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与农民相对而存在的是市民。市民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但在中世纪之前，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市民概念具有相对的特权意识色彩。拥有市民身份即表示着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权。在希腊城邦如雅典都强调市民享有市民权，但这些人仅是城邦人口的一部分，而且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外。在古罗马，具有市民资格的人才适用市民法。到了中世纪的早期，随着居住于城市里的手工业小业主和商人逐渐摆脱乡村封建领主的控制，其居住地从城市公社（commune）发展成为自治城市，市镇开始成为自由、自主的象征。而拥有市民权则意味着拥有人身自由权、决策的自决权。居住在商业城镇中的人后来被称之为bourgeoisie（法文，中译为“资产阶级”）和Burgers，burgertum，burgerstand（德文，中译为“市民”“市民阶层”“市民阶级”）等。他们在法律上享有市民权（citizenship），如居留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享有福利权等（注：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3）。）。市民在平等契约的基础上，真正自主地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至此现代意义的市民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

我们认为，在市民一词的现代意义出现之后，农民一词的独立内涵才开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相互界定对方，从而相互体现对方的特征与自身存在的价值。从理想型的农民到理想型的市民是一个连续统一的两个端点，而从农民走向市民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更是一种具体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市民化——从农民走向市民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民市民化的具体表象：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率一直居高不下，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17.9％迅速上升到目前的40％多；农民工长期生存于城乡之间，形成了以边缘人为组成要素的第三元结构；失地农民成为被丢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新的失语人群，等等。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术界都利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优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关注与解析。非农化、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准市民、市民化等术语成为各相关学科混同使用的共通话语。但这几个术语在其内涵上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非农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是指农民在职业上的地位转型，他们依赖的主要生存资源发生变化，农业收入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农民开始走向现代职业体系；城市化主要是一种地理学术语，它强调农村社区、地域景观等向城市的靠拢，即农村地区变得越来越像城市，或者已经转变成合法的城市；而人口城市化则主要是一种人口学术语，它强调农民迁居城市后，在身份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户口类型已经改变。目前所说的城市化率超过40％主要是指城市人口的比重，其内涵要小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

但是，市民化与前述几个术语不同。市民化主要是一种社会学术语，市民化的理论意涵强调：一方面农民在实现身份与职业转变之前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各种因子；另一方面在实现转变之后，发展出相应的能力（capability）来利用自身的市民权利，完全融入城市。因此，可以认为，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或Cultivator）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在向市民（citizen）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农民的市民“化”有两项基本的内容：第一，农民群体实现从农民角色集向市民角色集的全面转型（注：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第二，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empowerment）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而从具体的个人层面来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实现自身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变。

这里可以发现，在目前的中国，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农民与现代城市因子相遇，已经开始在为全面的市民化做准备。而城市化则提供了市民化的外部环境：它是对农村社区向城市方向转变现象的一种描述，但它没有涉及城市化的主体即市民与农民之间本质内涵的转变。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都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市民化。因此，市民化贯穿于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和人口城市化的整体进程之中，后三者是形，而市民化是质。

二

在当前的中国，由于新型现代性的迫切理论诉求，由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着现实的农民市民化危机的突现，社会学提出农民市民化这一研究主题，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已具备了相应的内在冲动。

（一）新型现代性及其理论诉求

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居二次大会”指出，“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同时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看，21世纪也是一滚中国全面实现农民市民化的世纪。而21世纪的前30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基本宏大场景及相应的制度氛围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目前，中国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等景象的出现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超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规律性的人类追求方向，提倡并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全面实现应该是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一种学术自觉。因此，这种对新型现代性的追求需要我们在相应的具体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而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一宏大事件，弄清其发展规律，从理论上总结相应的经验，构建理论框架，可以消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不协调的音调，从而将农民市民化的代价减缩至最小程度，引导农民顺利走向市民，这就是追求新型现代性的一种具体外在显现形式。

（二）和谐社会及其政策诉求

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诉求落实在具体政策领域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建立各个领域都和谐共处、互动互生的社会作为政策指向的目标。我们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也是适应这种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取向的一种自觉努力。我们认为，形成社会和谐主要就是要实现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和谐。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这四点都是必然会涉及的重要研究主题。所谓人际关系，就是要形成融洽、和谐相处的社会氛围，而农民的市民化涉及农民居住地点、居住方式的改变、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重要性强弱的变迁等，所以它必然会牵涉人际关系的重组与转型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即现代意义的农民与市民的培育。所谓资源，就是要在社会阶层体系中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激励机制，实现各阶层的多赢互利，而市民化进程就是一个资源在各阶层重新配置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及其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权益，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与相关的物质利益及人身权益，如何实现城乡各阶层、各产业的共赢式发展目标，等等，成为农民市民化研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理论贡献。社会认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思想与心理基础，在全球化、信息化对认同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让农民、农民工、新市民以及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在城市内部形成合理有效统一的社会认同感，更是农民市民化研究中的一个严峻课题。所谓社会结构，是指合理的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需要理顺社会流动渠道及其相关机制，逐步壮大中间阶层，而让农民成为城市新市民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中产阶层生成机制。当然，这都需要相关的配套社会政策的引导。

（三）现实危机及其直接诉求

追求并体现新型现代性是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宏大理论背景，建设和谐社会是现实政策取向在理论上的需求，这些都是农民市民化研究得以开展的外部约束力量。而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现实社会难题就是社会学研究农民市民化的直接的、微观的具体缘由。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它必将关注社会现实冲突的最强音，力图进行全面认识与理论抽象，并以最终协调当前社会的冲突为己任。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而农民的出路是无法从农村自身中寻求的，减少农民的数量，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在当前及未来的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将会转变为城市人。这一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惊人的。目前已突兀出来的问题既有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差和社会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也有失地农民人群的当前权利与未来前途无法保证、社会风险过大的问题，还有市民化进程中国家权威与控制力削弱、干群关系紧张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危机无不要求社会学面对农民市民化的现实，理性地寻求问题的应对策略。

三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一直在努力“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开拓创新”，因此在梳理评论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基本理路，将会为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研究进路出发来深掘、展现农民市民化这一历史性的研究主题。

（一）检视经典作家研究的进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宏观角度曾多次论证农民走向市民化的必然性和具体的路径，理清并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的相关基本论断是我们当前研究农民市民化的基本进路之一。同时它也是其他研究进程的根基性的理论资源，因为对经典作家有关市民化的研究与论述进行完整的梳理，并进行当代中国意义上的阐释，可以为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养分，指导具体研究的开展。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的创立者看来，实现农民市民化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路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恩格斯也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20卷，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4卷，1995，P470.）而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研究内容进行了宏观论述，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就认为，乡镇企业、小城镇解决了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城市化问题，使中国农村现代化走上了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同志也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号召要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小城镇活动，通过让农民进入城镇，学习城镇文明，使农民在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

（二）传统——现代连续统一的进路

西方社会学家对发达国家的农民消亡过程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传统——现代的研究思维。这种两分法的思维取向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已经显得太过于极端，但他们的理论思维架构、分析取向与一些具体的研究结论仍将对我们的市民化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意义。（1）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与市民在社会属性上的差异。他们从结构分化与对立转变的宏观角度展开分析，通过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状态来间接阐述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必要性和市民化的具体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有涂尔干有关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研究、梅因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对立的研究、齐美尔对都市市民心理的研究、藤尼斯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关系的分析、韦伯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对立的阐述、帕森斯关于五种模式变量的分析、雷德菲尔德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分析，等等。对他们来说，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是一种“结构的转型”，相应地秉承前者各种社会特性的农民向市民的迈进，同时就是传统社会的各种社会特性向现代社会特性的转变。（2）这一进路有助于我们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重新阐析。吉登斯曾对传统的转变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而言，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选择（注：[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三联书店，1998，P93.）。英克尔斯、沃尔冈夫等则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特性转变进行了具体论述。此外，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等也都对农民的市民化转向的现代意义和风险形成、应对进行了论述（贝克，2004）。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农民市民化的外部力量、内涵外延及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的清楚认识。它规范着当前社会学界的相关研究内容。而通过理清这一进路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还可以为我们选择农民与市民这两个概念的具体测量指标提出参考变量。

（三）整体性的实性研究进路

第三种可供选择的研究进程是从整体角度对农民市民化的基础、全景式内容等进行研究，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对小农的终结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进程意欲从关注一个区域、一个农民群体的整体变迁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和理解农民市民化这一庞大事件，勾勒出农民市民化与农村社区的工业化、城市化与非农化等其他宏大事件的互动景象。目前已有的具体研究表现之一是有关城中村的城市融合的整体性研究，如李培林对“羊城村”的研究，周大鸣对广州海珠区“南景村”进行的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二是从工业化角度透视某一具体地域内农民各个方面的市民化，如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万丰村”就地市民化的调查研究，陆学艺等人对华北地区初步工业化村落“行仁庄”的全面调查研究。表现形式之三是从对县城进行全面透视的角度，以系统观为基础，考察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化与农民的经济行为、城市适应性等的互动关系。郑杭生以定州再调查为契机，以华北乡村变迁为目标，以一个县域为基准，全面透视了定县乡村80年的社会变迁。对乡村研究的三大假设即农耕假设、乡土假设、职业假设进行了质疑与理论探讨，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四）重点突进的研究进路

受现实问题情结及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一般的市民化研究者最有可能采用的基本研究进程就是，将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具体分解细化，从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出发，通过考察这一领域内的农民市民化来以小见大。而目前最常采用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的具体取向是，从城市适应的角度，对市民化的“化”这一过程进行具体而微观层面的分析，它也是未来的市民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学者们可以选择的基本研究出发点有四个。第一是从农民流入地——城市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农民工、城郊农民、迁居城市的农民等如何在市民化过程中进行维护、抗拒、接受与融合的过程及其政策内涵。如帕克对外国移民进入城市后的文化维护与同化问题的论述；沃思对城市性的分析；托马斯与兹纳尼斯基对波兰移民在美国城市中求得生存资源的研究；王春光、王汉生、项飙等对北京“浙江村”的调查研究。第二是从农民的流出地——农村的角度进行论述，自民工潮发端以来，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不再列举。第三是关注大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如陈映芳、文军等人对上海市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初步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第四是国内外的都市人类学对进城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的关注。如曼吉等人对违章建筑区及非洲的所谓“异乡人区”、贫民区的研究；安德森夫妇、英国人类学家李特尔等人对进城农民利用志愿性社团来谋生并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张继焦对都市中少数民族迁移者就业与创业的城市适应性的研究。

这四种研究进路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都已有所涉及，但在确定未来的具体研究路径时，其中有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西方社会中的农民市民化无论是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还是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都与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它们的研究成果仅具有相对的参考价值。第二，总体上看，有关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尚处于初步状态。虽然相关的农民工、人口流动、乡村工业化等的研究成果已十分突出，但农民市民化的总体研究思路尚未理清，如尚未对农民市民化研究与农民工研究、城市化研究、非农化研究的范围界线进行清楚的界定；农民市民化研究的指导理论倾向尚处于空白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理路、具体内容的理析、指导理念等均缺少应有的基本分析，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四

在农民市民化研究方面，对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选择，如研究农民生活方式（居住、交往、习俗）的市民化、行为方式的市民化、工作方式（职业）与思维方式的市民化。更具体一些，我们可以研究农民的惰性心理、封闭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宗族观念等向现代市民方面的转型；研究农民的生活从散漫化、无序化走向条理性、规范化，人际交往的血缘与地缘倾向转向业缘倾向，交往方式从直面交往、长期交往为主转向间接交往与霎时交往为主，等等。此外，还可以研究农民的市民权利与新市民的政治参与：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利益表达，同时积极参与公共空间的事务，承担市民的政治参与角色。但是，无论我们对具体研究内容进行何种选择，在市民化的研究进程中，有几个基本判断和相关的具体研究问题还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假设已经过时，相关理论急需重构

通过重新梳理有关农民研究的理论经典并检验经验研究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几乎所有的“农民”理论和政策所建立的基本假设，如农耕假设、乡土假设与职业假设都已经日益不可靠。研究表明，在许多地方，就农民之根——土地而言，其社会保障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获得利益的意义，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农民”的主业已经不是农业，农耕假设已经过时；乡村居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乡土假设的解释力已不足；农民已经不仅仅是农业职业的拥有者，它已经具有多样性，农民内部的社会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注：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只有充分地非农化后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职业农民”。目前，我们急需用国家手段来解决农民问题（郑杭生，2004）。而学术界也应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农民市民化研究进程中，这些都应该成为基本的共识性理论知识。否则，不同的理论预设将会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比性与理论取向上的混乱。

（二）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农民的传统超越问题

从传统农民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其实是一个农民超越传统、获得现代潜质的过程。在研究市民“化”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难题是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必须超越的。第一是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同质化倾向。由于农民的交往对象的同质性较强，多是一些拥有相同信息与资源的亲戚、邻里，这些同质化的强关系网络不具有利用的价值，因此信息滞后将会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社会关系网络与关系资源如何重组问题，如何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市民化问题尤为值得研究。第二是农民的内部信任问题。中国“家本位”的思想传统使农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原则。长期处于“差序格局”中的农民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互动中的陌生人持着低信任的怀疑态度，对跨出狭小的生活圈与陌生人接触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本能的排斥。这可能使外界对农民的支持行为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相应地外出的农民工交往范围也局限于同乡与亲戚内部，其关系网络并没有整体性的格局改观，外部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关系链条没有太多的增加，这影响了其职业流动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农民，使之实现信任类型的转型。第三是农民合作意识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长期处于威权制度体系下的中国农民，形成了对国家全面服从的心态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学，这使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形成跨血缘、跨地域的自发性互助社团，对组织自治团体的必要性也完全没有察觉，对通过自发团体诉求其正当权益、寻求发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议也完全不感兴趣。在市民化过程中，让农民学习合作意识、形成具有内聚力的自发性自助社团、主动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等，将成为决定农民市民化前途的关键因素。

（三）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考察市民化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的变迁，可以证实或证伪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现存假设。同时，农民的市民化也是一个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实现革命性变迁的历程。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视角来进行透视，譬如从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实现能力及其实现渠道的角度，来看政府与农民、新市民关系的变迁；考察市民化进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变化及基层政权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诸如征地补偿费之类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问题；考察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将自身的社会本土性资源与国家社会、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网络结合起来；探讨市民化过程中政府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状况；等等。这些研究都可从结构、制度、网络、个人以及事件过程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来全面进行解读。这样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研究，似乎可以在相关的研究领域内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为正确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提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四）新市民的城市适应性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将会经历文化震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文化再适应直至文化创新的过程，最终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新市民，因此有关新市民的研究中有许多主题值得关注，它将会成为研究的侧重点。随着户籍制度、农民工管理保护制度的日益理性化、公正化，这类问题将会以更加耀眼的形式突现出来。其中问题之一是新市民中农民精英的流动问题。在农民市民化后，农村中剩留人员中精英阶层的组成状况、农民在转变成市民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统治精英、经济精英；精英阶层是在进行世代的延续，还是被新的社会向上流动而更新；各种精英的身份重合度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为社会阶层研究提供新的探讨兴奋点。二是自主空间的维护与利益表达。作为新市民，农民在市民化后必然会在生活方式、工作选择、权利待遇、休闲娱乐等领域处于显性的或潜在的不利境地。新市民必将采用一定的生存方式来加以应对，并对不公平的社会待遇进行抗争。争取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或公共领域，并使群体利益表达的渠道保持畅通，这其中涉及到诸如市民社会、公民政治权益等，其中的具体研究内容更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长期关注。

（五）农民市民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农民的市民化必须依据现有条件来展开，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市民化模式。不同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条件、动员机制、现实路径与策略倾向的抉择等都会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因此，比较农民市民化的模式将会对出台区域性的农民市民化因应策略，具有参考意义。譬如，农民的市民化可能会存在江南的苏锡常模式与华北模式的不同。在江南模式中，经济发达、中大城市居多、人口密度高、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强，而村落中人口聚集程度低、规模小，农村的传统家族制度强大、乡村集市不发达，农民接触城市的现代因子较多，现代工商业占主导地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苏南地区农民市民化的客观外界约束力量与现实基础。而市民化的华北模式却有其特蒜性，但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该地区交通较便利，中小城市居多，城镇密度低，城市现代化发育程度低，村落人口的聚集程度高、人口多、规模大，显性的宗族制度不发达，而农村集市发达，传统的小手工业多，农民的传统习俗文化仍较强。因此，比较两者异同，并以各自的典型地区如苏南的无锡、苏州与华北的定州（定县）为研究基地，建立或利用各种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的全面探讨，从社会现实中抽象出本土性的中国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将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形成社会学的中国经验，并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学成熟起来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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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5-277-02

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所创建的理论，以及所运用的方法，常常受到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影响??。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内，不同国家的学者可能对同类事物与对象提出不同的研究角度，建立不同的理论概念，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对自己的学科做出独特的贡献。

一、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背景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就面临着本土化的要求，成为一门认识中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科学。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论、严复的合群进化论、梁启超的化育新民论都是引起中华民族反省自强、掀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学理论；潘光旦的位育中和论、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以及孙本文、吴景超、陈序经等人的思想观点，在理论社会学研究与建构方面都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联。??

当前中国所形成的社会问题过多地集中于西方的理论体系框架，但要看到中国是有其特殊的情况的。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都受其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虽然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经验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科学精神和理性原则向中国传统观念和情理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积淀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在三十年内被完全清除。这种影响不是靠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是靠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就能完全清除的，它是和我们民族特性紧密相关联，这种联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保持民族特征至关重要。

外部的法律法规、正式制度可以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加以实施，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却难以扭转。即使是由专家系统或政府机构制订的方针政策，甚至一些中央制订的重大社会经济改革，也难以摆脱情理与关系的影子，各种潜在的规则和体制外的行为总是在社会正式制度之下悄然运行。仅用西方社会学那一套理论与方法是难以说明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依然要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理解与反思的基础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传统的力量依旧支配着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些与中国社会相伴生的社会问题依旧存在。故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对中国社会问题形成将不会消失，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使中国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民族特色。

虽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现代化。即使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曾经落后的面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冲击。但就总体而言，一些传统观念仍然保留了下来，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地域上来看，经济发展地区毕竟只是少部分，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在旧的观念的约束和支配之下。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他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生产方式必然会影响到作为生产者个人的观念。就生产方式而言，在大部分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可能都像东部平原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而只能采用旧式的耕种方法，有些地区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从牛耕到织布，从山涧取水到看天收获，甚至部分地区更加原始，仍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这样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社会习俗。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然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这是在西方社会极少见，但在中国极常见。

其次，由现代化所带给中国的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不同于数学证明，引进一个理论就能解决所有难题，甚至在西方发达国家，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不在少数。当中国参照西方进行现代化时，必然会遇到同样的难题。有些可以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加以解释和解决，主要是现代化本身所带有的。但有些却无法用西方的理论和方式来解释和解决，甚至会使原先的社会问题更加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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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这就是第三个方面问题，中国传统与引进的西方式的现代化之间因相互冲突、相互交叉而引起的。这里既有观念上的冲突，如中国传统要求“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乡土”情结，而现代化进程则要求按照市场来对资源进行配置，更要求人财物在市场规则下的频繁的流动。也有解决问题模式上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出了家庭问题往往通过家族的族长来调解，甚至会动用家法，但在西方则更强调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中国解决问题模式往往和人情、面子联系在一起，寻求的是特殊解决方式，西方则和法律规范紧密相连，寻求的是普遍的解决方式。而这部分冲突的解决模式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么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要么用西方的理论去解决，结果使一些问题日益严重。对于疾病，在中国有中医和西医之分，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对此取舍之道是如果中医解决的好就用中医，如果西医解决的好就用西医，也有的是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那么对于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否也应该尝试中西结合的解决方案呢？

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努力实现中西理论的结合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社会学本土化。个别学者则逐渐意识到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入手，构造其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有理论，以实现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在探讨当时中国问题时，特别是这些问题的成因时，有学者将目光放在中国社会文化失调，并结合西方文化理论来解构中国文化，如孙本文。也有用中国本土的文化理论结合西方的优生学原理来解释当时的中国难题，如潘光旦。也有通过实地调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最后上升到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理论来解释的，如费孝通。这些学者都共同地关注到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上所扮演的重要因素，希望能通过把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相结合来实现社会学的本土化。

二、当前构建本土社会学存在问题

社会学本土化所寄予最终目的是其理论取向的重要原则。如果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理论即使再华丽，再系统完善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一直提醒了早期社会本土化的理论家，避免过于西化，极力地要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从理论根源来看，无论是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还是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大都是以西方社会为模板，从西方市民社会推演开来的，而对于中国的宗亲社会实际是否有效，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而当前很多社会学者动辄以西方某学派自居，或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自居。特别是对于后者，为何马克思当时极力反对社会学，不去反思，现在却如此张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推进还是破坏尚未有定论，就盲目地提出这样那样的口号式理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有何效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客观地理解又有何意义？如此两种方向对于中国在传统社会上嫁接出来的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解决又有何作用？

转贴于中国论文联盟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概念的定义，当前学术界众说纷纭，而且日益让人陷于迷惑，甚至不去思考社会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其存在的基础，而纠缠于个别词句和流派之间的争端，这于社会学理论本土化有何意义？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出于对世界的解释，但更重要的是对世界的改造，这些取向决定了理论存在的底线。黑格尔说过，存在即合理，也不尽然成立，考虑到人类本身具有的能动性，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出自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也必然以此作为评判理论存在的唯一依据，这也是当年讨论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太过于纠缠于教条式的演绎推理，而不注重理论对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会断送一门科学的发展前景。中国论文联盟

当代中国社会学正在成为政治附庸而脱离它作为科学的基本原则的危险。保持价值中立，以客观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与问题、揭示问题真相、解决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学首先要做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当年马克思极力反对社会学主要因为它的保守性质，主要是对社会的改良，这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清楚马克思当年是否是这样说的，也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可能）完全相背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都朝着稳定发展的方向，要保证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主要是解决当前存在的加剧的社会问题，这些都要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社会和平稳定的发展要靠不断地改良，而社会学的保守性质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出现。如果社会学成为政治附庸，而失去它应有的价值，不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终究要被逐出科学的领域。党的目标和信仰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理所当然地要支持这种客观的科学精神，这样才能使社会保持稳定繁荣，缓解和解决社会存在的矛盾，而无须畏惧一些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和部分经济学家的诡辩。经济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而采用某个经济理论则会带来社会矛盾的加剧，只会丧失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促成了经济学内生的矛盾。在权衡社会整体进步与个体进步的意义，毫无疑问前者意义要远大于后者。经济增长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社会分裂几乎只有一种，威尔·杜兰曾在《世界文明史》中说过：“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只能始于自身内部”。反观近现代中国文明的衰弱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加剧的过程。

三、构建内生本土社会学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应当强调理论的内生性，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尚是空白，还未将其系统化，而大肆引进西方理论，在这种强势理论的冲击下，更容易引发社会学本土化的偏向，更容易把从传统理论中内生出来的社会学理论边缘化，甚至被忽略被湮没都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相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民国社会学本土化中找出被遮蔽的传统文化路径，结合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寻找出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一些内生机制，对当前中国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模式。

由此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对于缓解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意义，对于维护社会整体团结以及社会和谐安定的有着重要意义。在今天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危险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费孝通在40年代末试图回到中国人最基本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去思考中国社会结构的努力，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只有在这样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实质而又总体的问题上，对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不断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诠释，才能提出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并找到其中的事实本身。“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挖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

而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结合西方社会学理论从传统文化内生出本土社会学，它的意义更加重要。重新思考民国时期社会学从传统文化路径上探索，重新回到当年这些社会学家的精神境界，才能把握社会学本土化的正确方向。当前中国社会学正处在一个转折点，社会急剧的转变给予了社会学广泛的研究空间，我们在西方理论道路上走的太久了，该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了！中国论文联盟

注释：

??叶启政．社会学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郑杭生．关于加强社会学理论建设．河北学刊．2006（5）．80．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香港时报出版社．1984．8．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3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3)杜旭宇.农地征用时农村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对策[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5)田法成.改进农村干部思想工作作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农业，2008，(7)

(6)黄建固.加强农村土地管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J].现代乡镇，2008，(6)

(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4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和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兴起了一股“主义热”。时人张口主义，闭口主义，而对现实存在的关于国计民生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火烧眉毛”的问题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尤其令胡适看不顺眼的是当时安福系首领、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也悬起了研究社会主义的招牌，大谈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

胡适忧于舆论界“空谈主义”的偏向，也急于中国的很多“火烧眉毛”的问题鲜为人谈。于是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在引言中说：“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文中提到在宣传“主义”时，不要满足于“纸上的学说”，而要“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等等。而且把“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作为“舆论家的第一天职”。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时任《国民公报》编辑的蓝公武（志先）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蓝公武没有细读胡适的文章，虽然提出了反驳，但偏离论题，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他在文章的结尾说:“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尽管如此，胡适仍在《每周评论》第33号予以转载，并在文章前写道:“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补正我的原作。”后来还收入《胡适文存》1集第2卷。

李大钊是在出京的时候读的胡文，并以《再论问题与主义》为题整理了他的感想，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他提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就离不开主义，而有了主义，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且“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为了回应李大钊蓝公武的观点，胡适先后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8月24日）和《四论问题与主义》（8月31日）以及《新思潮的意义》（11月1日）。在这3篇文章中，胡适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因《每周评论》被当局查封，“问题与主义”之争也就结束。

二、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

任何“主义”都产生于特定的情境，外来的“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必须本土化，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是由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一开头就引述了他此前的议论，并再次强调：“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此，若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空谈“主义”，特别是空谈“外来进口的”和“偏向纸上的”主义，不仅无济于事，且有弊端。“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强调“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在后来的讨论中也坚持要先认识某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通过比较，然后可以判断那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这样输入的主义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

李大钊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不能脱离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考察和研究，要通过对主义的不同“运用”来解决，即“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当时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主义”的一种，同样存在着文化传播中遇到的一般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就面临着如何转化为中国形式，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意或无意地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三、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就是要处理好主义与问题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关系。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怎样结合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胡适和李大钊都肯定了主义与问题是不可分的。“主义”要解决社会问题就必须联系社会现实，研究解决社会问题也少不了学习主义。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而且“都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他还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胡适在呼吁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肯定“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同时主义和学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用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但反对下什么药都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

李大钊认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任何“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他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然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蓝公武认为“问题”和“主义”二者“不能截然区别”，不过是“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即“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但他又说:“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方法与主义不过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蓝公武的观点基本与李大钊一致，但其论述不严谨，有的甚至自相矛盾。

四、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双方的观点都得到了彼此的善意回应，特别是胡适的观点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善意回应，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争论中吸收了胡适的部分观点，关注中国实际问题，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最初探索。

陈独秀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起手之一，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问题与主义”之争，但其后他也发表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见解，在他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晰地看到胡适的痕迹。陈独秀指出“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又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说：“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造逋逃薮安乐窝”。而“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椿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深有影响。他曾不止一次地说，陈独秀与胡适在他心目中是取代康、梁的人物，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1919年9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在这个《章程》中，毛泽东列出问题研究会首批研究的71个问题。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的章程中，不仅列出了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且毛泽东还特别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13]这个章程明显受到“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毛泽东还在接编的《新湖南》周刊上，贯彻上述“研究问题”的精神。

中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如早期理论家瞿秋白在为自编论文集写的自序中说，自1923年回国之后，一直在陈独秀通知领导之下，致力于“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情境的工作”。“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此论断是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与实践的全面总结。

虽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主义因素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探索，尚不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明确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要性的认识还很模糊，但通过“问题与主义”这场论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考虑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有机结合，并开始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参考文献：

[1]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耿云志.胡适论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艾丹.“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6).

[5]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国民公报.1919-07-24.

[8]三联书店.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97-05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异常激烈的形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217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从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来认识如何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涵盖哲学学科、社会学科及诸多交叉学科门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识，也是继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条件。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出解决之道才能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揭橥二者的内在机理，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繁荣的需要，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绕不开的话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

1.影响文化内在结构。文化反映的是人与世界在相处中通过观念与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综合，其内容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

由于人的活动具有广泛性和层次性，由此形成的文化要素，以及各要素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也各不相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母体。文化母体常常包括纷繁复杂的子体。对其进行相对性划分，约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由各种“文物”构成，主要有文化的“实物”和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物”。比如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和人工改造物等都属这一层次。第二层由制度、规范等构成，主要包括以一定的思想观点为内核创制而形成的条例、规范等等。第三层由思想、意识、观念等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念，一个是思维方式。这些层次和要素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文化结构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耗散结构和动态系统。其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思想、意识、观念等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人们所具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人们在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同时又作为文化的核心给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以指导和制约”。[2]这样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学科形态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的整个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发达的部门。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定、发展程度左右着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动轨迹和稳定与否。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部门。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和演进趋势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健全与平衡。

2.引导文化发展理想。从根本上讲，文化是“人化”。但是，由于精神文化更能反映出人的本质，也更为持久、广泛地影响人类生活，因此，人们在谈到文化时，又常常专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结果，其内容十分多样复杂。人们通过对这样一些相互交织的精神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凝练、提升，就会形成相应的学科，如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等。这些学科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体现的是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反映的是人对自身、社会乃至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其中哲学是对其它各门具体学科的“再抽象”“再结构”和“再表达”，各门具体学科在丰富哲学的同时又受哲学的影响和指导。所以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的意义更为深刻和本质。哲学社会科学中蕴含的哲理、学术精神对于文化发展理想的引导最为强劲。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把这样一种影响称之为哲学对文化理想的论证力和导引力。他说，“哲学必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文化建基其上的理想而斗争。”[3]依施韦泽之见，一种称职的哲学必须担负起努力论证文化理想的内在价值和真理，激活文化理想的活力，并引导人们主动关注文化理想问题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蕴含在其中的哲学思想越发达，越能引导文化发展理想，越能促使人们关注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文化进步的可能空间就越大。实际上，早在施韦泽从哲学层面来分析文化兴盛衰败缘由之前，马克思就预见性地对哲学在凝聚文化灵魂、引导文化理想中的作用做出过深刻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常常通过内容与形容与现实世界发生交互作用。当哲学化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时”，哲学就逐步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进而实现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境界。[4]

可见，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影响文化发展方向、塑造文化理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时代，它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化必然要以这个时代所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内核，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声音的“扩音器”，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3.牵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并且在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约瑟夫・奈J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包括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包括利用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等无形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即软实力。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构筑和引导一种情势从而谋求和实现本国利益的能力。[5]与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不同，中国语域中所讲的“软实力”是被改造和创新而生成的“文化软实力”。它不是基于运用权谋在国际竞争中追逐的征服他国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强制力、影响力和趋同力，而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国力”。其基本内涵包括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水平，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人民精神风貌的表现形态，也体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因其良好品格所产生的对他国“非强制性”认同的内在吸引力。[6]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继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圈”的主要方面，其发展水平牵制着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梁启超曾把学术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比作精神τ谌说囊庖澹并强调，“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7]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即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软实力价值。回顾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建设成就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国家相继组织开展了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程。这些典型的研究成果，如历经15年艰辛努力所编成的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 汇聚近1400多名学者的研究心血、完成共计92卷3220万字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研究梳理出了首部详尽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150卷《当代中国》等重要著作的出版发行，[8]在不同的领域接续和传承了中华文明，弘扬了民族精神，推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概言之，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源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突出标志。

二、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马克思主义局部削弱倾向干扰文化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地位的高度重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愈加突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以高校为例，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高校共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37个，硕士点17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00多个。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局部削弱的倾向仍然存在。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部分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不良现象依然存在。[1]10

马克思主义的“失语”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些学科研究疏离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国情。在对待国外理论和方法时不加分析，盲目追捧，并以此为圭臬来评判学科研究和建设水平的高低。从学者的研究选题来看，一些学者的研究忽视当代中国实践，对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意回避，理论研究的成效难以与实践创新要求相一致。从研究理路来看，部分研究者热衷于所谓“纯学术”，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重大决策部署、重要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国内外思想理论动态反应迟缓。这样一些问题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逐渐“失语”。马克思主义的“失踪”问题反映在一些高校的专业教学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数量远远少于围绕西方理论开设的课程数量和课时数，部分高校教师迷信西方原版教材或中文译本，拒绝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者编著的教材。这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失踪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失声的问题体现在科研成果的发表中，一些期刊偏爱用西方理论范畴研究的成果，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成果则较少采用；在一些论坛上，基于西方理论范型分析我国现状的成果不断涌现，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透视现实问题的声音则越来越少。[9]此外，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引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样一些错误做法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和论坛上的“失声”也就不难解释了。

在我国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质疑，理所当然的是文化发展理想和方向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局部削弱的倾向，必然严重干扰我国文化发展方向。

2.对当代中国问题深掘不够削弱文化建设根基。科学的进步总是从问题开始的，没有对问题的发现、深掘，科学就会原地踏步，陷入停顿的境地。所以，历来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德国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提出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提出新问题离不开人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而解决问题则不过是长期训练中形成的一种技能。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也说如果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就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甚至说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是科学演进的一般逻辑。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更加深刻地指出时代问题和哲学问题总是交互重叠的，哲学研究的难点在于找到“真问题”，他强调，“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0]因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是符合“现实的问题”，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过是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可见，善于抓住和解答“真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导，促进了先进文化建设。比如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大讨论，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理，为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为党的十三大顺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学理依据。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调控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为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立了理论基础。此外，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发挥了应有的舆论先导、思想准备、理论创新和智力支撑的作用。

当前，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问题更多、更复杂。《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2013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拐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L速度在连续几年高于GDP增速之后，跌落到了GDP增速之下，这给扩大国内消费和完成到2020年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增加了难度。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亿人，人口红利将逐渐进入收缩时期。此外，环境多发，各类安全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等也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11]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显存在理论储备不够、能力不足、针对性不强等状况。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即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多，短平快的研究多，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多，寓于书斋的研究多；相对来说，能有效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研究少，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少，跨学科综合的研究少，基于调研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少。这种不良状况的根源在于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游荡于文字之上，飘离与问题之外，哲学社会科学在部分人眼中成了文字游戏的简单道具。这些突出问题削弱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底座，如果发展下去，会使文化建设失去生命之源、现实之基。

3.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较少消减文化进步动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用“三个不是”来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激烈性。他认为从文化创造上讲，当代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文化的母版；从指导思想上讲，中国模式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从实践道路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21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跨越、大发展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立足实践，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要求更高。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是一个国家文化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源”。那么，当前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调查显示，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看法，55.1%的受访者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非常重要。对于创新意愿、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创新结果的调查中，54.0%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表示认可；然而，只有44.9%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努力表示认可，35.4%的受访者对其创新能力表示认可，对其创新成效表示认可的受访者则仅占26.2%。以上选项在团队研究情况的调查中显示，63.2%的受访者对团队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持肯定评价，而创新能力、创新举措、创新成效的肯定评价比例依次为45.7%，44.8%，36.1%。[12]持肯定态度的评价比例从“创新意愿”到“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效”逐步降低，折射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创新意愿强劲而创新成效仍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

由此可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造成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较少、服务重大现实问题的表现不佳等恶性循环。这将严重消解文化进步动力，阻碍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这里的“文”原指文学，如果将其引申为哲学社会科学，那么足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中存在的问题，寻绎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增强文化引导力。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理想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的指导思想对于文化引导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旧序。论辩证法》中说到，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恩格斯认为这一理论思维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率先问世，到《资本论》出版以后日渐成熟，并超越国界，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历史事实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3]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了历史以来最高的思想境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如果动摇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偏离航线，陷入迷途。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增强文化引导力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之所以堪称完备而严密，就在于这样一种完整、科学、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世界观绝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14]它以科学性为底色彻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们探索历史发展之迷中“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推动社会进步“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甚至就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15]在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动能至今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可以企及。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1]8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纠偏和遏制各种错误言论，为文化强国建设确定正确方向。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在诸多纷乱的社会思潮中丧失灵魂，最终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文化强国建设也会无所依据。

说到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增强文化的引导力，核心在于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因为文化最终是“人化”，为什么人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文化引导力的深层课题。凡是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不是立足当时人民需要，回答和解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时代问题交融互动中而创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孟子・梁惠王下》）为谁著书、为谁立说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绕不开的价值选项。可以说，为利益集团发声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不仅事关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导向和重大的文化立场问题。个别学者援引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来鼓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做到“价值中立”，试图抹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民性”毫无根据。事实上，马克斯・韦伯本人并没有否定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性特点。他明确地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探究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在这个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所决定的。[16]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要做出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贡献，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1]12-13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2.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增强文化吸引力。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才能开掘自身厚度，为增强文化吸引力创造条件。马克思曾经鲜明地指出，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意思是说要在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中，哲学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内生动力。在《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哲学反映的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7]哲学社会科学如果脱离时代要求，不能洞察时代变局中的问题，不能为时声，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可能找到本然存在的方式，不可能完全的表达自己，也绝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换句话说，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耕时代田园，抓住时代问题，才能在解答问题中获得养分。同志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18]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不突出的情况指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与时代同步，不对问题涉入，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寻绎历史脉络，探究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的价值就不可能实现。[1]14事实上，古今中外，在哲学社会科学上凡有成就者，无不扎根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回答时代问题。

当前，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相互叠加，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再平衡”困难重重。从国内来看，“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发展方式急需大力转变，发展动力面临全面转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精准扶贫任务繁重，人民群众对小康生活充满期许。学术乃天下公器。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如果不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因为错过与现实问题相交融的历史契机而失去发展的空间。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主动做到“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申鉴・俗嫌》），坚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贡献力量。

就当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论，要不断努力探索“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研究和回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中产生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不断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这是新时期党和人民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脱离现实。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累积自身厚度增强文化吸引力。

3.在培育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中增强文化影响力。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高速发展并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提升文化影响力成为需要补齐的主要短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既是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又是负载价值观、话语体系、思想理论从而增强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那么，怎样才能培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呢？在一项关于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最需着力的地方的调查中，54.2%的受访者选择了“改进评价机制”，41.1%的受访者选择“加大经费投入”，39.5%的受访者选择“创新管理体制”，33.8%的受访者选择“加强学风建设”，29.4%的受访者选择“优化资源配置”，27.5%的受访者选择“加强队伍建设”，14.7%的受访者选择“扩大对外交流”。[12]这些数据从多个侧面说明了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的努力方向和着手方向。

“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培育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环境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着手，妥善处理好十个方面的矛盾。这十个方面的矛盾涉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广泛介入实践的矛盾，加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与提升应用对策研究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二为”方向与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坚守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矛盾，研究过程中集体协作攻关与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何协同推进的矛盾，加强党的领导与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内在规律的矛盾，坚持理论自信与开放包容之间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人”与“为文”的矛盾等。[19]“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东周列国志・第二十六回》）妥善处理以上关系，是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重要突破口。

另外，在诸多因子中，要特别重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评价反映的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应用于客体的价值意识。[20]评价具有的规范性、激励性、创新，对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学术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着学术成果的筛选、鉴别与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评价就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从而提升文化影响力，需要全面构建立足国情、遵循规律，富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具体来说，要继续完善以专业评价机构为主体，以学术期刊为载体，以学术成果的质量、数量以及影响因子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同时要防止学术评价与学术发展相异化，特别要避免由于学术评价体系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导致的学术研究的功利化，进而造成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形式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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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6

本文探讨的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主要指东盟相关国家和欧美国家在国际公共空间对南海问题公开表明的态度和意见，是南海问题引发国际舆论聚焦的产物，现已对中国造成极大的外交压力和舆论风险，增加了南海问题双边和平解决的不确定性。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南海领土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舆论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已被视为执政要素之一。作为亚太政治的一个焦点，南海问题既是关系领土和资源的实利之争，也已成为关系国家形象、国际道义的舆论之争。目前， 随着南海周边国家和某些大国不断出台南海新政策，南海地区形势发展及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也不断出现新动向。新形势下，中国欲有效开展南海维权维稳，国际舆论是必须关注的因素，亦是可借助的工具。在风险全球化与社会媒介化互相叠加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运用广泛，传播方式日新月异，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日具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和突发性，一旦处理不好，就会迅速出现负面影响和风险。如果应对和利用不当，国际舆论也可成为风险因素，给南海维权维稳带来直接冲击。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要加强研究有关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的形成机制，了解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舆论冲突的根源和动力，为我国有效化解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提供政策选择和智力支持。

二、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具体表现

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南海问题一直是中国―东盟关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对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双边关系影响极大。由于涉及国家，该问题导致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不时发生海上摩擦或舰船对峙，南海成为亚洲的“火药桶”，损害了中国和东盟国家政治与战略互信关系和安全合作关系。

南海问题虽然多次升级至军事冲突边缘，但目前仍然主要处于外交范畴，舆论则是主要博弈工具之一。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和东盟国家媒体以南海问题为中心，大量设置针对中国的各种议题，以图通过舆论影响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有些东盟当事国媒体攻击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质疑中国有关南海的九段线主张，曲解中国颁布《海岛保护法》的意图，炒作“中国”，中国形象被抹黑和丑化。这些新闻舆论与外交和军事行动相互配合，试图整合东盟内部意见、争取欧美的国际支持，以图政治上的主动，为侵占南海行为合法化服务。

近几年，美国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高调重返亚洲，并拉动日、澳、印等国染指南海，南海问题事实上也已成为中美之间绕不开的一个重大议题。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在南海问题上已从以前的中立不持立场转向支持偏袒东盟相关国家，如以支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名，策应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国际仲裁；又如，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帜在南海大肆炫耀武力；与此同时，他们凭借国际话语权优势， 不断搅动国际舆论，给中国在南沙岛礁的合法建设工程扣上“军事化”的帽子，制造“中国”的翻版，与一些东盟国家相关舆论一唱一和，对我们施加压力，给我们造成了极大舆论风险。如，据《参考消息》2016年5月2日报道，美国媒体鼓噪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打所谓“羞辱战”，提出对与中国渔船、海警船和军舰纠缠对峙的实况进行录音录像，并通过社交媒体和新闻媒体，向国际社会展示北京的所谓侵略意图，把中国推向全球舆论法庭，让中国丢面子，以此羞辱中国等。此外，菲律宾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从舆论战的角度而言，也是在南海域外大国支持下策划拼凑的对中国的一次舆论大围堵。以至有人认为目前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国际舆论。

一直以来，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其伴生的舆论风险也已成为南海问题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加强研究，主动谋划，积极应对，将风险消解在损害后果发生之前。

三、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

我们可以将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加以探讨，一是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二是风险管理，下面分述之。

（一）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研究

先从南海问题的研究说起，南海问题涉及国家、历史问题、法律问题及敏感现状，早已成为国际法学、国际关系、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专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大量著述，从各个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了分析解读。〔1〕总体而言，南海问题的研究以法律研究和史地研究为主线，并正逐步实现多学科的融合，传播学即被融合的学科之一，如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鞠海龙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南海问题主张的国际传播战略与国际话语权体系研究”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重大项目 “中国南海问题主张国际传播机制研究”，就是这种多学科融合研究的典型。此外还有甘莅豪关于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南海问题的话语分析》、白天依的《国家修辞学视角下的南海争端话语研究--美国介入南海争端话语的实证分析》等，也体现了国际关系学、语言学、传播学融合研究的特色。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新闻舆论已开始引起关注。张昆教授、陈雅莉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南海争端报道为例，考查了两报的主导性框架、意见话语和对华态度，研讨了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2〕王乐萍以菲主流媒体《马尼拉时报》近五年的涉华报道为样本，归纳了其呈现给国内外受众的中国国家形象，并从多角度探析这种呈现角度背后的动因；〔3〕李德霞以菲律宾第一大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为例，分析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对黄岩岛事件的报道； 〔4〕叶淑兰对南海问题的中国公众舆论及其对决策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南海领土冲突的国内公众舆论具有“强群体极化”与“弱群体极化”的区别，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性与非理性特征；〔5〕苏莹莹从马来西亚官方媒体的报道解读该国政府的南海政策，探寻有助于我国应对南海困局的“马来西亚因素”；〔6〕吕正韬、曾率通过分析各方舆论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与互动，探讨了南海问题中的媒体作用；〔7〕刘笑盈从国际新闻与外交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媒体南海问题报道的现状和不足；〔8〕周庆安则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研究南海问题；〔9〕刘大勇研究提出了南海问题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的长期策略。〔10〕此外，还有崔晓玲基于南海问题的汉语军事新闻评论的极差研究，以及一些相关的硕博士论文。

国外尚未发现南海问题舆论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但国外在舆论学和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较多，具有借鉴价值。以往研究对加强南海问题舆论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也有需要深入改进之处：研究成果基本以零星论文为主，以应用对策研究为取向，没有专著，与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相比，还不够全面，深入而系统，在学术性和应用性方面都还大有拓展的空间。

（二）风险管理研究

如前所述，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本质上是中国目前面临的诸多风险之一。因而，风险管理研究应该是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的根基和前提。

早在1986年，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就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描述了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风险社会”理论。〔11〕

其他代表性成果还有英国芭芭拉・亚当的《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谢尔顿・克里姆斯基的《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等。

中国学者申凡、陈奕认为，社会风险是一种将导致社会既有运行机制和稳定局面遭受破坏的不确定因素，其核心特质为一种导致社会危机与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在共时态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不安状态，在历时态上表现为一段持续发展过程。〔12〕

中国近年有关风险社会的研究的有一批专著问世：如张乐的《风险的社会动力机制》、杨雪冬的《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庄友刚的《跨越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潘斌的《社会风险论》、陈秋玲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丁烈云的《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等。

上述有关风险社会的研究有些涉及了风险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和信息沟通。在大众传媒广泛渗透并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及舆论已成为风险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克曾论及大众传媒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密切关系；马凌认为，在风险社会中，新闻传媒的风险放大功能得到强化，导致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需要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加以重新审视。庹继光提出，大众传媒理应在风险社会中发挥其社会监测功能。这些关于风险管理的研究大多从公共管理视角或哲学层面切入，少有论及舆论风险管理，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在学术价值方面，一方面可丰富舆论风险管理理论，为舆论风险管理提供实践资料；另一方面可扩大南海问题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在风险管理、国际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剖析造成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内外原因，提出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治理的相关策略，为打破中国在南海问题方面所面临的国际舆论壁垒服务。

四、如何创新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研究

首先，如上所述，以风险管理为理论工具，分析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及其对中国造成的舆论风险和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建立舆论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丰富南海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在研究的基本思路方面，可在风险管理、国际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际舆论风险的内涵界定，分析国际舆论风险的主要特征，构成要素及其生成机制，并以南海问题为例，剖析造成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的内外原因，提出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策略，力图打破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壁垒。

具体而言，可深入探讨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内涵、形态、主体特征、与国际政治关系的互动机制、管理方法等，并结合南海问题的具体情况，对中国提升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能力的指导方针、原则战略、策略技巧、效果把握进行对策分析。

可重点研究我国在南海问题方面所面临的国际舆论风险及其对南海问题解决的影响，尤其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东盟相关国家南海问题舆论战略的转型变迁历程和发展趋势，包括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舆论干预、相关国家在岛礁建设中的舆论策略等，特别要关注菲、越等国家和地区领导人更替后其南海政策和相关舆论的新变化和新动向。

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为我国海洋战略实施和南海维权维稳提供舆论风险管理对策建议。

可采用以下具体研究方法：

（一）案例分析

以西方和东盟媒体为重点分析对象，探讨有关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管理方法和策略，并通过对不同管理效果的比较，归纳出其中的规律。案例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选取欧美和东盟各国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它们都能在数据库中找到比较完整的数据。其次，选择南海问题中的重要议题，如有关中菲南海仲裁、马来西亚南海政策、越南南海政策、印尼南海政策的新闻舆论作为研究案例。

（二）文献分析

舆论风险管理涉及舆论学和风险管理等多个研究领域，可在查阅汇总经典著述的基础上，对文献进行分类和归纳，提出关于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界定，对其内涵、主体、管理方式进行分析，搭建南海问题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总体研究框架，并由此深入探讨中国对南海问题所应采取的舆论风险管理策略。

（三）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东盟不同国家，如南海问题争端方和非争端方国家的南海政策和相关舆论，也可对比分析东盟相关国家和我国的南海问题的舆论特征，并采用具有说服性的实例和数据来探讨不同的舆论风险管理对南海问题国际舆论的影响。

结语

南海问题的国际舆论风险是当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风险之一。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既面临军事冲突的风险，也面临舆论围堵的困境。因此，中国各界学人，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应携起手来，从国际舆论风险管理的角度加强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在南海问题突破国际舆论壁垒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

〔参 考 文 献〕

〔1〕刘中民，滕桂青.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南海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2〕张昆，陈雅莉.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J〕.新闻大学，2014，（02）.

〔3〕王乐萍.菲律宾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与动因――以《马尼拉时报》为分析样本〔J〕.传媒观察，2015，（11）.

〔4〕李德霞.菲律宾主流英文媒体对黄岩岛事件的报道分析――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为例〔J〕.当代亚太，2013，（04）.

〔5〕叶淑兰.南海问题的公众舆论及其对决策影响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4，（12）.

〔6〕苏莹莹.从马来西亚官方媒体的报道解读该国政府的南海政策――以马新社及《使者报》1999年至2013年的相关报道为分析依据〔J〕.南洋问题研究，2013，（04）.

〔7〕吕正韬，曾率.南海问题”中的媒体作用――谈各方舆论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与互动〔J〕.对外传播，2011，（12）.

〔8〕刘笑盈.国际新闻与外交――以媒体南海问题报道为例〔J〕.电视研究，2011，（10）.

〔9〕周庆安.从南海问题看“争端中的公共外交”〔J〕.对外传播，2011，（09）.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7

一、风险社会理论的相关含义

从风险社会与刑法理论之间的关系来看，安全问题是二者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在对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对风险社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在学术界领域，风险社会是一种相对模糊的学术概念。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及自然灾害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社会风险的主要表现［1］。在工业文明影响下的现在社会，工业文明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现代社会社会风险的实质。德国社会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援引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的概念，让这一概念成为了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形成原因，但是由于书中对社会结构、性别身份、婚姻亲子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过多的论述，这就让一些学者对贝克书中所提到的系统性问题产生了怀疑，从贝克所谓的系统性来看，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衍生的一些需要利用政治手段解决的长期性问题和系统性问题，也可以被看做是风险社会中的社会风险的表现。但是在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中，风险形成原因的全球化，也可以被看做是风险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食品安全问题、暴力犯罪事件等因素都可以被看作是风险社会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二、法益论的流变问题

对风险社会相关理论的片面解读，除了会让学者对风险概念产生一定偏见以外，也会对风险社会与刑法体系之间的连接点做出误判。在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法益论的流变问题，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法益

刑法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对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2］。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刑法对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是我们在对刑法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探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法益论就成为了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在法学领域，法益主要指的是一些受到了法律保护的利益关系。它可以被看作是法律意志的一种表现。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刑法是在宪法法律思想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分支法律，宪法对法益问题的影响，让法益问题成为了影响刑法本质问题的一项重要因素。例如中国刑法与美国刑法之间的差别，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刑法之间的差别，而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是在不同法益的作用下产生的。

(二)法益论的流变

从我国法律问题的发展现状来看，法益概念的模糊化，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律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利益与相关主题概念之间的分化，对这一问题的产生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问题的出现，表明对法益的物质化限制的突破，已经成为了刑法体系在风险环境下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特点。除此以外，法益概念的扩张，也可以被看做是法益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特点。法益概念的模糊化，是其自身内涵扩大的结果。法益的物质化显现，也预期自身内涵的扩大有着一定的关联。在精神领域的变更也是法益概念扩张的表现。在风险社会不断发展变动的过程中，人类后代的权益问题，甚至也被纳入到了法益范围之中。从这一问题的给刑事犯罪问题带来的影响来看。刑事案件的原因责任问题，已经成为了刑侦领域所面对的一个新问题。在刑事立法中，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的再认识，和对刑法内部保障机制的完善，已经成为了促进我国法律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3］。

三、结论

理论创新，是对刑法的时效性进行保障的重要方式。风险社会的产生，对传统的古典刑法理论带来了巨大的突破。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对刑法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我们只有从风险社会的实际特征入手，对刑法理论进行调整，才能让这以法律更好地满足社会实际。

［参考文献］

［1］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J］．中外法学，2014，01:70－102．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8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异常激烈的形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217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从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来认识如何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涵盖哲学学科、社会学科及诸多交叉学科门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识，也是继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条件。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出解决之道才能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揭橥二者的内在机理，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繁荣的需要，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绕不开的话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

1.影响文化内在结构。文化反映的是人与世界在相处中通过观念与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综合，其内容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

由于人的活动具有广泛性和层次性，由此形成的文化要素，以及各要素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也各不相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母体。文化母体常常包括纷繁复杂的子体。对其进行相对性划分，约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由各种“文物”构成，主要有文化的“实物”和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物”。比如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和人工改造物等都属这一层次。第二层由制度、规范等构成，主要包括以一定的思想观点为内核创制而形成的条例、规范等等。第三层由思想、意识、观念等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念，一个是思维方式。这些层次和要素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文化结构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耗散结构和动态系统。其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思想、意识、观念等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人们所具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人们在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同时又作为文化的核心给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以指导和制约”。[2]这样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学科形态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的整个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发达的部门。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定、发展程度左右着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动轨迹和稳定与否。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部门。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和演进趋势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健全与平衡。

2.引导文化发展理想。从根本上讲，文化是“人化”。但是，由于精神文化更能反映出人的本质，也更为持久、广泛地影响人类生活，因此，人们在谈到文化时，又常常专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结果，其内容十分多样复杂。人们通过对这样一些相互交织的精神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凝练、提升，就会形成相应的学科，如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等。这些学科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体现的是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反映的是人对自身、社会乃至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其中哲学是对其它各门具体学科的“再抽象”“再结构”和“再表达”，各门具体学科在丰富哲学的同时又受哲学的影响和指导。所以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的意义更为深刻和本质。哲学社会科学中蕴含的哲理、学术精神对于文化发展理想的引导最为强劲。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把这样一种影响称之为哲学对文化理想的论证力和导引力。他说，“哲学必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文化建基其上的理想而斗争。”[3]依施韦泽之见，一种称职的哲学必须担负起努力论证文化理想的内在价值和真理，激活文化理想的活力，并引导人们主动关注文化理想问题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蕴含在其中的哲学思想越发达，越能引导文化发展理想，越能促使人们关注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文化进步的可能空间就越大。实际上，早在施韦泽从哲学层面来分析文化兴盛衰败缘由之前，马克思就预见性地对哲学在凝聚文化灵魂、引导文化理想中的作用做出过深刻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常常通过内容与形容与现实世界发生交互作用。当哲学化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时”，哲学就逐步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进而实现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境界。[4]

可见，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影响文化发展方向、塑造文化理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时代，它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化必然要以这个时代所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内核，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声音的“扩音器”，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3.牵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并且在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约瑟夫?奈?J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包括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包括利用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等无形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即软实力。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构筑和引导一种情势从而谋求和实现本国利益的能力。[5]与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不同，中国语域中所讲的“软实力”是被改造和创新而生成的“文化软实力”。它不是基于运用权谋在国际竞争中追逐的征服他国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强制力、影响力和趋同力，而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国力”。其基本内涵包括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水平，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人民精神风貌的表现形态，也体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因其良好品格所产生的对他国“非强制性”认同的内在吸引力。[6]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继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圈”的主要方面，其发展水平牵制着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梁启超曾把学术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比作精神?τ谌说囊庖澹?并强调，“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7]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即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软实力价值。回顾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建设成就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国家相继组织开展了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程。这些典型的研究成果，如历经15年艰辛努力所编成的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 汇聚近1400多名学者的研究心血、完成共计92卷3220万字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研究梳理出了首部详尽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150卷《当代中国》等重要著作的出版发行，[8]在不同的领域接续和传承了中华文明，弘扬了民族精神，推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概言之，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源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突出标志。

二、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马克思主义局部削弱倾向干扰文化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地位的高度重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愈加突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以高校为例，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高校共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37个，硕士点17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00多个。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局部削弱的倾向仍然存在。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部分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不良现象依然存在。[1]10

马克思主义的“失语”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些学科研究疏离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国情。在对待国外理论和方法时不加分析，盲目追捧，并以此为圭臬来评判学科研究和建设水平的高低。从学者的研究选题来看，一些学者的研究忽视当代中国实践，对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意回避，理论研究的成效难以与实践创新要求相一致。从研究理路来看，部分研究者热衷于所谓“纯学术”，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重大决策部署、重要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国内外思想理论动态反应迟缓。这样一些问题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逐渐“失语”。马克思主义的“失踪”问题反映在一些高校的专业教学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数量远远少于围绕西方理论开设的课程数量和课时数，部分高校教师迷信西方原版教材或中文译本，拒绝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者编著的教材。这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失踪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失声的问题体现在科研成果的发表中，一些期刊偏爱用西方理论范畴研究的成果，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成果则较少采用；在一些论坛上，基于西方理论范型分析我国现状的成果不断涌现，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透视现实问题的声音则越来越少。[9]此外，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引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样一些错误做法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和论坛上的“失声”也就不难解释了。

在我国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质疑，理所当然的是文化发展理想和方向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局部削弱的倾向，必然严重干扰我国文化发展方向。

2.对当代中国问题深掘不够削弱文化建设根基。科学的进步总是从问题开始的，没有对问题的发现、深掘，科学就会原地踏步，陷入停顿的境地。所以，历来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德国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提出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提出新问题离不开人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而解决问题则不过是长期训练中形成的一种技能。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也说如果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就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甚至说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是科学演进的一般逻辑。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更加深刻地指出时代问题和哲学问题总是交互重叠的，哲学研究的难点在于找到“真问题”，他强调，“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0]因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是符合“现实的问题”，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过是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可见，善于抓住和解答“真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导，促进了先进文化建设。比如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大讨论，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理，为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为党的十三大顺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学理依据。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调控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为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立了理论基础。此外，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发挥了应有的舆论先导、思想准备、理论创新和智力支撑的作用。

当前，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问题更多、更复杂。《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2013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拐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L速度在连续几年高于GDP增速之后，跌落到了GDP增速之下，这给扩大国内消费和完成到2020年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增加了难度。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亿人，人口红利将逐渐进入收缩时期。此外，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各类安全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等也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11]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显存在理论储备不够、能力不足、针对性不强等状况。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即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多，短平快的研究多，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多，寓于书斋的研究多；相对来说，能有效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研究少，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少，跨学科综合的研究少，基于调研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少。这种不良状况的根源在于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游荡于文字之上，飘离与问题之外，哲学社会科学在部分人眼中成了文字游戏的简单道具。这些突出问题削弱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底座，如果发展下去，会使文化建设失去生命之源、现实之基。

3.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较少消减文化进步动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用“三个不是”来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激烈性。他认为从文化创造上讲，当代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文化的母版；从指导思想上讲，中国模式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从实践道路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21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跨越、大发展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立足实践，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要求更高。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是一个国家文化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源”。那么，当前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调查显示，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看法，55.1%的受访者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非常重要。对于创新意愿、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创新结果的调查中，54.0%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表示认可；然而，只有44.9%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努力表示认可，35.4%的受访者对其创新能力表示认可，对其创新成效表示认可的受访者则仅占26.2%。以上选项在团队研究情况的调查中显示，63.2%的受访者对团队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持肯定评价，而创新能力、创新举措、创新成效的肯定评价比例依次为45.7%，44.8%，36.1%。[12]持肯定态度的评价比例从“创新意愿”到“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效”逐步降低，折射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创新意愿强劲而创新成效仍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

由此可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造成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较少、服务重大现实问题的表现不佳等恶性循环。这将严重消解文化进步动力，阻碍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这里的“文”原指文学，如果将其引申为哲学社会科学，那么足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中存在的问题，寻绎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增强文化引导力。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理想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的指导思想对于文化引导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旧序。论辩证法》中说到，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恩格斯认为这一理论思维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率先问世，到《资本论》出版以后日渐成熟，并超越国界，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历史事实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3]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了历史以来最高的思想境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如果动摇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偏离航线，陷入迷途。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增强文化引导力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之所以堪称完备而严密，就在于这样一种完整、科学、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世界观绝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14]它以科学性为底色彻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们探索历史发展之迷中“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推动社会进步“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甚至就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15]在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动能至今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可以企及。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1]8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纠偏和遏制各种错误言论，为文化强国建设确定正确方向。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在诸多纷乱的社会思潮中丧失灵魂，最终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文化强国建设也会无所依据。

说到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增强文化的引导力，核心在于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因为文化最终是“人化”，为什么人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文化引导力的深层课题。凡是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不是立足当时人民需要，回答和解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时代问题交融互动中而创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孟子?梁惠王下》）为谁著书、为谁立说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绕不开的价值选项。可以说，为利益集团发声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不仅事关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导向和重大的文化立场问题。个别学者援引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来鼓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做到“价值中立”，试图抹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民性”毫无根据。事实上，马克斯?韦伯本人并没有否定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性特点。他明确地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探究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在这个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所决定的。[16]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要做出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贡献，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1]12-13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2.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增强文化吸引力。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才能开掘自身厚度，为增强文化吸引力创造条件。马克思曾经鲜明地指出，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意思是说要在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中，哲学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内生动力。在《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哲学反映的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7]哲学社会科学如果脱离时代要求，不能洞察时代变局中的问题，不能为时声，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可能找到本然存在的方式，不可能完全的表达自己，也绝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换句话说，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耕时代田园，抓住时代问题，才能在解答问题中获得养分。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18]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不突出的情况指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与时代同步，不对问题涉入，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寻绎历史脉络，探究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的价值就不可能实现。[1]14事实上，古今中外，在哲学社会科学上凡有成就者，无不扎根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回答时代问题。

当前，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相互叠加，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再平衡”困难重重。从国内来看，“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发展方式急需大力转变，发展动力面临全面转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精准扶贫任务繁重，人民群众对小康生活充满期许。学术乃天下公器。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如果不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因为错过与现实问题相交融的历史契机而失去发展的空间。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主动做到“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申鉴?俗嫌》），坚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贡献力量。

就当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论，要不断努力探索“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研究和回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中产生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不断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这是新时期党和人民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脱离现实。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累积自身厚度增强文化吸引力。

3.在培育??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中增强文化影响力。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高速发展并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提升文化影响力成为需要补齐的主要短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既是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又是负载价值观、话语体系、思想理论从而增强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9

笔者以为，其一，贝尔此著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因而他努力试图“拯救”业已且正在“堕落”的资本主义。其二，笔者质疑，就贝尔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其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publichousehold）理论，能否达到他预期的理论效果或目的？因此，本评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本梳理：贝尔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对该问题是如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答的。第二部分是笔者对贝尔之理论解决方案的评论：相较于前人相关研究，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增量是什么；相应地，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限度何在。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知识梳理：问题与论述策略

一看到“知识梳理”，许多读者或许会烦腻而跳过不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主要有下述两个：其一，一些评论者在进行知识梳理时，过于拘泥于文本，给人以“抄书”之感；故，读之如味同嚼蜡；其二，读者对“知识梳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知识梳理”是评论人对评论对象的个殊化理解，而非中规中矩的复述，因而知识梳理是理解评论人观点的基础或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除绪论性和结语性文字外，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主要阐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跟其传统分离的过程。贝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却跟“新教伦理”精神相悖离或相矛盾。“新教伦理”强调“禁欲”，而西方资本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是“贪欲”。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一重羁绊。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也即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领域出现了分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各自遵循它们的轴心原则：经济领域（技术经济结构）中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经济化，政治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平等，文化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三个领域所遵循的文化互相冲突或断裂。比如，在经济领域里祟尚的文化是节俭、禁欲等，在文化领域祟尚的是自我、感觉、享受等，而这二个领域却都反对政治领域的平等观念。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二重羁绊。就西方现代性的双重羁绊而言，第一重羁绊从历史维度进行论述，说的是资本主义分化的历史矛盾；第二重羁绊从当下维度进行，说的是当下西方社会整体意义上之文化的断裂。以上分别是第一部分第一章“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第二章“文化话语的断裂”的主要内容。这两章是此文本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而第三章“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理论的个案表达/研究，第四章“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则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因此，贝尔在文本第一部分中主要是阐发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这是他观察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的理论眼镜和分析工具。

文本第二部分“政治的困境”主要是贝尔借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对西方社会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诊断。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存在国家危机，其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出了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可见，贝尔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的提出是对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社会整合问题的诊断。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并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主要提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的办法——“公共家庭”理论。因此，文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借用资本文化矛盾理论提出问题——美国社会国家危机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对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评论：知识的增量与限度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野心很大。贝尔试图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六章中“提出调和以下两者的一些手段：一是对一个正义公平的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是社会管理方面必要的公共社区特征——我称之为公共家庭”。在贝尔看来，要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危机，甚或一同缓解/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应从政治领域入手。政治领域是各个国家社会得以凝聚的中心，当然也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凝聚，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得以长存的基石。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国家政治领域的凝聚问题，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在文本中，贝尔于西方历史文化中吸取对缓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用的文化元素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满。在贝尔看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或必然结果。“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凸显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良序国家”的存在。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以默认“良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维续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该种政治秩序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而，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就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为基的前提条件“良序国家”或政治秩序问题化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个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如何存在抑或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贝尔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其最大的理论负担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文化（如共识、信念等）之历史性或内部性矛盾的激化而可能会崩解。基于这种负担，贝尔在西方文化史上寻找当下西方社会能够公认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理论提炼，以消减西方社会可能崩解的文化内因。在这种意义上，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中存在相较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增量。

其二，接着要论述的乃是贝尔所提出之“公共家庭”理论的知识限度问题。贝尔提出“公共家庭”理论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认同危机，进而解决西方社会所存在的深层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在解决对该理论的可接受性问题上，他主张仍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一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尽管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不断协商这种社会契约，它不能无视过去。”不过，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乃是，除了贝尔，谁还将会是“公共家庭”理论的接受者或推行主体？“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危机，解决西方社会深层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该理论要成为西文社会重新取得认同之理论基础的主体性力量在哪里？换言之，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是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公共家庭”理论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这是“公共家庭”理论的“阿其里斯脚踵”。这也是事关该理论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秩序之理想图景的资格问题。不过，一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从其文本中“公共家庭”理论的思想支援来看，贝尔既吸取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吸取了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学理倾向更是社群主义的。因此，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内含着某些社群主义的理论前设。从这种意义上说，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完备性”是缘于/基于他对社群主义前提有所肯认的立场。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0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角

一个理论体系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两种基本功能，其中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功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目的就是要抓住“中国问题”，分析“中国问题”，破解“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视角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问题”的中国特色，二是中国特色的“问题”。

“问题”的中国特色包括三个含义：首先它是以中国为根基诞生的问题。从历史起源角度看，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的人口模式、诞生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及人际关系模式等方面都与西方相距甚远，这就决定了中国具有独特的“基因”，中国产生的问题自然与众不同；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国的发展模式属于“跨越式”发展，即从封建生产关系跨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模式，这种跨越式发展使中国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的特点；从当代实践角度看，中国改革的核心是把市场经济作为促进生产力的一种方法“植入”中国本体，这就使得中国愈发具有自己的特色。其次是以中国独特的交往方式为主线诞生的问题。中国的交往方式从传统的“差序格局”[1]（P25），到建国之初的“同志式格局”[2]，再到当代的“复合式格局”，是“差序格局”、“同志式格局”与平等交往模式相互混合的交往模式，每一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中国出现的“问题”具有中国特色。最后是以中国文化为辅助诞生的问题。中国近代化转向的历史是一部血和泪交织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受到侵袭、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的历史。中国近代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中西方交织融合的产物，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处于主导地位，在这种文化的引导辅助下，问题的产生也具有自身的特色。中国共产党正是准确把握了“问题”的中国特色才破除传统思想的束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才诞生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分析出“问题”的中国特色，使理论的分析功能与实践功能得以发挥。

中国特色的“问题”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深层次问题的根深蒂固。捕捉“中国问题”需要透过现象，敏锐观察到深层次问题。韩庆祥教授把中国内在的深层次问题归结为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形社会层级结构[3]（P539），这种归纳为我们把握中国深层次问题提供了启示。中国特有的社会层级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交往结构在当代的延续，这种延续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完全现代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前期政府职能过分集中导致的。要改变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传统政治运行模式和人们交往方式的惯性也使得深层次问题根深蒂固。其次，表层问题的错综复杂。表层问题是深层次问题在中国当代改革实践中的映射，这种映射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政治化，即经济主体获得合理的资源较少地取决于市场，较多地取决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批，市场运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政府职能部门的利益化，即政府职能部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所进行的寻租行为；社会阶层的凝固化，即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难以进行；思想的保守化，即“唯上”、“唯书”而不“唯实”，思想的创新和解放难以为继。这种全方位的表层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错综复杂。最后，新旧问题的交织缠绕。我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强盛，“民富”即民生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实践的最大问题。如何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是时展的重大课题，这个新问题与老问题相互交织缠绕在一起，使得新问题的解决也变得艰难与复杂。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特色的“问题”所具有的特点，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把明确时代的主要矛盾和核心问题作为关键点，使理论体系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针对性。正是在这样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实践呈现出从易到难、从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特征，也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逐步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视角的独特内涵与独特表现方式决定了能够破解“中国问题”理论的独特性。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中国问题”视角出发，才构建出指导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路径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循着从“中国实践”到“中国理论”的路径

从“中国实践”到“中国理论”的路径是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在此路径中，“中国实践”是起点，“中国经验”、“中国规律”和“中国方向”是重要环节，“中国理论”则是理论终点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理论”的最终作用是要指导“中国实践”，以促进中国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实践”是指在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全方位实践活动，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建设实践、政治建设实践、文化建设实践和社会建设实践。正是在不断的、长期的、艰苦的实践活动中，中国人民不断总结建设的经验，探索建设的规律，展望建设的走向，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基础。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正是从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实践”出发，明确“中国实践”所具有的时代特点，针对时代问题，采用时代方法，构建具有创新意义与时代特征的“中国理论”，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无不是为了指导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实践”构建而成的。

“中国经验”是指从“中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这种经验和教训既是对中国建设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只有不断总结“中国经验”，才能继承中国建设过程中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方法，剔除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失范举措，才能为以后的中国建设提供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的执政素质，不断调整建设的政策，以保证中国建设的有序进行。“中国规律”是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抽象得出的建设框架。“中国规律”舍弃了建设过程中的偶然性因素，从建设过程中的基础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中国建设的必然性因素，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原则，对“中国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中国经验”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中国规律”也不是“万灵丹”，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不能成为各国效法的对象。“中国主线”是指在总结“中国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抽象，寻找贯穿中国建设过程始终的一条主线，即不仅决定着中国建设已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着的过程的性质，并且预示着中国建设将要经历的过程即未来发展走向。“中国经验”、“中国规律”和“中国主线”构成“中国理论”的重要环节，三者不仅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而且有着共存性的横向结构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从“中国实践”到“中国理论”的路径，不断从经验中提升规律和主线，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结构性，正是这样的理论引领着中国改革的蓬勃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时遵循从“国外理论”到“中国理论”的路径

从“国外理论”到“中国理论”的路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在现实中的应用。在此路径中，“国外理论”为起点，“国外理论中国化”为中介环节，“中国理论”为理论终点。

“国外理论”是在国外特有的环境中形成的理论体系的总称。与“中国理论”相对应，“国外理论”的形成经历了“国外实践”、“国外经验”、“国外规律”、“国外主线”的环节，这就意味着“国外理论”同样包含有现实建设的因素。从历史进程角度看，中国正处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关键期，而在国外尤其是在欧洲等发达国家，这种转型期已经基本完成。换句话说，中国实现的建设或遇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虽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理论模式各具特色，不可完全照搬照抄，但在国外建设所取得的经验、规律和主线中同样蕴含着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方式和原则等共性的东西，而这些共性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因此，学习“国外理论”，对形成“中国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外理论中国化”是吸收引进“国外理论”所必须进行的中间环节。“国外理论中国化”主要包括“国外理论”的中国检验，“国外理论”的中国转化以及“国外理论”的中国认同。“国外理论”的中国检验是指通过实践检验“国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通过中国特有的实践活动对“国外理论”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实现“洋为中用”。“国外理论”的中国转化是指“国外理论”需要通过中国符号加以转化，这里的中国符号不仅包括中国的语汇，而且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运思模式、逻辑前提、理论旨趣与分析框架等。通过这种转化使中国文化与国外理论相融合，形成中国特有的理论样态。“国外理论”的中国认同指运用通过中国检验和中国转化的“国外理论”合理地分析中国现状，切实破解“中国问题”，使人民对之认同。在通过“国外理论中国化”的学术路径之后，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理论”便得以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不断吸收引进“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转化等中介环节，最终得以完成的。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两条路径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从实践到理论的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内在机制，而从国外到国内的路径则为构建中国物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外在借鉴材料。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则

第一，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指理论体系的建立要与各个符号象征系统相联系，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要形成一个整体，就需要对整个理论体系的层次进行划分，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序列。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哲学是意识形态的“顶层理论”，为其他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是意识形态的“中层理论”，为实际问题提供学理分析，形成分析框架；国家学说是意识形态的“底层理论”，直接指导社会实践。这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意识形态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块整钢”，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三者构成一个整体，也正是这个整体才能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形成完整的分析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能够指引中国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构建遵照着整体性原则。同时，构建理论体系要充分考虑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只有保持这种整体性才能使之真正反映现实，才能抓住群众；如果三者之间出现矛盾，那么理论体系就会逐渐与现实相脱离，不仅不能指导人们认识现实，而且会造成人们的不认同，也就不能说服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吸取马克思主义的“中层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底层理论”即国家学说等理论，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分析现实和解决现实问题。

第二，现实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来自于现实实践，最终为现实服务。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倾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掌握时代材料、紧跟时代脚步，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发展自身的理论，以达到为实践服务的目的。只有从现实出发的理论才能指出实践出发的起点，明确实践发展的前进方向，纠正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推动实践不断深化，取得实践成果。我国改革开放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引领作用。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是经过对现实的谨慎考察得出的适应中国现实发展的理论，也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引领下中国抵御住了金融海啸、西方和平演变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因此，不断从实际出发，捕捉中国发展的内在轨迹，提出适合中国发展的分析框架，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真实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真实地反映现实，成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一个工具。随着近性的萌发，各个时代的人们都对理性推崇备至，其原因是由于人们认为只有理性才能真正反映现实，并在实践中彰显人的力量。而思想要具有力量，就需要能够真实反映现实。思想体系能够真正引领时展，其基本要求就是摒弃从观念到现实的思考模式，真正从现实的感性基础出发，寻找现实发展的轨迹，并从中提升出认识现实的框架，这样才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基础，也只有真实反映现实的价值体系才能说服人。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正是本着真实反映现实的原则，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认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4]（P41），才能获得广大劳动者的认可。邓小平正是从中国发展的状况出发，看到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与人民的贫苦，果断地实行改革开放并认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5](P231)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P11)相反，虚假的思想可能迷惑人们一时，但随着现实的发展，人们认识的不断增强，以及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为理论所解释，人们对虚假思想就产生不认同，从而造成认同危机。“”时期提出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口号及“两个凡是”观点就是鲜明的例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遵照真实反映现实问题的原则，才使自身成为中国实践的路标，指引现实不断发展。

第四，人民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以人民群众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理论体系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当代，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经济上表现为对财富以及能力的追求；在政治上表现为对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文化产品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自主参与文化创作的意识；在社会上表现为对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诉求。因此，理论体系要全面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期能够实现自身功能。正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7](P2)的理论命题，提出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从长远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价值取向，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目标。马克思把“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53)的联合体看做是共产主义，并认为这样的联合体能够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P52)，这就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好诠释。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人民性的原则，使理论本身成为“为人民立言”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维护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第五，本土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实践过程中生成、发展和升华的，“中国特色”是理论体系形成的主要特点。“中国特色”对于理论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理论体系的基础层面看，正是有着中国改革实践的丰厚土壤，才能生发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体系，才能破解中国问题；从理论体系的目的看，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为了引领中国未来发展，激励中国人民热情，团结中国人民力量，只有适应中国情况的理论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从理论体系的认同层面看，只有本土性的理论体系才能抓住人民的内在心理，才能保证人民理解和认同，并形成共同信念，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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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1

从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出《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起，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体育理论界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其中卢元镇、黄捷荣、刘德佩、吕树庭等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讲:“社会学不研究社会问题难以称得上是社会学”，同样体育社会学不研究体育社会问题，也只能是理论家们象牙塔里的玩物而已.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了从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关于体育方面的文章，发现有7b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方面的论文，有研究体育暴力的、兴奋剂问题的、侵占体育场地设施的、独生子女引起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等等，这表明我国体育理论界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是务实和严谨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论文多是对某一具体间题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从整体层面或基本理论方面来研究的很少.

2、质疑

在以前的一些论著中有出现过“体育的社会问题”或“体育中社会问题”等，而“体育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与它们有严格区别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过多讨论.“体育社会问题”这一词组，在国内最早是出现在卢元镇先生1989年发表于《体育论坛》上的《试论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一文中，该文较完整地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种类和特点，同时对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欠缺的是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是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问题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处于未确定状态，也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中使用得多而定义却不确定的概念之一值得庆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中，看到肖洁副教授的《对当前体育社会问题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对文”)，第一次试图给出了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这是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开端.但是我认为“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是不够准确的，值得商榷.

一、“对文”称“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它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我疑惑:

(1)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违规违纪都是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种行为“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和纪律，这表明“违规问题”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那么“体育违规问题”就是指“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对文”指出“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那么就是说“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这一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盖所有的、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

(2)“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从上面这个判断句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体育行为”、“体育……活动”，我们知道“行为”、“活动”都是动性的，按“对文”的意思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动性的.那么体育社会问题就没有静性的了.

(3)“对文”的第三部分—当前主要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例6"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体育社会问题，但请问这一客观存在的、静态的现实，如何具有“行为”或“活动”去违反了哪样的规定和纪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一问题就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

(4)“对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是我国特有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一，但用“对文”的定义来考查，却要得出否定的结论.“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它是表明“问题”产生的范围—“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是“违规违纪”的.而我们知道，产生“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国政府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成为体育强国，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倾向于竞技体育，即问题产生于政治和经济方面而非体育方面;竞技体育的超常规发展，不仅不“违规违纪”，相反是我国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综上所述，“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体育社会问题，问题产生的“范围”不是“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也不“违规违纪”，那按“对文”的定义，“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应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对文”的第二部分—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体育行为中，常用五个标准来衡量:

(1随反国家有关法律、政策的一切体育行为;

(2)违反体育目的、任务的一切行为;

(3)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

(4)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的一切行为;

(5)违反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一切体育行为.

就此五个标准，逐个予以质疑，会显得很繁琐，仅就标准“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说，某运动员在篮球比赛中的“带球走”，就是一个违反篮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行为，并且也仅是一个违例行为.但按“对文”标准的界定，“带球走”却成了一个“体育社会问题”.不可否认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的子集，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说: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会协调发展，……须动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社会现象.‑A、请问“带球走”是如何“破坏社会正常运行”或“妨碍社会发展”的?B、所谓“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即是动用政治、经济、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决.而对于运动员“带球走”，裁判员吹一下口哨就解决了，难道裁判员吹口哨也是“动用社会力量”?

所以，从“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仅仅看到体育社会问题是“行为”的—动性的方面，而看不到体育社会问题是“事实”的—静性的方面，那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缩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为”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动性部分的扩大化.

3、分析

对于如何定义“体育社会问题”，我认为:

第一，体育社会问题是从属于社会问题的，首先它必具有社会问题的通性—危害社会秩序.另外，体育社会问题又是有别于其它社会问题的，这说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响体育的发展.根据一些专家学者对我国许多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表明，其对社会的危害远不及其他社会问题强烈，其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体育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对体育社会问题作出定义时，必须表明它的两重属性，即通性和特性. 转贴于 第二，对于任何具体的概念，都存在一个范围，绝对不是“一切”的，同样体育社会问题也是有范围的.对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体—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对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存在三种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别是美国《社会学百科》认为“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它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以及与其它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营原礼认为“是从社会学观点研究体育事实及与体育有关的问题，力图使体育合理化的科学”;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会长安德理斯·霍尔(A " Wohl)则认为“是记述、研究与体育运动及体育社会功能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的经验科学.它通过研究促进体育运动发展或妨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阐明规定这种发展的法则，并且在我们期望的范围内，通过这种研究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虽然他们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样，但对本质东西的认为基本是相同的，即体育社会学是“第一，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第二，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其内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第三，研究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及它与其他社会组成部分的关系。”

了解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对体育社会问题定义时:

(1)应该把体育运动上升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因为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体育社会学内容之一，体育社会学本身是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的，那么界定体育社会问题时，也应该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同时体育社会学又是社会学的分支，探讨体育社会问题也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发展到当代社会，广泛地和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种族。··…等发生联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组织结构、法律法规、经济运行机制、保险保障制度……等等，已构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反之体育社会问题出现后，大多是通过对体育运动的某一机制或制度产生影响，从而阻碍或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的.

(2)应该表明是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现象”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那么“社会现象”就是“社会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社会事实都属于社会现象.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也就是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和社会事实.

4、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体育社会问题应是: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

如此理解体育社会问题是因为:

(1)指明了体育社会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时必须具有两重属性:通性—危害正常社会秩序，须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特性—影响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例如足球“黑市”，如果它是纯粹的，虽与足球这一体育事实相联系，但它只是危害社会秩序，那也只能归于其它类型社会问题.如果过程中，有收买球员、裁判员，或通过种种方式控制和干扰比赛，那它不止危害社会秩序，同时影响了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就属于体育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2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从政治层面解读，也可从学术层面分析。本文试从学术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给予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的我们自己的中国理论。

一、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把握它立论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中国国情：准确判定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这一历史方位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及时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

(一)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应当如何正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为我们提供了指南。马克思恩格斯曾从多个角度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按照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把社会分为五种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认为个人独立性形成的过程会经历“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类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和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指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问题时指出，它可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通过正确引导，从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析虽然角度不同，但根本依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即便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却无法跨越生产力水平的局限。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政治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卡夫丁峡谷”，但却没有充分汲取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成果，只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仍不发达，民主法制不健全，公民社会不成熟，封建残余未肃清，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现象并存，等等。由此，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征途中。确定当今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意义重大，它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点。

(二)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主要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现阶段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要做个“除法”，都会变得微不足道，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仍然是当务之急。其次，在“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存在着“蛋糕分配”不好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外，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是关键。第三，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第四，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促使人的创造潜能释放、进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空间依然很大。上述问题是“发展”和“发展不足”问题。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人民群众的期待：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蕴涵着人民群众的期待：在经济层面是富强；文化层面是文明；当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人民群众会日益增长出政治层面的民主需要、社会层面的和谐需要。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人民群众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事业，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实现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的社会主义。

上述是中国在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

二、中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解决的问题

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人民期待都会通过“问题”表现出来。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时代只能提出它所能解决的任务。正是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当代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解决三大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由此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三大根本问题在实践中的历史展开，决定了三大理论成果之间在理论上创新的逻辑进程。这三大根本问题不是从书本和伟人言论中引出的，而是来自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人民期待”的把握，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且在解决根本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出来的。

(一)“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与邓小平理论

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影响，过去我们在看待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个主要教训及其思想根源。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看待社会主义，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任务，结果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礼会主义。由此，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必须关注的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首先就是通过解决“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确立起来的。

在邓小平看来，要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首先必须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要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从认识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政治意义在于，冲破“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改变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由此，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就是大

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这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首要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六个基本内容，而通过改变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逻辑线索，是以思想解放来打破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进而从制度层面推动人性解放。其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集中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影响上层建筑。在利用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利益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各种社会阶层都在为创造社会财富发挥作用，我国社会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和多种利益诉求。“市场经济”、“社会多样化”和“各种诉求”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我国上层建筑、尤其是党的执政问题上来，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一时代课题的政治表述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重回答了这一问题。首先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党能够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为此提出，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包括提高“五种能力”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等。这些基本内容最终提升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包括“党的执政方位论”――“党的建设历史课题论”――“党的先进性建设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四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内容。

由上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逻辑线索：首先确定党执政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性课题，然后与时俱进地从政治上层建筑层面进行自我调整。所集中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与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其使命主要是解决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自觉地把发展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国家强大结合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科学发展观总结并汲取了以往我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十几年快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创新的战略思维，力求解决如何“又好又快”这一发展的根本问题，力求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围绕这条道路提出更为完整的总体布局和行动纲领。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理论(“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一种达到当代中国实践要求水平的理论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是一种指导方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它是一种战略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概括地讲就是。“第一要义是发展”，回答为什么必须发展的问题：“核心是以人为本”，回答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回答根据什么要求来发展的问题；“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回答以什么方法来发展的问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路径就是十七大报告所阐述的。要从两个层面抓贯彻落实：一是实现四个“根本要求”，即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二是实践“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这里，“历史起点及其主题论”――“政治地位论”――“科学内涵论”――“贯彻落实论”，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四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内容。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推进，都与提出以人为本相关。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要集中回答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

由此可见，三大理论成果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为解决不同阶段的根本问题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显著特点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三、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所需要的思想资源

解决上述根本问题，需要从哲学上总结、提升和汲取一切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这些“中国经验”总的来讲包括以下内容：用功能思维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问题：用内外因思维解决改革中“自我完善”与“外力推动”有机统一问题；用辩证思维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结合”问题；以和谐思维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用全球开放思维解决一切优秀思想资源的利用问题。这些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开放特色和创新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总结提升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一)用功能思维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问题

在以往形成的热衷于分辨和争论事物性质和名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我们往往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但实际上属于人类共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当作“姓资”而加以排斥。结果影响了对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吸收。运用功能性思维破除这种“定性思维”，就是既要分辨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性质’’对立，又要看到在当前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要应对各种挑战并能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注重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国家的实力，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在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许多事物和对象在性质上处在混合和不确定状态。对此，我们既要追问事物的性质，也要追问事物对我们的发展有什么功用、价值和意义。时代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注重功能思维。二者的有机

结合，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突破僵化的“定性思维”的禁锢。实际上，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运用功能思维来解放思想的过程：我们以“实践标准”来冲破“两个凡是”；以“生产力标准”来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冲破“姓社姓资”的抽象思维定势，等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种功能思维来解放思想，以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进而解放人解放生产力。这一经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用内外因思维解决改革中“自我完善”与“外力推动”有机统一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就是要打破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机制，尤其是冲破传统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的阻碍，以便从体制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我们十分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革我们自己的命”。由于阻力巨大，“自我完善”还必须借助外力推动。这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社会结构；把缺乏制约的“集权型”权力结构，转变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注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分权型”权力结构；把政府权力至上且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公共权力和民主三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新型结构无疑是有利于人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的。

(三)用辩证思维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结合”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注重解决好“基本面的结合”问题至关重要。所谓基本面的结合，就是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层面的问题处理上注重对立面的统一和结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党运用辩证思维，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把矛盾双方置于一个统一体中，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有利方向发展，从而克服了形而上学，避免了左右摇摆。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和提出了10个基本面的结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四)用历史态思维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传统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是从传统中国社会中演化而来的，传统社会承载的文化传统因子已积淀为一种民族的心理结构。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就必须接中国之“地气”，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辩证地对待文化传统，从中“提取”具有时代意义的精华。

传统有其“硬体”与“软体”。硬体是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制度层面，软体是指其文化价值系统。中国传统的硬体已被历史宣告“死亡”，而作为软体的文化价值系统虽几经批判，但依旧心口相传绵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辩证对待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从中离析出在当代依然有生命力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益的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是一个以儒家为主干，儒释道三家互补的综合系统，这个系统秉持一种整体的关联性思维方式，注重“整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贵和尚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基本精神为特点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分工与合作使大家成了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多元利益主体间存在着共生共赢的关系，因此在遵守共同游戏规则前提下，“利和”、“竞和”取代了自由经济初期的你死我活的对立性竞争。这些变化印证了中国注重整体和谐思想存在的价值。工业文明以来，在工具理性支配下，资本主义以向自然开战的方式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同时也摧残了自然“母体”，给一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而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给予世人深刻启示，发展不能只注重经济GDP，同时还要注意生态GDP；发展也不能只是“唯我”，还要注意“利他”，更要考虑子孙后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批判地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等价值理念，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在经济上实现“利用厚生”、在政治上实现“政通人和”、在思想文化上实现“兼容并包”、在生态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建设上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之境。

(五)用全球开放思维解决一切优秀思想资源的利用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本主义虽然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却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全面、平等、和谐为发展代价的，因此他在描述未来社会一般特征时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概念，但这些思想原则是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基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情提出的，但它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中提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便体现了这一点。

列宁在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从“俄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小农经济占优势”这一国情出发，认识到俄国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行不通的。列宁在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中看到了二者的统一，提出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家的资金、技术、商业经验和经营管理方式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和人才准备。他提出了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构想，发现新经济政策是结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路。列宁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认为俄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固然不能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却使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有特殊“走法”，等等。列宁对俄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全面反思和取得的成果。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初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且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并“以苏为鉴”，探讨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十大关系，指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要注意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由此，他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法。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

更长的时间。”虽然后来由于对形势判断的某种失误，偏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正确路线，但他的上述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资源，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协调”与“统筹兼顾”，就是如此。

四、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立足中国同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辩证思维、解决中国问题，必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道路”。这一道路可从政治和学理两个层面加以表述，而两种表述所蕴涵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道路”的政治表述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1)一条“基本路线”，侧重于发展路线；(2)一个“总体布局”，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侧重于行动纲领；(3)一个“发展目标”，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侧重于发展目的。

“中国道路”的学理表述，我们概括为“一元主导、二基和谐、自主创新”的道路。它包含三层涵义。(1)一元主导。侧重政治原则、根本前提与主体，在中国道路中具主导地位。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政治优势：政府的主导性是中国一个重要国情：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政治信念影响着我国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经济体制运行上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政党制度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国家政体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为国家权力主体，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主体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历来强调的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不能动摇，不能忽视。(2)二基和谐。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两个基本面”的和谐性结合，在中国道路中具有协调、平衡、统筹兼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中国道路既注重整体推进、关系协调，注重综合一切积极要素向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聚集，更注重基本面的结合。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详细展开和阐述的“十个结合”。此外，还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利用人类优秀成果和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共创发展成果和共享发展成果相结合、快速发展和关注民生(又好又快)相结合、社会活力和社会和谐相结合、改革的上下联动相结合、循序渐进式和超越式发展相结合等，也都是强调基本面的和谐性结合。(3)自主创新。侧重致思取向，在中国道路中具有动力作用。从邓小平的“走自己的路”，经的“富于创造性”，再到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核心发展战略，都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主观能动性。都在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

五、中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外影响

如何看待在中国实践土壤中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的合理解决，必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理论应充满自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意义，体现为对“中国特殊性”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中国走向成功的促进。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汲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优秀成果，同时又立足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发展要求、总结中国经验和解决中国问题。这样的理论接“中国地气”，植根于“中国土壤”，体现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它已经成为团结人民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其次，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体现在其特殊性具有“一般价值”，它解决的问题是世界眼光中的中国问题。因而它将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也将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一，这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显示出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或“模式”的独立价值，并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增加了信心，提供了精神财富。

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篇13

从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出《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起，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体育理论界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其中卢元镇、黄捷荣、刘德佩、吕树庭等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讲:“社会学不研究社会问题难以称得上是社会学”，同样体育社会学不研究体育社会问题，也只能是理论家们象牙塔里的而已.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了从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关于体育方面的文章，发现有7b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方面的论文，有研究体育暴力的、兴奋剂问题的、侵占体育场地设施的、独生子女引起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等等，这表明我国体育理论界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是务实和严谨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论文多是对某一具体间题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从整体层面或基本理论方面来研究的很少.

2、质疑

在以前的一些论著中有出现过“体育的社会问题”或“体育中社会问题”等，而“体育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与它们有严格区别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过多讨论.“体育社会问题”这一词组，在国内最早是出现在卢元镇先生1989年发表于《体育论坛》上的《试论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一文中，该文较完整地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种类和特点，同时对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欠缺的是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是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问题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处于未确定状态，也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中使用得多而定义却不确定的概念之一值得庆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中，看到肖洁副教授的《对当前体育社会问题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对文”)，第一次试图给出了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这是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开端.但是我认为“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是不够准确的，值得商榷.

一、“对文”称“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它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我疑惑:

(1)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违规违纪都是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种行为“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和纪律，这表明“违规问题”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那么“体育违规问题”就是指“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对文”指出“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那么就是说“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这一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盖所有的、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

(2)“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从上面这个判断句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体育行为”、“体育……活动”，我们知道“行为”、“活动”都是动性的，按“对文”的意思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动性的.那么体育社会问题就没有静性的了.

(3)“对文”的第三部分—当前主要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例6"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体育社会问题，但请问这一客观存在的、静态的现实，如何具有“行为”或“活动”去违反了哪样的规定和纪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一问题就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

(4)“对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是我国特有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一，但用“对文”的定义来考查，却要得出否定的结论.“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它是表明“问题”产生的范围—“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是“违规违纪”的.而我们知道，产生“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国政府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成为体育强国，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倾向于竞技体育，即问题产生于政治和经济方面而非体育方面;竞技体育的超常规发展，不仅不“违规违纪”，相反是我国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综上所述，“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体育社会问题，问题产生的“范围”不是“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也不“违规违纪”，那按“对文”的定义，“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应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对文”的第二部分—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体育行为中，常用五个标准来衡量:

(1随反国家有关法律、政策的一切体育行为;

(2)违反体育目的、任务的一切行为;

(3)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

(4)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的一切行为;

(5)违反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一切体育行为.

就此五个标准，逐个予以质疑，会显得很繁琐，仅就标准“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说，某运动员在篮球比赛中的“带球走”，就是一个违反篮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行为，并且也仅是一个违例行为.但按“对文”标准的界定，“带球走”却成了一个“体育社会问题”.不可否认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的子集，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说: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会协调发展，……须动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社会现象.‑A、请问“带球走”是如何“破坏社会正常运行”或“妨碍社会发展”的?B、所谓“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即是动用政治、经济、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决.而对于运动员“带球走”，裁判员吹一下口哨就解决了，难道裁判员吹口哨也是“动用社会力量”?

所以，从“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仅仅看到体育社会问题是“行为”的—动性的方面，而看不到体育社会问题是“事实”的—静性的方面，那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缩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为”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动性部分的扩大化.

3、分析

对于如何定义“体育社会问题”，我认为:

第一，体育社会问题是从属于社会问题的，首先它必具有社会问题的通性—危害社会秩序.另外，体育社会问题又是有别于其它社会问题的，这说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响体育的发展.根据一些专家学者对我国许多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表明，其对社会的危害远不及其他社会问题强烈，其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体育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对体育社会问题作出定义时，必须表明它的两重属性，即通性和特性.

第二，对于任何具体的概念，都存在一个范围，绝对不是“一切”的，同样体育社会问题也是有范围的.对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体—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对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存在三种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别是美国《社会学百科》认为“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它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以及与其它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营原礼认为“是从社会学观点研究体育事实及与体育有关的问题，力图使体育合理化的科学”;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会长安德理斯·霍尔(A " Wohl)则认为“是记述、研究与体育运动及体育社会功能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的经验科学.它通过研究促进体育运动发展或妨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阐明规定这种发展的法则，并且在我们期望的范围内，通过这种研究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虽然他们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样，但对本质东西的认为基本是相同的，即体育社会学是“第一，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第二，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其内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第三，研究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及它与其他社会组成部分的关系。”

了解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对体育社会问题定义时:

(1)应该把体育运动上升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因为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体育社会学内容之一，体育社会学本身是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的，那么界定体育社会问题时，也应该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同时体育社会学又是社会学的分支，探讨体育社会问题也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发展到当代社会，广泛地和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种族。··…等发生联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组织结构、法律法规、经济运行机制、保险保障制度……等等，已构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反之体育社会问题出现后，大多是通过对体育运动的某一机制或制度产生影响，从而阻碍或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的.

(2)应该表明是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现象”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那么“社会现象”就是“社会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社会事实都属于社会现象.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也就是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和社会事实.

4、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体育社会问题应是: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

如此理解体育社会问题是因为:

(1)指明了体育社会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时必须具有两重属性:通性—危害正常社会秩序，须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特性—影响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例如足球“黑市”，如果它是纯粹的，虽与足球这一体育事实相联系，但它只是危害社会秩序，那也只能归于其它类型社会问题.如果过程中，有收买球员、裁判员，或通过种种方式控制和干扰比赛，那它不止危害社会秩序，同时影响了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就属于体育社会问题.