药生产的产品，是将红参、黄芪、斑蝥、蟾酥四味中药，运用现代药物生产工艺加工制成的复方纯中药肿瘤治疗药，是我国第一个获得中药二类新药证书的复方抗癌中药注射剂。其基础与临床研究证明，得力生注射剂组方合理，用药精湛，药物主要活性成分作用机理明晰，组方具有“扶正培本、攻毒祛邪”的作用。 该制剂遵循中医“扶正祛邪”理论，是中医抗癌思想的最好诠释，具有多机制、多靶点、综合效应的抗肿瘤特点和优势。得力生注射剂单独或联合化疗等方案在提高肿瘤客观疗效、提高卡氏评分、延缓化疗导致的骨髓抑制、恢复免疫功能等方面均有明显疗效。特别是在调节患者免疫功能、增强患者体质、减轻化疗不良反应、提高化疗通过率等方面，展示出特有的优势和临床应用前景。
步长集团着眼于不断提升中药注射剂的科技含量，于2009年3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康乃尔大学医学院开展合作，从得力生抑制肿瘤细胞生长、促进肿瘤细胞分化、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方面进行研究。力图通过美国FDA规范化实验，验证得力生在抑制肿瘤细胞增殖方面的有效性，并重点说明得力生的作用机制；得力生也是第一个在美国进行试验的中国中药注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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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者的理论观点
1.1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随着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形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如社会风险的增加、城市人口贫困化等诸多社会问题，因此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俾斯麦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发展的目的，讨好工人阶级，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制定社会保险政策，开创以社会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此缓解社会矛盾。
1.2 简·亚当斯（Jane Addams）与美国城市社区改良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大量贫困移民聚居的城市贫民区问题困扰着美国人民，面对这一城市难题，简·亚当斯发起的社区改良运动独树一帜。在亚当斯看来， 自下而上的社区改良运动的目的是帮助解决大城市的社会和工业问题以及减轻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2、两者的区别
第一，两者的研究动机不同。俾斯麦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推行社会保险制度，从统治者的动机来看是对工人阶级的让步，在客观上达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而社区改良运动从动机出发就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慈善运动的一种超越。相对于以高高在上地姿态对移民施加怜悯，社区改良者更倾向于长期生活在贫民区中，将穷人视作邻居，将社区改良运动提高到了社会改革的高度，赋予其以新的时代的内涵。
第二，两者研究的视角不同。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资产阶级为维护政治统治需要所采取的，它意味着国家开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它对以后的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亚当斯则以政策的倡导者身份自下而上的鼓动宣传政府保护下层人民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简·亚当斯还注重开展社区调查，这就一方面宣传倡导美国人对于贫民区的极大关注，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政府实行进步的社会立法，从根本上改善贫民区居民的生活处境。
3、两者的共通点
奥托·冯·俾斯麦与简·亚当斯的社会工作都是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探索，这些共性也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
首先，两者都是从宏观社会工作层面阐述其观点的。俾斯麦时代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是德国政府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做出的理性的反应。国家通过社会立法推行社会保险政策，防止了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随意性，确保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性和畅通性，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亚当斯也认为，社会和经济原因才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她深信，“没有整体的提高和进步，个人也不可能实现他在道德以及物质方面的持久的进步。”亚当斯致力于构建较高层次的社区和社会生活中心，“赫尔之家”的志愿者们认识到，局部问题的解决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只有将不合理的制度加以改革，赋予社会中所有人以平等的权利，才是实现对人的权益的最高尊重。“赫尔之家”的工作重点从微观的救助行动转向对宏观政治制度的变革，进而解决社会问题。
其次，两者都致力于为解决社会问题做贡献。俾斯麦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境地，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有利于社会整合。简·亚当斯的社区改良思想是在社区改良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赫尔之家”最初创办的目的是要帮助社会底层的大众解决实际问题。随着亚当斯改良思想的不断完善，她一直都致力于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以及公民福利，促使社会进步。
4.对中国社会工作的现实意义
政府对于社会政策的制定可以为社会行动的实施提供方向和指引，是社会行动的基础和框架，而社会行动是社会政策必不可少的执行环节和组成部分，并且促进社会政策的完善。两者结合，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促进社会的整合，推动社会进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政府有责任建立和完相关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无论是俾斯麦自上而下的社会保障发展模式还是亚当斯自下而上的社区改良运动，都为中国探索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及实践提供了参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唐庆，《论俾斯麦时代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创建》，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
[2]唐志明，《论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3]厉光通，《论简·亚当斯的社区改良思想及实践》：[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浙江师范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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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传播和流传从来不是直线和等量的，无论是外国文学在本国的流传还是本国文学在外国的流传，完全符合原作精神是不可能的，总会出现一些变异，接受者必然会对放送者的作品有所选择、吸收和排斥。这是比较文学理论中的常识。
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国内，提到易卜生的作品，首先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肯定是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社会支柱》可谓人尽皆知。但其早期和晚期剧作并不像中期剧作影响那么大。
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时期，他的社会问题剧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启蒙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相契合，很快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易卜生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始于1922年，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介绍了《娜拉》、《国民之敌》、《小艾友夫》三部作品，前两者均为社会问题剧，《小艾友夫》属于象征剧。与此同时，《野鸭》、《海上夫人》等后期剧作虽也被翻译到中国，但受关注程度不高。直到1980年代，易卜生早期最核心的戏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才公开上演，但影响远不及他的社会问题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易卜生的历史剧、思想剧、心理与象征剧的重要性日益彰显。20世纪2030年代那个充满内忧外患、思想剧变的时代已然远去，人们逐渐把眼光投向探索人性弱点，表现生命过程内在矛盾的剧作，从而使过去单一的接受视角得以改 变。然而，时至今日，相较于社会问题剧而言，易卜生其他类型的戏剧在中国的传播仍显不足，更不用说学术研究了。
因此，邹建军先生主编的《易卜生诗剧研究》意义非凡。邹建军先生认为对易卜生整个文学创作来说，无论是早期的诗剧还是后期的象征剧，都比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重要得多。（《序二》5）这一评论是具有前瞻性的。国外文学在某一国的流传，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在接受异国文学时，往往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需要，采取不同的姿态，吸收不同的成分。这种选择性的拿来，很容易导致传播上的错位。前文已经提及中国社会变迁对易卜生接受的影响，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倾向的变化与文学接受的关系。
很长一段时期，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更多地是在工具论的层面而不是在本体论的层面。学者更关注异国文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阶级冲突等内容，而常常忽略掉了具有作家个人特色的思想和情感，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过滤。例如：西方学者更关注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感情、道德的自我完善，而中国学者则更关注作品中所反映的俄国的司法腐败、阶级压迫。反映在易卜生这里，则是学者更多地关注他的社会问题剧，而忽视了对他其他时期剧作的研究。新时期以来，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中国学者观照文学的视角出现了多元化特点。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文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而更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显然，易卜生诗剧和象征剧蕴含了更多文学本体的因素，因此，今天它更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青睐。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易卜生诗剧研究》一书不因袭旧路，有意回避流俗，展现出了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该书收录的论文研究目标集中于易卜生早期剧作，这与过去的易卜生研究截然不同。整部论文集为我们展现出一个完整、动态、现代的易卜生：①该书有利于修正易卜生在中国的传播错位，让更多人关注易卜生的前后期戏剧创作，从而为我们还原一个完整的易卜生。比起简单地把易卜生视作现实主义作家，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突破意义。②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易卜生中期的社会问题剧都不是突然产生、戛然而止的，它有其思想渊源并产生后续影响。因此，研究易卜生早、晚期戏剧，把早、中、晚期的易卜生剧作衔接起来，有利于了解其思想的动态变化，也能够加深对其中期戏剧的理解。③作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只能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而其作为现代戏剧之父的身份则得不到体现。易卜生诗剧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思想剧、象征剧中。着重研究这些戏剧类型，发掘其剧作的现代性，从而给现代戏剧之父以应有之义。正如邹建军所言，易卜生早期的10部诗剧现在看来真是经过时间检验而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与后期象征剧和中期社会问题剧中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优势与特点还更加鲜明。更为重要的是，易卜生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里面的一些作品，往往都来自于早期诗剧，或者说与早期诗剧存在密切关系；如果不读其早期诗剧，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其中期社会问题剧与后期象征剧因此，我认为易卜生早期的诗剧，在其整个文学创作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应该特别引起关注与重点开掘。（《序二》5）这段话宏观且动态地把握了易卜生戏剧体系的全貌。这种思想贯串于整部论文集中。如王芳实在《论弗瑞亚与凯蒂琳的三层关系》中引用卢卡契之言《凯蒂琳》已包括剧作家最后一部作品的所有问题，把该作放置于整个戏剧体系中来研究；《〈诺尔玛，或政治家的爱情〉的三重隐喻》（杜雪琴）一文认为在其早期诗剧中，往往也存在着强大包容性和多义的阐释空间，易卜生从此剧始逐渐走向一条未来的象征艺术之路。
二、前沿理论与多元视角
英国学者朱利安沃尔弗雷泽（以下简称朱利安）在《21世纪批评述介》中将空间与场所作为21世纪文学批评的一种趋势。最近25年中，兴起了多学科的关于空间、地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涉及广泛、形式多样的研究领域。它认为我们对自己居住场所的性质进行批评干预的同时，居住场所反过来也决定了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批评家们以各自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出：空间自身是如何既作为一种产品（经过不同的社会过程和人类干预所产生的），又作为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影响、指引、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活动和路线的潜能）而存在的。
文学地理学为文学系统多层结构分析提供了研究方法与路径。朱利安指出空间和地理批评是诸多批评导向之一，但并没有明确描述方法论、步骤和思想谱系。邹建军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批评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指引。他曾在《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文中指出文学地理批评的领域（《文学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一国自然山水对作家文学构成和演变的影响，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及其意义等方面在易卜生早期戏剧的研究中可以得到灵活运用。在《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这一批评方法的创造性实践。论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从地理与空间批评的视阈研究易卜生诗剧的。
王晓燕和胡红梅的论文虽同认为《凯蒂琳》展示了自然、地狱、天堂三重地理空间，但王晓燕指出它们在凯蒂琳犯错、受罚与赎罪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暗示命运发展脉络的作用；而胡红梅则认为三重地理空间展示的是一幅人类从原罪到炼狱到救赎的宗教仪式画面，各有旨归。高丹的论文《论培尔金特中的三重地理空间建构》将剧中空间分为真实地理空间恋恋故园、虚拟意象空间山妖王国与索尔维格森林、现实与虚幻的空间中年旅行足迹，真实的地理空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凸显了培尔金特的性格；虚拟空间是易卜生内在精神的外化和分离，而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空间则代表了培尔金特梦游式的旅途，不同地理环境对培尔金特不同人生阶段的性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试析〈海尔格伦的海盗〉男女主人公性格中的地理因素》通过分析北欧及挪威峡湾的地理环境，指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与其生长和生存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文学伦理学批评也是21世纪文学批评的导向之一。伦理问题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伦理批评意在分析艺术作品的伦理本质，希望能因此在叙事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之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沃尔弗雷斯 143）北美伦理批评的代表人物西伯斯在《批评的伦理》中指出承认伦理在批评理论中的地位，使这一学科中的实践者们具备了自主能力，能提出与文学文本及其可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涵义相关的结论（沃尔弗雷斯 145）。伦理批评者的作用就在于指明特定文本向读者传达知识和普世的善的概念。伦理批评的实践者已取得多方面的成绩，《易卜生诗剧研究》中收录了这样的范例约6篇。
邹建军的《无爱的悲剧：布朗德形象本质新探》在对布朗德与家庭、社会、宗教三重伦理关系进行考察后，认为布朗德的悲剧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的悲剧，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是排斥他者的，导致他对家庭、社会、宗教缺乏真正的爱，无爱的伦理关系导致个体的悲剧。在传统批评中，学者更倾向于从哲学角度同情和理解布朗德的自我主义，并肯定它所蕴含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社会意义。邹建军对这一阐释方式产生了怀疑，他站在伦理批评的角度得出的颇具新意的结论与先前的认识迥然不同，这也充分显示了新的批评方法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英格夫人的伦理主题》一文中，谭认为易卜生在剧中描绘了围绕在英格夫人这一女性形象周围的复杂伦理关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准则；并通过对以英格夫人为中心的多方伦理关系的分析，探讨其悲剧中的伦理内涵。张武进、周美兰在《从〈苏尔豪格的宴会〉看易卜生的伦理困惑》一文中认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始终贯串着人性自由与道德禁忌之间近乎二律背反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有寻求独立与自由意志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处于道德原则与伦理秩序之中，人需要依靠理性在二者之中寻找平衡点。《苏尔豪格的宴会》正好体现了自由意志与道德禁忌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又正好是易卜生本人的伦理困惑，从而把作家的伦理观念与文本中所体现的矛盾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在《论〈海尔格伦的海盗〉中的伦理因素》中，刘遥引用了易卜生的话在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个人生活的丰富和鲜活资料。就是在和所有这些男男女女的相处中，产生了《海尔格伦的海盗》的原始和模糊的初稿，并指出该剧立足于人和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该剧中被设定为家庭成员关系，伦理困境是主要人物走向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篇10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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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篇12
一、“新左派”思潮概述
“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为基础思想理论，以平等与公平为价值核心的理论思潮，它认为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贫富分化、社会失范等问题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新左派”认为平均主义应是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基本选择[1]。在上世纪末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新左派”逐渐引起人们关注，但目前这一概念却未得到普遍认可，却已被普遍使用。“新左派”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制度创新”的道路，应该从传统社会主义中汲取经验。汪晖是被公认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汪辉，韩毓海、李陀、崔之元、陈燕谷、刘康以及美国人德里克皆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新左派”认为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想对传统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造成了社会专制，“新左派”认为启蒙主义虽然将“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目标，却忽视了对社会平等问题的关注。“新左派”文学史观指的是以“反现代的现代性”、“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等新提法重新理解革命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并对这种文学持高度肯定态度的一种文学史叙述观念。[2]“新左派”文学史观将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及左翼文学、包括50―70年代文学定义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借用了后现论、后殖民理论以及西方理论对革命文学进行了重新包装，毫无疑问，这包装是理想化了的，这使“新左派”文学史观有了相对开阔的理论视野。“新左派”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但也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局限性。
二、“新左派”思潮的意义
（一）对“新启蒙”思潮的有力反省
众所周知，“新启蒙主义”思想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霸权话语”，压抑着其他文学批评话语。“新左派”批判性地审视和质疑了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这使得80年代文学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启蒙话语得到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在“新左派”那里，“新启蒙主义”存在的问题有：启蒙话语中的知识者和大众的关系问题，主流启蒙话语和其他话语的关系问题，启蒙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等[3]。此外，“新左派”还关注中国文化和学术如何建构的问题，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在80年代被遮蔽、未曾进入学术视野的诸多问题，在“新左派”的反思中被再一次问题化。
（二）对当下问题的高度重视
“新左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应占主导地位，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改良态度，希望关注和改良弱势群体状况。“新左派”的如是主张是对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高度重视，“新左派”敏感地意识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城乡差别扩大问题、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问题，也正是看到现代化带来的这一系列现实问题使得“新左派”对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行了反省和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使“新左派”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者。其对市场经济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底层大众的关怀，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新左派”思潮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但从人道角度去审视它，它能关注现实、彰显人文精神，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三、“新左派”思潮的局限性――对50―70年代历史的过度肯定
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直接借鉴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而避开了“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内容。“新左派”则重新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那段历史，重新看待和审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意义。这无疑有其值得肯定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是“”以来，人们第一次用非厌恶的态度看待50―70年代的历史，用非厌恶的态度谈论“左派思想”，而用相对中立的态度看待时代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在对50―70年代这段历史的态度评价上，“新左派”表现出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但同时，也显示了过度肯定的局限。
正如上文提及，“新左派”对当前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问题即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因而，一些“新左派”人物对晚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加以肯定和赞扬，他们认为，晚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心是真正地“平等”，进而认为，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在当时意义非凡，也可以为后来的改革提供借鉴。这种对历史的片面肯定存在的问题便是，由于政策决策失误，人们在建国初和“”期间所遭受的灾难被轻轻地抹掉了。郑润良在《“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一文中，这样表述和批评“新左派”对50―70年代文学过度肯定的问题：一些学者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还原历史文化和文学语境，而远离了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的具体文化语境，这种远离的陌生感在给他们带来“审美的新鲜和刺激”的同时，却使他们在定位中国当代文学史时，采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简单的逻辑，他们试图用一种公允的态度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但却又一次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4]这一批评可谓鞭辟入里，很好地呈现了“新左派”批评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
回顾“新左派”思想及文学批评，我们能感觉到“新左派”对历史、对“”、对启蒙的反思已不再单单是一种反思的态度，更多地表现出对“制度创新”资源的找寻，时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某些要素被他们重视，诸如所谓的“平等”、“独立”及反抗殖民侵略，这些要素被他们发现并作为理论资源用于当下社会批评，但问题是他们在过分重视这些“平等独立”要素的同时，却忽略了彼时由专制主义导致的更大的社会问题，这种简单的单向度的反思甚至倒退到了“新左派”自己一再批评的80年代“新启蒙”思想的思维方式之中。“新左派”试图用本国社会主义资源对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其中蕴含着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倾向[5]。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复杂性，对待历史也应有科学的、辩证的、认真的反思态度，不可否认，“”历史给有些人留下了伤痛记忆，所以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就应更为警惕和小心。但对这一历史的简单肯定无疑会避重就轻，它不应是同情当下弱势群体、批判现实所依据的反面例证。虽然“新左派”所持的对现实不妥协的批判立场值得肯定，但其对历史反思的主观性态度，不是科学的学术态度。
参考文献：
[1]萧功秦.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A].公羊编.思潮：中国的“新左派”及其影响[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4]郑润良.“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3][5]赵黎波.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69，106.
篇13
社会工作研究既有社会研究的共性，也有自身特性。受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工作的学科性质决定，社会工作研究属于应用研究，理论与实践并重，实践性是其最为突出的特色。受社会工作主要工作对象的性质决定，社会工作研究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
一、社会工作的学科状态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学科现状究竟是独立学科，还是附属学科，尤其它与社会学的关系如何，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虽然社会工作界一直在争取自身的学科独立，但我国社会工作仍旧作为二级学科隶属于社会学下。研究内容占首位的是社会问题，社会单元集中于中观与宏观系统，即社会工作受社会学影响很大。社会工作与社会学是否需要分家，其实不是命题的本质。命题的本质是：其一，作为以相关学科知识和本身理论为基础的应用型社会科学学科（顾东辉，2008a），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应当在社会工作研究中都有所体现。其二，必须区分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异同，二者虽都对人、人际互动感兴趣，但社会学做的在于准确识别社会问题，而社会工作更关心解决问题和改善社会功能。
二、研究分析工具：社会工作研究的理念类型分析架构
社会工作研究的理念类型分析架构，根据国内有较高声誉的社会工作概论教材，结合美国著名社工学者N.Carroll（1977）提出的三维度的社会工作实务模型，并参考台湾学者古允文、许展耀（2005）等人设计的“台湾社会工作理念型分析架构”，最终制定出本文的“社会工作研究的理念类型分析架构”，该理念类型包含三个维度的社会工作核心概念：维度一是研究内容 （Core of Social Work Research），该部分探讨社会工作研究的核心；维度二是社会单元 （Social Units of Concern），指社会工作助人服务所接触的工作范围，或称之为介入单元（Focus Unit）。维度三是研究人群（Population），指社会工作助人服务所接触的服务对象。以下针对此理念类型的分析架构作一简要的操作化说明。
三、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工作的研究在近几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无论是哪个研究方向都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同时，我国社会工作的研究也还未能给实务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笔者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以“社会工作”为主题进行精确地跨库检索，共得记录41条，剔除一些无关条目之后剩下不到26篇文章。其中，有17篇文章是集中在2012和2013这两年中发表的。这也就是说，在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无论是在本土化理论的探索方面，还是在具体操作方法、对社会工作者素质的具体要求等方面，都还需要一个长足的发展。
四、社会工作的研究使命
我国社会工作学术界的研究仍旧聚焦于社会问题的解释，如同社会学家一般会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和发现事实。但社会工作力求了解案主或社区，做出适当的诊断，并进行处置，帮助解决问题和改变环境，使人们有更佳的社会适应，但国内的研究很少涉及问题的解决。就社会工作的研究使命而言，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都是它的任务，但后者是社会工作的立身之本。解释问题即是基础性研究，主要重视理论和假设验证，解释人类社会运作过程、事件发生的原因、社会关系的构成，以及社会变革的原因等。而应用性研究旨在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帮助实务工作者完成任务。这其实要求国内社工学术界需要加大对于行动研究、社会影响评估和评估研究的投入与重视，突出自身特色。
五、社会工作的服务目标
通过对近三年社会工作学术论文的研究分析，发现研究者的内在逻辑中，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比重超过社会服务的诉求。中国社会工作强调社会管理有其独特的处境化因素，这源于政府试图运用社会工作达致社会管理的目标。但简单用社会管理取代社会服务，将会背离社会工作的自身使命（个体赋能与社会正义）。因此，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社工界思索：一、政府如何给社会工作一个合理的定位；二、社会工作在社会建设中应该为自己寻求一个怎样的角色与地位。
六、今后发展方向
通过上文的研究与分析，我们为近三年的社会工作研究做了一个基本的梳理，对于今后的发展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其一，借鉴国际经验，建构本土特色。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和话语进行讨论，站在国际社会工作的前沿，把握国际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研究的新成果与新趋势。
其二，重视学科理论，强调研究方法，加强社工学者的理论层次和研究方法的提升。一则可以加大力度推动国际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引进与翻译工作，把握国际最新动态；二则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可以组织高水平的培训教育工作，提升社工学者研究方法的精深；三则不断加大社会工作学术期刊的建设工作，繁荣社会工作学术阵地。
其三，提升实务能力，强化证据为本。一方面，社会工作本质是行动的专业，进一步提升社会工作教育者的实务操作能力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证据为本是当今国际社工界的共识，对提升社会工作专业地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何雪松，2005）。这要求我们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建立一个指导思想：即实务立足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上，从众多证据中找出最佳的社会工作实务策略。
参考文献：
[1]O. William Farley，Larry Lorenzo Smith，Scott W.Boyle.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10thed）[M].Shanghai：East Chin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06.
[2]查尔斯 ・H・扎斯 特罗.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第七版）[M].孙唐水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社，2005.
[3]王思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的视角[J].民族研究，2012（4）：1-7.
[4]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